中美新对话：美国开出“大支票”

　　奥巴马政府对首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表现出了很高的期待，但一次会议很难解决所有问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晴川、陈璟贝发自华盛顿、北京 尽管此前有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尽管此前有了中美战略对话(美方称为“高层对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在4月伦敦会面时对中美关系进行了一次“加法运算”。由此合并而成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本月27日至28日在美国 华盛顿举行。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将与奥巴马的特别代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共同主持对话。美国方面的高度重视，让人不禁感兴趣美国“葫芦里究竟有什么药”？

　　奥巴马亲临致辞

　　作为共同倡议者之一，奥巴马对此次对话十分重视。美国白宫发言人吉布斯早在21日就宣布，奥巴马将在27日的对话开幕式上致辞。对话结束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白宫会见中国代表团成员。

　　“奥巴马将亲自出席开幕式，可见总统对此次对话的重视程度。”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孙哲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此次会议动员了大半个华府的官员，其中还有很多明星政治家。“对华盛顿而言，要在两天时间内，将这些官员集中在一起开会，可不是间容易的事。”

　　在分析奥巴马政府重视此次会议的原因时，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认为，“这次会议对美国制定下半年、甚至更长远的对华政策有很大影响，也可能决定年底哥本哈根会议成不成功，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起到引导作用，因此奥巴马政府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美方会前“亮底牌”

　　从结构上看，本次对话分为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双轨制，分成两个小组分别对话。但其中有分也有合，会议期间还将召开两个小组的全体会议和联席会议。美国官员称，全体会议讨论的议题当中，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是一个重点。

　　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吹风会上，美国财政部负责对话事务的执行秘书长兼高级协调人洛文杰称，就经济对话而言，美方想就三个重点内容与中方协商：经济复苏和改变双方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方向，美中在国际金融机构方面进行合作，及确保双方加强保持贸易开放和投资政策的努力。

　　同时，洛文杰还着重强调了经济对话中的两个具体议题。其中之一是政府采购，美方希望“中国开放这一美国公司过去无法涉足的领域”。另一个议题是鼓励中国公司对美直接投资。他宣称，中国公司对美国审查外国投资程序不必顾虑太多，并强调美国财政部领导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虽然从国家安全角度审议外国投资，但审议面很窄，而且会全盘考虑美国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而据其他美国官员介绍，在战略对话领域，双方将讨论广泛的全球性问题，包括防扩散、反恐、全球治理、流行性疾病、可持续发展等。也会包括地区性问题。同时，双方也将讨论包括朝核、伊核、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际热点问题。当然，双边问题也是重点。

　　中美几经磨合的联姻

　　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对华战略几经修正，从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政策、小布什第一任期的“战略竞争关系”、到第二任期的“利益攸关方”，美国对美中关系定位的不断变化反映出美国决策者的犹豫和两国关系的复杂，也揭示了出两国实力对比变化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影响和美国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忧虑。但是经过多年的磨合与交往，美国似乎逐渐找到了与中国交往的较为理想的模式。有专家认为，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体现出的是美国一种对华持续接触的战略，是为建立长期稳定的中美关系而作出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认为，“美国新政府继承的是一个20年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双方对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制度化，美中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相互依存，在范围广泛的议题上，双方都进行着密切合作。高度制度化的合作，讨论议题的广泛，都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成熟与健康。战略与经济对话正是这种态势的体现。

　　舆论认为，从美中关系的角度而言，这是两国关系沿着稳定轨道“渐入佳境”的标志。

　　美国大支票背后的虚实

　　不过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传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22日就此次对话举行了专题研讨会。与会的美国专家称，这次对话“将不会产生任何堪登头条的重要成果”。外交关系学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斯蒂芬·达纳韦直言，这次对话不会宣布任何重大的政策改变。

　　而《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称，在此次对话的三个核心问题：安全(特别是朝核问题)、经济(特别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和气候变化(特别是今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商讨《京都议定书》到期之后的谈判)方面，虽然经济危机和华盛顿的政府换届都使得辩论内容发生了变化，“但却并没有拉近老牌大国美国和新兴大国中国在达成共识上的距离。”

　　其实，对于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也保持着冷静的思考。孙哲认为，中国的态度还是很理性的。“美国的确打算给中国开一张大支票，中国需要对自身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考虑自己的综合实力和改革需要，量力而行。”

　　显然，中国也并不指望“一次会议就解决所有问题”。袁鹏认为，虽然这次会议可能取得的具体成果不多，虽然确定基调和营造气氛听上去似乎“很虚”，但是若能做到，本身意义已经很大。“中美双方有60多种机制可以解决问题，这次的最高层机制不一定是要解决很多具体的问题，可以先定调，具体问题可以以后用其他机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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