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球经济在今年9月份停止衰退，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但这很可能会像日本那样，是持续几年时间的经济滞涨；目前的股市好得有点不同寻常，这是市场对今后良好预期所带来的大涨——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被誉为“预言家”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今天于北京所作的《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演讲中，不仅又一次“预言”了今后的经济走向，甚至对股市大势也做了具体“预测”。

　　切不要忘记祖父辈的教训

　　一个经济学家，在一生中如果能预测到一次经济危机，已非常不易；但克鲁格曼成功“猜”中了两次。克鲁格曼坦言，虽能在“预言”亚洲经济危机后，再次“猜准”全球金融危机，但这并非因为他聪明，“我也是个喜欢用图表说话的经济学者之一，大部分人觉得此次危机毫无预兆，但只要把眼光倒退三代，就能发现，我们的祖父辈对经济危机并不陌生。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前，能够发现与1930年‘经济大萧条’前夕非常相似的征兆，而且危机发生后的情况也与‘大萧条’发生后非常类似。”

　　克鲁格曼称，1930年代的“大萧条”给了人们很多教训，但大家都忘记了这个教训，觉得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完全有能力应对经济危机，“大萧条”不会再发生。他以图表分析说，从全球工业生产角度来看，工业生产的下降曲线与“大萧条”时期的第一年非常相似，而且曲线的下降幅度与“大萧条”时期非常接近。1936年，就曾有美国经济学家就“大萧条”撰写过启示录，克鲁格曼称，现在只要把当年的启示录稍改动几个字，就可完全拿来描述当前状况。“从图表中，还可看到世界贸易量曲线比‘大萧条’时期下降更快。”

　　货币政策“扛不下”所有问题

　　“1997年之前，我认为货币政策可解决很多问题，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我开始反思货币政策——它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亚洲金融风暴后，东亚各国不但不能提高利率，反而必须降低利率防止经济崩溃，这让克鲁格曼发现，无法简单用货币政策“对付麻烦”。

　　“货币政策是第一道防线，一旦打破麻烦就大了。事实上，本世纪初已有人意识到美国出现了日本1990年代经济危机前的迹象。”虽然很多美国经济学家一直很关注日本问题，认为日本问题是其反面教材，但在此次危机前，很多人对是否可用“非常规手段”解决经济危机，回答仍一致肯定。“危机发生后，市场对政策长期预算赤字的承受能力已达到极限，利率已不可能再降了！”

　　克鲁格曼说，经济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实际上有了很大调整，过去美国主要投资是国债，现在购买了大量其他资产，对经济带来大量“强刺激”。“目前经济已有所缓和，但要恢复到正常状态，暂时仍是不可能的。美国政府持有资产已从8000亿增至2.8万亿，不可能再增加。”

　　经济危机最低点已过去

　　即使是被国际经济学界誉为“悲观主义者”的克鲁格曼，对今后的全球经济走向也并非“完全绝望”。他认为，从目前各项经济数据指标来看，经济危机的最低点与糟糕状况，应该已过去。“虽然全球经济总量仍在萎缩，美国经济亦持续萎缩，但与两个月前相比，萎缩幅度正在逐渐减小。”他举例说，虽然美国现在救济金补助申请每周仍有几十万件，但与之前每周46万件的高峰相比，这一数据已明显下降。“全球经济的‘自由落体’状态已经结束。虽然停滞状态仍会继续，但情况可能不会像‘大萧条’时期那样糟糕。”

　　有观点认为，经济危机在今年9月就能结束。对此，克鲁格曼表示这并不奇怪，“但9月全球经济衰退停止，并不等同‘恢复’。”从以往经验看，在历次经济危机中，各新兴经济体都可通过出口量增加，得以从“赤字”逐步转为贸易赢余。“此次危机是全球危机，各国不可能增加出口渡过难关，除非有另一个星球来进口我们的产品。面对世界性危机，真正‘上扬’需很长时间。”

　　劳动力成本依然是中国优势

　　这位在前不久对奥巴马政府800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谈及“中国机遇”时却表现出了审慎的乐观态度。在他看来，中国并无内生性经济危机，而仅面临出口困境。

　　对中国较长时期处于贸易顺差，并可能在金融危机后仍保持这一状态的事实，克鲁格曼坦率地说，不得不承认，劳动力成本是“中国机遇”。他分析，中国制造业平均薪资水平为美国的1/4，在人民币并不自由兑换的条件下，这是中国所具备的“相对优势”，因为美国人、欧洲人无论吃饭、穿衣，仍无法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依赖。“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国的状况，将延续较长时间。”

　　有观点认为，此次经济危机证明了政府调控的重要性，对此，克鲁格曼说，政府只能担任“裁判员”与“灭火员”，决不该是造大楼的人。对于目前美国70%债务在国有机构手中把持，政府近来又控制了汽车行业，他表示这只是“权宜之计”，“政府是效率低下的管理人，他们很快会退出经济市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虽然我们总担心噩梦来临，但噩梦确已成真；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保持乐观态度，因为生活还将继续。”克鲁格曼开玩笑说，但愿自己是个愚蠢的人，保持了错误观点，“希望几年后我再来中国时，发现当年的判断是完全谬误的。”

　　本报记者 姜澎 王乐(本报北京5月11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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