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掌控华尔街核心命脉的都是男性白人。但传统正在被颠覆。新崛起的女性银行家们以持之以恒的努力和智慧挣得了一片天

　　□记者 张娅

　　牛年春节，绝大部分中国人还在享受团圆的幸福，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中国证券主席李晶已经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加剧，西方投资者们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越发浓厚。李晶此行就是为了及时向他们介绍最新的中国状况。

　　李晶已经习惯这样永不停歇的生活。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全球各地做路演，有的时候由于连续坐飞机，她连时差都倒不过来，根本睡不好觉。“但我仍然每天对工作毫不懈怠。”李晶说。

　　正是由于李晶们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奋斗，女性银行家才能够在金融行业真正崭露头角。数百年来，掌控华尔街核心命脉的都是男性白人。即使在1990年代初，在华尔街工作的女性还被看作可靠的仆人或者迷人的明星。曾经轰动华尔街的全美畅销书《泥鸽靶》中甚至尖锐的指出：“不管怎样，女性都要保证成为男人工作中的乐趣；若非如此，这些银行通常会把她们放在最差的工作岗位，使其晋升受阻。”而且，各大银行通常遵从白人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白靴法则”，如果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很难打入国际投行核心层。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金融领域的经理和其他管理人员中，有2/3是男性，其中以白人占绝大多数。而在高级管理人员中，白人男性更是占到了80%。

　　不过，传统正在被颠覆，摩根大通是其中佼佼者。在亚洲，摩根大通的女性MD(董事总经理)数量从2004年的14人上升至2008年的46人，女性VP(副总裁)数量也从2004年的433人上升至2008年的851人。这在投行业绝无仅有。近两年，摩根大通雇佣女性员工的比例还在持续增加。摩根大通人力资源部门亚太地区董事总经理卡洛琳·约翰逊(Caroline F.Johnson)对《商务周刊》透露，目前摩根大通在中国的女性员工比例占到了58%。正因如此，摩根大通赢得了“女投行家天堂”的称号。

　　华尔街的女性先锋

　　对于华尔街女性地位的上升，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投行生涯的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副主席伊琳·若诗(Elaine La Roche)，有着最为切身的感受。她回忆到：“30年前我进入金融行业的时候，这个行业是由男性主导的，没有女性销售员、交易员或银行家，客户也是男性。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到商学院学习，并且加入金融行业，很多客户也是女性，一切有了改变。这些巨变是一种自然进化。”

　　年轻时的若诗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获得了国际事务理学士学位，毕业后她任职于美国财政部和白宫。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决定继续读书深造。她努力获取美国大学金融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开始了在华尔街投资银行界漫长的职业生涯。

　　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的20年间，若诗在机构股票部、固定收益部等不同部门担任过多项职务，还是公司第一位女性董事总经理。1990年代中期，在摩根士丹利和中国建设银行合作设立中国首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之时，若诗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于1998至2001年间担任中金公司首席执行官。

　　2001年，若诗从摩根士丹利退休后，曾担任北大国际MBA项目客座教授和掌上灵通的董事会主席，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董事。“当我从摩根士丹利退休后，我以为我会很忙，会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我的人生没有了足够的挑战。”于是，2008年4月，她接受了摩根大通的邀请。

　　“在华尔街很少有女性超过50岁还在工作，但我可以在中国继续我的事业。在中国，我还年轻。”她说。

　　作为华尔街的女性先锋，若诗以作风强硬而著称。这个着装一丝不苟、说话铿锵有力的资深投行家充满活力并热爱富有挑战的运动。她的人生总是在不断迎接挑战。“在每个人的职业生涯中，不是你等着去发现一些事情，而是怎样去让一些事情发生。金融行业尤其如此。”她说，“金融行业的外部环境变化很快，市场变化也很快，你需要高瞻远瞩，随时寻找下一个商业机会，同时也寻求自己的职业机会。你不能像个士兵一样，等着某天有个人来告诉你，‘你做得相当好了，所以现在你可以进入下个阶段了’。”

　　在若诗看来，女性唯有通过经济上的独立才能达到真正的独立。“当我15岁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有份工作，但美国只有到了16岁才能有正式的工作。于是，我去一个店里当服务员。”现在她还时常跟她的三个孩子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仍然可以去做一个服务员。这样在出现任何事情后，你都不至于过度悲伤，还能够养活自己。你得相信你能做到这一点。”

　　若诗的人生历程与美国196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女权运动交相辉映。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风靡一时，作者是被称为第二次女权运动之母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她在书中最重要的观点是，拥有丈夫和孩子并不代表拥有全部，女性应该追求独立和个性。当1980年代女权运动进入全盛时期，这种影响更是表现到了方方面面。

　　在那个时候踏入金融行业的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行长罗丽莎(Lisa Robins)回忆到：“当时，西方女性都穿着中性化的服装。如果男性为女性开门，女性就会说，‘不行不行，我们是平等的，你为什么为我开门’。”

　　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罗丽莎1988年加入摩根大通前身之一大通银行(ChaseBank)在法国巴黎的分支机构，1992年回到美国。此后，她在摩根大通内部从事过多种不同工作，一步步走到现在的高度。2006年，她从纽约搬到香港，负责摩根大通香港资金管理业务亚洲区产品管理。2007年8月被委任主管摩根大通中国区资金管理后，她又来到北京，几乎从无到有建立起摩根大通在中国内地的商业银行并全权负责银行的运作。

　　巧合的是，罗丽莎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在中国起步。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导游，1979年就来过中国。1980—1986年，她成为一家法国公司在中国的总代表。在此期间，她认识了自己的法国丈夫。罗丽莎笑到：“所以说我对北京有着非常好的印象。”

　　罗丽莎和丈夫曾经以掷硬币的方式来决定应该跟随谁的事业，得出的结论是彼此兼顾。于是他们到了巴黎，在那里有了第一个孩子。生完孩子之后，罗丽莎主动出击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家公司主要举办各种讲座和会议，讲述如何在中国做生意，客户主要集中在航空、铁路、食品等行业。

　　投行里的中国“娘子军”

　　十几年来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风生水起，造就了一批应运而生的本土投行家。从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孙玮到美林中国区投资银行业务主席任克英，再到前高盛亚洲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梁红等，都在中国投行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摩根大通也不例外。

　　2004年7月3日，刘小俞走马上任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副主席，主要负责拓展摩根大通在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务，及公司在中国的金融机构战略与发展。

　　实际上，投行工作与父母为刘小俞规划的职业生涯有着天壤之别。刘小俞的母亲是医院院长，希望孩子中有人学医。与其他同年代的人一样，她是在父母半引导半强迫下选择了医科，毕业后到北大医院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做了没几个月，她就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她回忆到：“一般来说，外科的同事有时间都会多寻找上手术的机会，但我有时间就喜欢读书或者和外界的人沟通。当时有不少电话打到科里来找我，都是找我帮忙商业事宜。后来外科主任跟我说，‘你更适合做商业’。我听从了他的教诲。”

　　1980年代底的中国掀起了一股出国潮，刘小俞去了美国。她的同学到美国后都转到了其他行业，刘小俞觉得，“要转型就转大些”，她决定学习金融。

　　刚开始，她对经济学一点概念都没有，课本里又全是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几乎坚持不下来。姐姐对她说：“你第一门课是微观经济学，所以刚开始会觉得生词很多。但没关系，后几章来来回回就这几个词了。”她果然发现，课本第一章结束时，几十页里满是被标注出来的生单词，但后面的课本里这些单词就在被反复使用。

　　加盟摩根大通之前，刘小俞曾担任雷曼兄弟(亚洲)董事总经理及中国投资银行主管。在雷曼兄弟任职的三年半时间，她带领团队成功赢取并顺利完成了数宗大型交易，在加盟的第一年里，她就为雷曼解决了与中国企业的数个法律纠纷，特别是与中国五矿集团拖延了十年之久的官司。此前她还曾为里昂证券设立北京代表处，并担任董事总经理及中国投行负责人。

　　刘小俞至今记得完成第一个项目的时间：1996年11月8日，华润北京置地在香港挂牌上市。这是中国房地产业的第一支红筹股，也见证了香港证券市场经过1990年代中期几年熊市后的回暖。在伦敦路演时，投资者反应十分热烈。当天晚上，刘小俞和同事一起去酒吧喝酒庆祝到很晚。“忙了几个月后，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她回忆说。

　　与刘小俞相比，摩根大通另一位负责科技行业投行业务的董事总经理单丽红的投行之路则要顺利得多。她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就选择了国际金融专业。“当时只是觉得很前卫，而且很国际化”。毕业后，她先到外企做了一年，然后进入国外首批来华的私募基金——亚洲战略投资公司。1993—1995年，短短时间内，她所在团队募集了4.5亿美金做投资。后来在耶鲁大学读完MBA之后，单丽红在雷曼兄弟公司一做10年，直到2006年回国加入摩根大通。

　　“过去13年里，我做的都是同样的工作，即帮助全球的科技公司进行并购和融资。”单丽红说，“刚开始一星期做110个小时，我觉得很充实，因为可以在最短时间学到多方面知识。随着经验的丰富，就要充实自己的行业知识和对金融产品的把握。当达到管理层，则要负责业务开发、客户管理和团队建设。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找到比投行更有意思的职业。”

　　现在的刘小俞经常会给年轻的同事讲述一个故事。刘小俞的朋友在一次晚会上碰到了墨西哥大使，就问他：“您在做大使之前是做什么的？”大使说：“我是做投资银行的。”朋友感叹到：“那您的跨度挺大的。”大使回答到：“能做投资银行的，什么不可以做？”刘小俞觉得这个故事准确概括了投行的职业特征。

　　以柔克刚

　　由于关注女性员工的成长，摩根大通曾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女性MBA最佳雇主”，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为“女性最理想的50家工作单位”之一。在卡洛琳·约翰逊看来，包容性是摩根大通多元化最重要的一部分。她强调：“单从性别来讲，从刚开始雇人到培训到最后高管的提拔，摩根大通在整个职业流程中都想尽办法创造适合女性的环境。我们试着在创造一个职业平台，让女性都能介入进来。”

　　摩根大通认为，多元化不仅仅是做对的事，更是一种竞争优势。与一些投行强调个人英雄主义不同，摩根大通推崇的是团队合作，这无疑为女性投行家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女性能够让团队保持稳定。”罗丽莎说，“因为女性比较了解与每个人应该怎么合作。一般来说，女性在做决定时会考虑到方方面面，而男人会比较冲动。女性领导会告诉下属为什么这么做，男性领导只会告诉下属我们怎么做。也就是说，女人会更加考虑别人的感受。”

　　若琳也认为：“我们首先是女性，然后才是金融行业工作人员。金融行业是为客户提供服务，我们得学会倾听和理解，站在客户角度思考，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其中需要关注细节，在这方面，女性更加耐心，也更加有效率一些。”

　　在单丽红所面对的科技行业，许多公司创办人都非常年轻，技术发展也日新月异，这就要求投行家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她说：“女性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许多科技公司CEO会更愿意跟我们打交道，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能够倾听他们的意见，能够为他们着想。”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成功的女银行家们身上往往表现出刚柔并济的特征。“我的母亲和姐姐经常告诉我，要跳出女性的思维，你才有可能做得轻松。女性很容易把很多事情翻来覆去地想。所以某种程度来说，的确需要一定的男性思维，学会‘事情过去就过去’。而另一方面，一些男性如果考虑事情很细，大家也会喜欢他。”刘小俞的结论是，无论在事业还是家庭中，“如果要想获得成功，都需要向另外一个性别的优点学习。”

　　闲暇时，刘小俞喜欢看历史书籍，欣赏古典音乐，还曾经师从于中央歌剧舞剧院的小提琴“二把交椅”。她最新的阅读对象是关于拿破仑的书。她解释到：“你可以从历史和今天找到很多相似的东西，学习人家怎么处理问题。”罗丽莎同样深谙此道，她最近的阅读物是描写美国内战的《Team of Rivals》。此前，她还读过关于罗斯福总统夫人的书籍。“当看到一个历史人物做得很好的时候，可以分析她为什么做得这么好。我不会像罗斯福夫人那样有名，但我在一个小小的领域可以像她那样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为了协助女性职场成长，摩根大通在亚洲一些国家建立了女性交流平台，以充分考虑各个国家女性的不同关注点。以亚洲为例，女性员工非常关注孩子的抚养问题，摩根大通就会举办相关讲座，对员工提供具体支持。在中国，摩根大通的人力资源部门也会经常和当地管理层讨论女性员工可能离职的因素，然后在工作中加以改进以为女性提供更多工作中的便利。

　　卡洛琳进一步介绍到：“我们在很多国家都有专门的房间，让女性员工给孩子喂奶；很多女性生完孩子可能不愿意立刻进入工作状态，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灵活的安排，比如半天班；当女性员工决定回家生小孩后，我们会经常保持联系，确定当她想回来工作时第一个电话就打给摩根大通。”

　　2008年，次贷危机让华尔街的银行一个个倒下，摩根大通凭借稳健的业务和雄厚资产成为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中流砥柱。在中国，彭博的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摩根大通在所有外资银行为包括中资企业在内的中国并购交易提供财务顾问排名中连续夺冠，成为中国市场上最大的赢家。2008年，摩根大通被《财经》杂志评为“中国最佳外资投资银行”。可以肯定的是，这与摩根大通的包容性文化密不可分。

　　鱼与熊掌

　　当然，即使事业成功，大部分职业女性还必须扮演好在社会上的多重角色。2000多年前，孟子在《告子上》中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来渲染选择的烦恼。现在，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中面临同样的困扰。

　　尽管女儿已经大学毕业，罗丽莎一直清楚地记得，女儿3岁时学着自己的口气对刚到家的她说：“妈妈，我现在没空跟你说话，我需要打电话到伦敦去。”这让她认识到，自己已经把办公室的压力带给了孩子。又有一次，女儿对罗丽莎说：“妈妈，你从来不去学校接我，其他小朋友的妈妈都会去接他们。以后我长大了我要生7个小孩，然后每天送他们上学，还接他们。”第二天，罗丽莎请假去接女儿，结果发现所有的“妈妈”都是保姆，只是女儿分不清楚。她的女儿直到上小学后才理解了妈妈的工作。

　　现在，罗丽莎会把自己在工作时干得不错的事与女儿分享。但她表示：“比我年纪大一点的女性会认为，她们要在事业和家庭之间进行选择。到了我这个时代，女性是两个都想要，但还没有完全学好怎么平衡。但对于我女儿这一代来说，她们觉得什么都可以，既可以做很漂亮的女人，也可以做一个女强人。”

　　她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我认为最厉害的职业女性在亚洲。她们比西方女性得到家庭的支持更多，因而能够更加专注在事业上。”

　　正如罗丽莎所说，母亲在单丽红照顾女儿时帮助颇多。单丽红现在有两个女儿，一个4岁，一个6岁。每次休完产假，她都立即去上班。女儿们现在已经把妈妈当成了榜样，每当被问到“长大想怎样”时，她们会说：“像妈妈一样工作。”

　　在单丽红看来，这体现了中外文化差异。“国外有很多优秀的女性有了孩子后会觉得，自己得在家带孩子。但在中国，我们的母亲当时也是要工作的。其实母亲怎么做，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我小时候，妈妈并没有教我该怎么做，但她是个职业女性，每天都很充实。于是我觉得，像她那样就很好了。”

　　如同罗丽莎和丈夫掷硬币来决定跟随谁的事业一样，单丽红也因为丈夫面临过事业取舍。她回忆说：“1999年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很喜欢纽约，但我先生想去西海岸。最后，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比较强点，我就说，那我们去吧。2006年的回国也是基于同样原因，我先生想回国创业，就把全家都搬回来了。”

　　对于经历过华尔街女性地位上升全过程的伊琳·若诗来说，她的人生需要做出的选择更多。她承认：“现在，我的人生和爱好就是工作和孩子。但我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完全分开了。我有自己在工作上的伙伴，也有自己私下的朋友。女性在社会中有多重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件好事情。如果我明天没有了工作，当然这会让我很郁闷，但我仍然是一个母亲。”

　　她告诫到：“女性首先要了解自己，这包括自己的强项、弱项和自己想要的生活，其次要选择一个能让自己实现职业和家庭目标的公司。除开工作，最好还有一些爱好和对其他领域的激情。这样如果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比如公司倒闭了，你也不至于迷失自己。”

　　金融行业对于若诗的吸引力在于，这里有许多不同的岗位，这些岗位为她提供不同的机会，就如同她更换了很多公司的效果一样，但也使得她在同一个公司有更长的职业生涯。因此，女性可以不用在结婚或者生孩子的时候被迫终结自己的职业生涯。“女人确实需要比男人做出更多选择。除了我们的职业身份，我们还是母亲，是关爱提供者，是凝聚整个家庭的力量。”她说，“这与公平无关，这就是女性所面临的人生，这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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