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人民币 人民币的亚洲

　　□ 中信银行副行长  曹彤/文

　　近三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尤其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更是将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深层次问题暴露无遗。

　　建立三足鼎立新格局，是解决货币体系深层次问题最优方案

　　当今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是因两次大的历史性制度安排形成的。

　　一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构建的以美元为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简单地说就是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

　　二是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不再遵守布雷顿森林会议协议，放弃美元与黄金及各国货币间的固定汇率安排(从此，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间自由浮动，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

　　全球的货币金融体系在这两次大的历史性事件的推动下，形成了今天的独特格局：全球各国均放弃了金本位制，与美元建立基准关系(或固定或浮动)，美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占全球贸易结算量的70%，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全球货币事实上建立在单一美元本位币的基础之上(尽管1999年1月诞生了欧元，但其稳定性、国际影响力还远无法与美元同日而语)，美联储成为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造币税的收益。

　　无疑，这一货币金融格局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美国自身的货币政策与全球的货币稳定间存在重大的内在冲突。当美国“全球争霸”战略或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战略需要资金时，自然会增发美元，形成全球货币供给与需求的失衡。除了美国自身的道德约束力外，没有任何货币机制可以对其进行制衡。这一缺陷正是构成70年代以来历次大的金融危机，包括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客观地说，各国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本质都有较深的认识，并提出了很多方案。但是由于二战及冷战以后形成的美国一国独大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这一问题的解决将非常复杂：一是各国货币重新退回金本位时代，与单一黄金(或其他贵金属)挂钩非常不现实；二是当前国际上又没有任何其他货币(包括欧元)能替代美元，成为全球的基准货币；三是美国绝不会自动放弃金融霸权地位。因此，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构建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渐变的过程，是一个基于国家间力量相互消长的演进过程，并需要历史性事件作为“突变”的契机。

　　有鉴于此，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正在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现实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不能幻想美国会自动放弃其金融霸权的地位，需要在现有金融框架下与其周旋(如道义上促进其调整自身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改进IMF决策机制等等)；另一方面应加紧构建未来相对合理的新一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理论上、在方案设计上加紧准备，并取得尽可能多的国家的共识，逐步推动与实施，积累量变，等待时机促成质变。

　　以目前国际间理论与实践积累的情况看，在构建“新一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若干可选方案中，“多元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无疑是最优选择。

　　按现有的国际间强势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演进的趋势看，很有可能形成美元与欧元平分天下的格局(英镑与日元正逐渐被边缘化)，而这一格局对全球来说仍是不稳定的。除了由于美欧之间经济结构的高度相关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巨大的市场潜能未被充分考虑在内(目前亚洲已占全球GDP的1/3，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42%)。因此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成为最优选择，而以当前格局来看，这一多元化体系当然应以美、欧、亚三足鼎立为主(长期来看，随着拉美、非洲的发展，多元化体系可以进一步涵盖五大洲)。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8年11月华盛顿G20会议上曾明确提出改革现有国际货币秩序的四点建议，最后一点就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这一建议既明确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也为我们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

　　构建以“亚洲人民币”为中心的亚洲货币制度

　　在亚洲形成一个统一的、并共同以此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全新的亚洲货币制度体系，构建美、欧、亚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新格局，符合当前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演进的需要。

　　就目前亚洲的政治经济情况看，这一货币制度体系有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是以日元为中心，日元成为亚洲各国普遍承认和接受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并推动“亚洲日元”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建；二是以人民币为中心，人民币成为亚洲各国普遍承认和接受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并推动“亚洲人民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建；三是产生“亚元”，以中、日为主体，亚洲各国共同创建一个全新的并最终替代全部亚洲参与国家货币的亚洲统一货币制度，并以此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建。

　　由于日本自身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其与美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尽管日元早已实现可自由兑换，但亚洲各国对日元的信任度和接受度仍普遍较低。因此，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第一种发展方向可能性非常小。

　　而第三种方案，也是日本曾经明确提出来的，其目标是要建立类似于“欧元”的“亚元”。从亚洲长期的发展进程来看，“亚元”的产生也是有可能的。但由于亚洲各国间相互独立的政治经济发展取向(与欧元区有着巨大差异)，同时中国崛起以后，如何安排内部的货币机制，也很难按照日本一厢情愿的想法达成一致。因此，“亚元”的产生尽管最终可能符合亚洲各国的利益，但中短期来看，可能性也比较小，应属于长期构建的目标。

　　现实来看，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无论是经济、文化、外交还是军事，都处在领先地位。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赢得了很多亚洲国家的信任。以“亚洲人民币”作为构建亚洲区域货币体系的主体，并以此参与国际间金融格局的重建，无疑是区域货币构建中可能性最大的。再加上中国不断增长的大国实力(GDP和进出口总额均已列全球第三，GDP将于两年内成为第二)和与亚洲各国间迅速增长的国际贸易往来(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3.3%是与亚洲国家间的往来，并占东盟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10%以上)，相信在十到三十年的时间跨度内，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什么是“亚洲人民币”？定义“亚洲人民币”需要借助“欧洲美元”的概念。

　　二战以后，美国及时把握住了欧洲重建的历史机遇，推出了“马歇尔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向欧洲提供美元借款，但要求该款项必须用于购买美国的物资，并且借款国与所有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均使用美元进行结算。该计划表面上的结果是推动了欧洲的重建，但更具历史意义的结果是，美元得以在欧洲大陆广泛流通，得以在交易计价、结算和货币储备方面为欧洲各国普遍接受，产生了在美国以外的欧洲地区用于存款、贷款、金融市场交易和国际货币储备的“欧洲美元”。从此“欧洲美元”在欧洲区替代了马克、英镑和法郎，一举奠定了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货币的基础，也奠定了当今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与“欧洲美元”相对应，所谓“亚洲人民币”，是指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亚洲地区各国普遍接受以人民币作为亚洲地区间经济与贸易往来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作为亚洲各国存款、贷款和金融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作为亚洲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

　　在认识“亚洲人民币”方面，有几个要点需要特别强调：

　　一是“亚洲人民币”代表亚洲，并不只代表中国。

　　我们知道，现代大国崛起普遍伴随着在金融领域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迅速提高，伴随着该国的货币为国际间贸易和货币储备接受度的提高。但同时，这种金融影响力的提升，也对既有的国际秩序构成重大影响，一方面会导致既有大国的坚决抵制，恰如当年欧元产生时，就面临着美国的强大压力；日元在国际和亚洲的影响力也是美国始终遏制的对象；另一方面，周边国家也会对此非常敏感，担心成为新型经济体或货币的附庸。

　　对此我们必须要看到，当前亚洲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巨额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的贬值危险(亚洲占全球外汇储备的42%)，非正常波动的美元汇率导致的国际结算的损失，美元本位制固有的缺陷所导致的周期性的重大金融危机等。

　　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根本点就在于构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而构建此体系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以人民币为中心，推动“亚洲人民币”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推动“亚洲人民币”并非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构建全球“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来自亚洲的影响力和利益分配载体，能够代表亚洲国家获取平等的国际金融利益。

　　二是美国的政治压力。

　　美国对于可能威胁到其金融霸权地位的新的金融制度安排都非常敏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曾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但该建议刚一出台，就被美国强力制止，无疾而终。此次，尽管美国表面上积极参与G20会议，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但实质上其只想就IMF的作用和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比例作某种形式的调整，根本不想在货币体系的整体架构上作任何大的改变。“亚洲人民币”计划，一定也会成为美国重点打压的对象。

　　货币金融制度决不是单纯的经济或金融问题，其建立和延伸将主导国际间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任何大的变动必然伴随着大国间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力量的较量，这一点可从当年英镑、法郎、马克，以及后来美元的崛起上找到充分的佐证。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领域建立全球优势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金融领域的扩张应保持适当的节奏。

　　为此我们要有较为灵活的应对策略。一方面我们要高举“国际责任”的大旗，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面临重大困境的情况下，可以多承担一些国际责任，有效地缓解一些国际政治压力；另一方面，要与亚洲各国广泛协商，共同建立(而不是强行推广)“亚洲人民币”货币制度，同时不追求在某个固定时间表下与每个亚洲国家全面建立，而是逐个国家协商，逐步推动。

　　三是与人民币自身国际化改革的关系问题。

　　2005年7月，我国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的改革，并累计升值接近20%，同时对经常和资本项下的外汇进出口规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同时，我们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下自由兑换方面，还是采取有管理可控制的稳健策略。推行“亚洲人民币”计划必然会加速这方面的改革进程，必然对我国的整体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压力(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国际主要强国(美、日、欧盟)基于国际政治、金融与贸易利益的考虑，打着货币购买力平价的旗号，强迫我国人民币汇率自由兑换(当前主要是要求升值)和取消外汇管制；

　　二是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需要更深入、更频繁地参与国际间金融与贸易往来，客观上要求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或成为主要的结算货币；

　　三是宏观调控政策和国家整体战略的需要。我国属于对外高依存度的国家，长期的固定汇率政策和外汇管制将无法支持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同时，随着国力的日渐增强，如何成为国际货币金融制度的主要参与者和制定者，如何利用货币金融手段巩固我国的国际地位，获取大国应得的货币金融利益，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客观地看，后两个压力(动力)是积极的，是从我国自身利益的角度产生的。而第一个压力也是必然的，是我们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同时，所必然要面对和承担的压力。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是个时间问题。

　　当前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美欧等国恶意推动人民币升值，期望以此遏制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引发热钱涌入，导致国内货币政策失效的策略已经较难以继续实施，客观上为我国推动“亚洲人民币”计划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在积极稳妥的思路下，把握住难得的历史机遇。

　　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稳妥推进

　　构建以“亚洲人民币”为中心的全新货币制度，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以欧元为例，早在1969年3月，欧共体海牙会议就提出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设想，但欧元真正的推出却是1999年，历时整整三十年。货币的强弱是国家实力的外在表现，而国家间实力的转变又必然是一个渐变的历史过程，人民币真正走进“通用货币”的历史舞台也必将伴随相似的历程。

　　但事物的质变总是量变不断积累的结果，因此，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提前做好总体规划，积极稳妥地推动，有计划地分步实施。

　　在“整体规划”方面，应按照大体三十年的跨度，区分三个递进的历史阶段，分别进行制度性安排：

　　首先，在第一个十年，人民币仍主要与美元挂钩，应以巨额且稳定增长的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持人民币信誉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可以大力推动东盟10+3框架下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以人民币作为与亚洲国家间清算或援助资金的币种，而以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最终偿付的保障。2008年，中国对亚洲各国的进、出口总额分别是7026亿美元、6632亿美元，贸易赤字为394亿美元，不仅净轧差(贸易赤字)，而且单一进口或出口总额都在我国外汇储备的承受范围内(实际应以净支付，即净轧差为准)。因此，推动与亚洲各国间以人民币计价，最终由美元作支付保障的制度性安排，完全可行。

　　在这个阶段也可以探讨人民币与美元的货币同盟安排，一方面可以探讨人民币与美元间的相对固定汇率的安排(尤其在当前情况下可起到稳定全球货币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探讨中美间的货币互换或保证协议，在全球通缩的背景下，加大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投放，维持全球充足的多元化的货币供给。

　　在这个十年中，人民币汇率改革是否完全市场化，人民币是否完全可自由兑换等问题仍然在可控制的进程中，可以按照介入亚洲和全球的进程逐步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性改革。

　　其次，在第二个十年，人民币逐渐与中国自身国力挂钩，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中国在全球国际贸易量占比的进一步提升，人民币逐渐为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所接受，在亚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并部分成为储备货币。

　　在这个阶段，要求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改革基本完成，要求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比较协调，宏观经济和金融的调控手段比较成熟和稳定，物价、利率、汇率、就业率等中介指标能同时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需求。

　　第三，在第三个十年，人民币逐渐进入亚洲各国企业和居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在亚洲自由流通，成为天然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并具备可以替代各国自身货币、成为亚洲统一货币(或占有相当权重)的条件。

　　在这个阶段，要求充分发挥中国的地区影响力，通过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其他亚洲主要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各类金融机构来推动人民币的充分使用，推动人民币进入民间贸易往来、国际贸易结算、资本市场交易等各个经济领域，并可在香港、台湾等地区推行“人民币联系汇率制度”，设计并推行亚洲统一货币(亚元)制度。

　　在“分步实施”方面，要注重在三个领域的协调推进。

　　一是推动亚洲地区各主要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

　　“亚洲人民币”的推广，既是中国国力增强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不断增强使用范围，“用”出来的结果。而货币的使用，无论是民间的现钞，还是企业间的现汇，都要求有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受理和服务环境。因此，有计划地推动各国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和特定的制度安排(如现钞押运、货币兑换、代理清算、资金拆借等)非常重要。

　　二是推动亚洲地区主要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开展人民币业务。

　　货币和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枢纽。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行和交易货币，意味着人民币全面进入亚洲各国的资本项目，意味着亚洲各国对人民币的依存度大大增强。在这方面可考虑三个层面同时推进：即中国国内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如银行间市场、上交所、深交所)对亚洲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开放；在香港资本市场直接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和票据，并进行人民币计价的交易和清算；新加坡、东京等主要资本市场直接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和票据，并进行人民币计价的交易和清算。

　　三是协调和处理好地区内外主要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如果说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人民币业务还带有较强的市场色彩的话，各种国家间的制度安排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必须由政府来出面推动，比如货币互换协议、货币同盟、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等等。尤其是要看到，货币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从来就是国家之间实力的较量。因此政府必须要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来协调相关事务，展开全方位的“金融外交”。在这方面尤其要处理好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亚洲人民币”必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注意协调和调动亚洲各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如东盟、海湾国家)和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沙特)的利益和积极性，每一项大的制度性变革，都需要形成相互间的默契，都需要把握特定的历史契机。

　　总之，加快推出“亚洲人民币”，构建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新格局，既是应对当前经济金融危机的需要，更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保持国际金融体系长期稳定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以大国的姿态承担起这份历史的责任，为深刻影响并困扰着世界各国的“以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货币金融体系”注入全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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