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吴挺 发自伦敦 

　　“又一个意识形态上帝失败了。”

　　这是《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判断。这位惯于对全球经济进行精辟而深刻分析的英国经济学家认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度危机正改变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

　　面对全球领袖联手挽救金融危机的热浪，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比沃尔夫先生更坦诚而直率。他甚至不惮于对吸引全球瞩目的G20峰会“泼冷水”。“4月2日召开的G20伦敦峰会将以失败告终，”沃尔夫日前在他极具影响力的专栏中宣告，“因为其成员国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全球需求议程’。”

　　不过，沃尔夫承认，G20仍然可能成为全球向新秩序迈进的一个起点。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他并不讳言对此次峰会依然存有的“期待”——希望各国能就全球短期的需求计划，以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胆改革达成协议。

　　不仅如此，沃尔夫还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上周提出的改革单一美元货币体系表示赞同。“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我们需要远离建立在单一国家货币(美元)上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他说。

　　东方早报：《金融时报》最近策划了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的专题，并提出最有能力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的50人，其中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王岐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中国人。您觉得中国在新的全球金融秩序中将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沃尔夫：中国现在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应该发挥它的巨大作用以维持全球需求，调整全球经济失衡。而后者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并拥有约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深信，人民币汇率需要大幅升值。

　　有些人也认为中国可以提供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就个人而言，我不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国家，因为毕竟中国还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而且与几乎所有其他新兴经济体都不相同。

　　东方早报：您在最近撰写的一篇关于全球资本主义未来的文章中指出，过去三十年来的宏观经济规则已经被彻底颠覆了。这将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对制度和秩序进行新的调整，这种调整的核心将是什么？

　　沃尔夫：我认为至少有四个主要的方面需要调整。第一，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谨慎监管的金融体系，而且要特别注重系统监管以及所谓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第二，货币政策要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信贷，这方面的关注不久前才刚开始，但还远远不够；第三，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和赤字规模的逐渐缩小；最后，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我们需要远离建立在单一国家货币(美元)上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

　　东方早报：您认为，这次的G20峰会能否开启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秩序？

　　沃尔夫：不会。但它可能成为朝着那个方面迈进的一个起点。

　　东方早报：如果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推断，眼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会导致“放松全球化”(随着政府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大量银行业活动将回归本国市场)，那么这将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

　　沃尔夫：那对几乎所有国家都是非常糟糕的事。眼下，所有国家都非常依赖国际贸易和海外直接投资。这种关系一旦垮掉，从短期来看，会造成经济紊乱，长期来讲会丧失经济活力，这些都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而贸易依赖型的新兴国家所遭受的损失可能尤其严重。

　　东方早报：在您最新一篇关于G20的文章中，您开门见山地指出这次伦敦峰会一定会“失败”，因为各成员国都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全球需求议程”。那么您对这次G20峰会还有什么期待？G20伦敦峰会还能开出药方吗？

　　沃尔夫：世界经济已经陷入深度衰退，我期待看到这次的伦敦峰会能就全球短期的需求计划达成协议。如果能达成类似的刺激方案，这将远比目前的任何措施更有力。我期待看到各国达成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彻底改革的协议——大尺度地重新分配IMF配额，向新兴国家倾斜，并大幅增加对IMF的可贷资金的注资，至少达到7500亿美元。从更长远来看，G20需要开始考虑就特别提款权(SDR)的分配制定一个定期方案，并制定计划对包括金融监管在内的金融体系进行综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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