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会走上谈判桌

　　金融危机下，失业率上升，这直接导致西方国家的许多工会“斗志昂扬”。在公司面临需求疲软和信贷不足而奋力求生之际，各类工会的对抗性行为，被一些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将摧毁市场经济体系。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工人也不能幸免。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称，2008年登记失业率在4.5%左右，随着新增就业人数增速下降，以及企业用工需求下滑，2009年失业率会进一步增长。然而，随着跨国公司在华建会率的提高和中国工人与全球产业链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特色的工会模式，使得处于世界产业链末端的中国产业工人过上一个稳定祥和的春节成为可能

　　□ 主笔 吴金勇

　　记者 郑  霄

　　西方不亮东方亮

　　2009年的新年，全球的从业者和工人们纷纷陷入不同程度的消沉。已持续大半年的经济萧条，使得各国官方预计的最新失业数字像“咒符”一样磨折着人们内心。

　　美国劳工部1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年美国的失业人数达260万人，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央行预计，德国2009年失业率为8.1%，2010年为8.5%。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估计，预计英国2009年的失业率将达6.8% ，而法国的失业率也将增至8.2%。

　　失业人数的上升，直接导致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斗志昂扬”。在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会下降2.5%的情况下，德国最大的工会IG Metall要求为制造业的大部分雇员加薪8%，而去年他们已经加过4.1%。IG Metall工会代表360万工人进行劳资谈判，而代表大众、西门子等大型公司的雇主联盟只能承诺加薪2.1%。严重分歧使得警告性罢工从2008年10月起就持续不断。另外，1月19日德国公务员联合会(DBB)及德国服务业联合工会(Verdi)在谈判中也同样要求雇主将工资提高8%，并扬言达不到要求就罢工。

　　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在公司面临需求疲软和信贷不足而奋力求生之际，各类工会的对抗性行为，被一些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将摧毁市场经济体系。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工会的目的在于限制劳动力供给，使雇主无法借助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来控制劳动力价格，其活动必定会降低整体劳动生产率。本轮经济危机中一些国家工会的表现又勾起了人们对这一理论的回忆。1月19日，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宣布因资方没有遵守“全州工厂实行白天两班倒工作制”的承诺而启动罢工程序，《朝鲜日报》随即就此发表社论称，工会成员首先应该让那些心肠狠毒的工会领导层下台，同时指责现代汽车工会拿罢工相要挟等于是自掘坟墓。

　　类似的境况在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金融危机的浪潮席卷全球实体经济，中国工人自然也不能幸免。2008年11月，中国出现了7年来首次出口同比下滑，其中广东下滑5.1%。位于全球供应链底部的中国工人失业率也在上升，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称，2008年中国登记失业率在4.5%左右，随着新增就业人数增速下降，以及企业用工需求下滑，2009年失业率会进一步增长。12月，国家总理温家宝将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前景列为当前政府工作最大的担心。

　　作为“世界工厂”最重要车间之一的深圳市，数据同样不让人轻松。1月13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对外透露，2008年，深圳共关闭903家工业企业，涉及工业增加值7亿多元，占深圳工业总量的0.2%左右；下岗工人达到9万人，占全市总用工人数的3%。

　　深圳的300万产业工人大部分分布在外资和私人工厂集中的宝安区和龙岗区，自然这两处也是深圳市职工事业集中的地区。拥有38万工人的最大台商投资企业富士康就位于宝安区。1月初，《商务周刊》记者来到位于宝安区的富士康油松社区职工宿舍。

　　冬日的阳光照射着宝安区龙华镇富士康工业园区西门外，并不繁华的街道上往来的几乎全是身着富士康工服的员工。尽管已是严冬，南国的温暖阳光和微风仍能营造出树影婆娑的景象。身着深蓝色工装的小伙子并排靠在街道栏杆，或聊天，或拿出手机玩游戏，女工们则三五成群结伴光顾小卖部。远处天桥上，一对恋人牵着手嬉笑着从一群工友面前走过。

　　记者找到了两位刚刚被富士康“裁员”的工人小波和永强。他们都是大学本科毕业，在富士康工作的月薪在2500元左右。刚刚得到1万多元“补偿费”的小波看上去并无沮丧之色，他不是被裁员的，富士康的正式说法是“转岗”。小波痛快地向记者解释了这笔钱构成：当月工资、提前通知金(1个月的底薪) 和年终奖。“裁员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小波说，“原本富士康的人员流动就大，大家通常在这里只干两三年，然后就跳槽到隔壁的华为或其他工资高一些的公司，我想年后我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与小波相比，永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在去年11月收到了分流通知书。这份文件显示，永强的工作评级为“丁”。按照公司规定，绩效评级为“丁”的员工是首批被“末位淘汰”的。

　　“我在2008年9月时还刚被升职，怎么现在又给我这么低的评级，明显不合逻辑。”永强对《商务周刊》抱怨说。他找到了富士康工会，目前正在期待工会给他一个合理的说法，同时他也准备下一步申请劳动仲裁。他承认，从公司工会到镇总工会、区总工会和劳动仲裁部门，都在很认真地对待他的诉求。

　　离此不远处就有一家街道工会。它是深圳市总工会最基层的分支机构，目前遍布深圳各社区，其上级部门是镇工会和区工会，这就是通常所说“小三级”工会，最早由深圳宝安区创立，也称“宝安模式”。这一模式曾得到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肯定。

　　过去几年，“小三级”模式对各级总工会开展“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跨国公司建工会方面始终奋战在一线。当下它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引导所在地区工人正确对待当前遇到的暂时困难，“发扬工人阶级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自觉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

　　“随着跨国公司在华建会率的提高，中国工人与全球产业链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此时中国亿万工会成员的稳定对于世界产业工人的稳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基层二处处长王英对《商务周刊》说。

　　2008年12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外透露，截至目前，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在华累计建会率已经达到83%。同时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会，中国工会的会员已达2.2亿人。

　　针对当前劳资矛盾新形势，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发表讲话：“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蕴含重大机遇的一年。能否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发挥作用，是对我国工人阶级的重大考验。要积极带领广大职工同企业共渡难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关键是要激发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1月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了《关于深入扎实做好当前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工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同舟共济保增长，建功立业促发展”竞赛活动，与企业开展“共同约定行动”，共克时艰、共渡难关。

　　进入2009年以来，从中华全国总工会到各省市、区、镇总工会组织都积极行动起来，深入企业，特别是那些刚刚建立工会的跨国公司进行调研和慰问，力求使世界产业链末端的中国产业工人过上一个祥和的春节。

　　“工”进全球产业链

　　如果我们端详一部美国人使用的苹果iPhone手机，就会发现它的设计地是在美国加州，而装配地则是中国。目前，全球上千万部iPhone手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由位于深圳的富士康工厂装配的。

　　富士康工厂的西门是一派紧张有序的场景。在人行道上用栅栏仅留出一个人通行的宽度。由于是保税工厂，富士康对每一名进出厂区的员工进行严格审查，保安不时要求查看过往员工携带的背包和物品。而在车行道也设立了相应的岗亭，一辆有“APL”标志的大型货车正缓慢通过。APL是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简称，航线遍布各洲。由眼前这些年轻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将会在未来半个月时间里运输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这家由台湾鸿海集团投资的工厂，2006年曾被曝侵害工人权益。消息传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共事业和私营单位养老基金管理层的耳朵里。该养老基金不仅是苹果公司的大股东，更为重要的是它隶属于美国加州工会。正是由于工会养老基金的态度，苹果公司随即委托国际知名企业社会责任检查机构维泰公司到富士康工厂进行调查并形成报告。该报告认为，作为苹果供应商的富士康工厂，确实存在超时加班等违反中国《劳动法》的问题。据此，苹果公司要求富士康改善其工厂劳资关系状况，并将相关改善情况向包括加州养老基金在内的股东进行通报。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苹果公司的前四大机构股东分别是富达管理研究公司(FMR)、巴克莱全球投资(加利福尼亚)公司、道富环球投资(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和先锋集团(Vanguard Group)，而基金股东中则包括PowerShares QQQ 信托基金、美国成长基金 、富达基金和政府养老基金。可以看出，这些股东中不仅有政府养老基金，也囊括了作为工会养老基金管理者的美国三大共同基金。间接成为美国股市最大机构投资者的工会养老基金，自然要从自身利益和社会责任标准出发来影响所投资的跨国公司，并促进与之相关的海外产业工人的待遇的改善。

　　2007年5月，美国劳工联盟组织“变革谋胜利”(Change to Win)和国际卡车司机协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在访问中国时表示，全力支持中华全国总工会要求外国在华公司组建工会的做法。如果沃尔玛等跨国公司在中国成立工会，它们的运营成本通常会上升，而这显然会对美国工人以及中美两国的竞争力对比产生影响。

　　“从全球产业链延伸到中国，到中国工会融入全球产业链，这个过程经历了大约20多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石秀印对《商务周刊》说。计划经济时，国有企业无权给工人涨工资，也就没有劳资矛盾，只有干群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增加，1990年中期珠三角地区才出现了外资企业体罚中国工人等一些劳资矛盾。当时，全总提出工会“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四项基本职能。这四项职能中，维护是第一位的。1993年，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表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这是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随着劳动关系企业化、契约化、社会化，工会工作重点的一次调整。

　　“整个199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工会最困难的时期。”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劳动关系和社会对话高级专家李昌徽对《商务周刊》说，“因为以往中国的工会往往存在于国有企业，但是随着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减少，中国工会也减少了1500万会员。”统计数据表明，1993—1998年，中国工会会员人数持续下降。

　　1998年以后，世界制造能力大举东迁。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消逝的产业工人在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迅速崛起，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层在中国开始形成。随着外资进入中国规模快速扩大，雇主力量越来越强，但同时工人的权利意识也在增长。“开始时农民工对于权益和权利只有农村的原始标准，基本老板给什么就是什么。随着冲突的增加，工人们会感到权益与现实的差距了。这时他们的判断尺度就有了变化。”石秀印说，“当工人们有组织起来争取权益的需求时，就涉及方向问题了，是向体制内组织化还是向体制外形成阶级？”

　　如果这时社会体制能够减少工人遭遇的客观剥夺和主观剥夺，回应他们的合理性和理智性要求，并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源来“迫使”社会体制进行回应时，工人们并不愿意形成体制外力量。在石秀印看来，事实上，也只有工会的组织化才能与资方之间根据一定游戏规则进行谈判，使劳资关系在经历过体制外行动的杂乱无章、刀光剑影之后，进入体制内的相对和平。

　　中华全国总工会适时抓住了这一时机。200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中组部和外经贸部联合召开会议，会议决定营造非公有制企业建会气氛。“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加大了外资企业建会力度，并将其提到了工会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王英说。

　　至2005年，外资企业(世界500强)的建会率已经达到60%，但进一步推进却越来越难。2003年左右，大连市总工会最早向全总报告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表示坚决不建工会，接下来是昆明、深圳等地。沃尔玛还声称，在全世界都把不建工会作为企业的一个宗旨。

　　此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改革发展“黄金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特殊时期，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相互交织的社会矛盾，给工会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

　　2004年1月，全总提出“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先组织再切实维权的思路形成。2005年7月全总十四届六次主席团(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决议》，要求努力扩大工会组织的覆盖面，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站在更高、更新的层面上深刻理解工会承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

　　2006年5月召开的全国工会领导干部高级研讨班，对于未来中国工会理论进行了大胆创新设计。会议确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理论来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工会、怎样建设工会”的重大问题，为了进一步准确把握其深刻内涵，必须破解一些重大课题，其中的两个重点，一是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履行维权职责的企业工会组织体系，二是推动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合格的新成员。

　　2003—2008年，6600万中国农民工加入工会，全国工会会员从1.23亿人发展到2.2亿人。同时以非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为重点领域，中国工会开始强力推进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建会。

　　2005年11月，全总召开关于促进在沃尔玛建会的紧急会议，8个月后，2006年7月29日，沃尔玛福州晋江店的25名员工于凌晨2点在泉州市总工会8楼会议室召开沃尔玛晋江店工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大会。一份《沃尔玛工会建立纪实》的资料这样记载：“参加会议的25名会员始终表现得兴致勃勃，他们在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迎来了自己家一样的组织，他们有生以来从未感受到如此庄严，这般自豪……”(见《商务周刊》2006年9月5日文章《“工”破沃尔玛》)。

　　一年后的7月29日，全总举行了沃尔玛建会周年纪念活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在总结沃尔玛建会经验时突出强调的一点就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工会运作，各方配合”的工会组建工作格局。她表示，第一个沃尔玛工会的诞生，首先得益于泉州市委市政府和晋江市委市政府对工会工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

　　“各地党政重视，是中国工会的一个优势。你看当时深圳的市委书记李鸿忠，他说你沃尔玛不是要开除职工吗？你开除多少我们就安置多少。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在南京也有类似的批示，根本不怕企业的阻挠。”王英透露，“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中组部、全总主要领导，都对做好外资企业党建和工建工作做过重要批示。”事实上，2005年全总十四届六次主席团(扩大)会议强调的“党建带工建，工建促党建，党工共建”策略，就是各地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通过多年实践总结出的经验。

　　而全总与沃尔玛总部谈判形成的工会组建“5条约定”，成为了非公企业建会参照的范例。沃尔玛工会的组建，提升了中国工会在国际工运舞台上的形象。这次胜利，也带动了之后戴尔、柯达、肯德基、麦当劳等一大批跨国公司建立和规范工会组织。

　　一连串的成功之后，新的问题出现了。“在推动跨国公司建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跨国公司实行‘总部经济’，他们和中国工会的六级管理体系有许多不相称的地方。”王英介绍说，跨国公司在华总部与遍布全国的法人公司、分支机构的组织结构隶属关系复杂，而企业工会是以法人公司为建会条件，在面对众多法人公司下属那些没有人权和财权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时，经常会遇到推诿的情况，更有甚者，一些省市的跨国公司法人公司也以撤资或转移到其他省份为要挟。

　　从全局上来看，到2008年，中国利用外资已居世界第二位，仅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83家在华投资，但工会组建工作滞后于跨国公司的建立和发展，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建会率为73.2%，世界500强在华跨国公司建会率不足50%。随着《劳动合同法》的贯彻实施，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权益，迫切要求企业建立健全工会组织。

　　“发现这些问题以后，全总提出要在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集中建会，也就是全国各地的工会集中时间、共同行动。”王英说。

　　纵深发展的谈判工会

　　2008年6月11日，“全国工会推进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集中建会行动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从6月上旬至9月底，在全国范围开展进一步推进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组建工会的集中行动，并提出到9月底全国实现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工会组建率达到80%以上的目标，以此带动非公有制企业全面建会。

　　会后，全国世界500强企业集中的省市积极行动起来。6月25日，深圳召开集中建会大会，成立了由深圳市人大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许德森任组长的集中建会行动协调指导小组，并初步预定在9月15日前完成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建会的工作目标。

　　这个时候，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党工共建”和“发动职工”两大武器在深圳被运用得更加纯熟。深圳是党工共建开展最早的城市，在1980年代深圳特区成立早期，一些外资企业对党组织不了解，所以他们不希望在企业有党组织，但建工会是有国际惯例的，因此那个时候是“工建促党建”。

　　“当年第一个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工会就是在深圳，它的特色是先有工会组织，后建立了党组织。”深圳市总工会宣教部长彭宇飞对《商务周刊》说，“今天的做法是‘党建带工建，党工共建’，这个时期这个做法力度就更大了，否则短时间内建会工作是很难有大的突破的。”

　　6月末，深圳市委市委副书记李意珍、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穗明听取汇报后，决定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名义，主持召开深圳市“党建带工建、党工共建”联席会议和世界500强在深企业代表座谈会。

　　在联席会议上，深圳6个区的总工会主席、保税区总工会主席和光明新区总工会负责人表态全力保证完成工作任务。同一天召开的500强在深企业代表座谈会上，沃尔玛、富士康和盐田国际等跨国公司介绍了本企业党建、工建和党工共建的进展，这对参会的其他跨国公司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在随后的调查摸底过程中，深圳市总工会根据全总的“全国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工会组建数据库”，分类整理下发各区，同时争取了税务、工商、贸工、商会等部门支持，对情况逐一核查。然后任务被细致分解，市、区、街道三级工会干部采取一对一的形式包点负责。在经费上也力求保障到位，深圳市总工会拨款60万元，福田区总工会和南山区总工会制定每组建一家奖励3000元、完成任务的街道奖励3万元的激励政策。

　　到2008年11月，在深圳正常运营的500强法人企业中，有278家建立工会组织，工会组建率由上年的25.87%跃升到91%，会员人数达到16.1万人；8家中国总部在深圳的法人企业以及他们投资的46家公司全部建立了工会组织。超额完成了全总和省总下达的建会率80%的目标。

　　王英说：“事实上，建会集中行动不仅百日，历时5个多月，许多地方一直到12月底。有人说，集中建会是一阵风，用行政手段来完成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集中人力、财务、物力，协同作战。这是适应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实行“总部经济”管理体系的特殊性而必须采用的建会形式。”

　　2008年12月25日，全总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集中行动开始以来，全国工会共推动世界500强总部建会149家、法人公司建会1763家、分支机构建会856家，发展会员25.5万人。至此，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在华总部累计建会313家，建会率达83%，法人单位累计建会3843家，建会率由此前的43%提高到85%，会员从187万人增加到212.5万人。其中，河北、湖北、辽宁等省的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建会率达到95%以上。丹麦马士基物流、泰国易初莲花等一批多年未建会的跨国公司也在此次行动中建立了工会组织。

　　建会集中行动是提高工会覆盖面的问题，但企业工会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集体谈判机制的确立。

　　“这个问题我们早在2006年下半年就开始考虑了，但直到2008年7月才有了突破性进展。”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对《商务周刊》说。2006年夏天后，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看中国的沃尔玛工会到底能不能发挥作用，它是官办工会还是真正代表员工利益的工会。此时，全总有了新目标——为了使工人能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必须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机制，为此就要在已建工会的企业中推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2006年11月，深圳市总工会向沃尔玛提出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要求。沃尔玛在2007年1月首次作出回应，他们向市总工会提供了一份集体合同的样本，但被市总工会否决。市总工会于2007年6月也提出一份合同草案，内容涵盖工资增长水平、员工应享受的交通补贴以及加班女工应得到的交通补助等，但沃尔玛也未予认可。

　　2007年8月，沃尔玛美国总部的人力资源高级总监白恩伟拜访深圳市总工会。总工会向白恩伟提出希望展开集体谈判，但未获正面回应。双方僵持。

　　这期间，为了准备与沃尔玛谈判，2007年3月起，沃尔玛深圳布吉大芬村店电器部员工李翼新开始接受市总工会组织的培训。授课者有总工会领导和广东省工业学院的教授。中专学历的李翼新得到了法律、经济以及谈判技巧方面的训练。

　　2008年6月，全总一位副主席就集体谈判一事约见来华访问的沃尔玛全球副总裁麦道克。今年2月，麦道克即将接任李斯阁成为沃尔玛的全球总裁。这次会面后，集体谈判进入正式轨道。2008年7月17日，深圳市总工会和沃尔玛中国总部举行了第二轮集体谈判。26岁的李翼新代表深圳沃尔玛8500名员工坐到谈判桌前，对面落座的是沃尔玛中国总部人力资源高级总监闫冀敏。

　　双方谈判后最终签订的集体合同约定，深圳沃尔玛店的员工2008年、2009年工资的年平均增长幅度为“9+1”，即工资平均增长9%，同时公司提供1%用于升职和特别调薪。

　　“尽管这个结果与李翼新提出的13%相差不少，但这次谈判标志着中国工会开始从福利工会迈向谈判工会。”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对《商务周刊》说。

　　2008年8月1日，从法律层面标志着谈判工会正式在深圳市确立的《深圳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颁布。这部法律的第18条第三款规定：基层工会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可以履行代表会员和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并监督集体合同履行的工作职责。这是中国法律法规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比集体合同和集体协商更进一步的集体谈判概念。在更为重要的第18条第八款中还规定，基层工会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可以代表会员和职工积极“争取”提高劳动报酬、改善劳动条件等正当利益。

　　“‘争取’这个词很关键，对于中国工会既有的传统观念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过去讲，工会是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觉得仅仅‘维护’是不够的，还要‘争取’。”王同信说，“这一点是在中国的法律文件中第一次被提出来，也是和世界上所有的工会是一致的。”

　　依据该办法的规定，各级工会运用法律赋予的税务代征工会经费、交纳工会筹备金等手段，也促进了500强企业组建工会工作，并对非法成立的所谓职工维权组织、非法提取工会经费的问题进行了纠正，牢牢把握跨国公司工会的领导权和主导权。

　　据全总透露，目前全国有27个省市的工会经费实现了税务部门代收的方式，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是100%代收。

　　工会跨进写字楼

　　两年多来，深圳市的工会工作成了全国榜样，但这种运用“党工共建”和“发动职工”的工作模式，也被一些专家认为并不一定能够完全适用于其他地区。

　　“北京的情况与深圳有些不同，因为驻京的世界500强企业绝大多数不是生产型企业，而是投资总部和研发中心。由于企业的组成人员的不同，使得我们组建工会的方式也不同。”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工会工委主任黄继晔对《商务周刊》解释到。

　　在2008年12月25日全总举行的集中建会行动新闻发布会上，全总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郭稳才也点出了北京等地500强建会的困难。“虽然推进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建会集中行动成效显著，但仍有微软、惠氏制药、摩根士丹利、丸红等跨国公司坚持采取拖延等方式不建工会组织。对此，全总决定，2009年要继续加大建会工作力度。针对未建会跨国公司总部多数集中在北京等地的实际，全总将协同地方工会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实的举措，锲而不舍，依靠职工，依靠法律，推进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工会组建，力求实现全面覆盖的目标。”郭稳才说。

　　“由于这次被全总点名的微软就驻在我们园区，所以我们工作态度和方法也就格外引人关注。”黄继晔说，“事实上，2008年6月接到全总集中建会行动通知后，北京市各级工会的工作部署还是非常快的，只是由于正值奥运召开，所以我们完成指标的日期比其他省市晚了一个月。”

　　接到通知后，北京市总工会制定的目标是，力争在2008年10月底前完成80%以上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在京投资企业组建工会的任务。工作分三个阶段：6月下旬到7月下旬为调查摸底阶段；8月上旬到9月上旬为准备实施阶段；9月下旬到10月下旬为集中推进阶段。

　　在集中推进阶段，北京各级工会工委以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总部及其独立法人为重点，展开“三个一”活动，即以街道、乡镇工会的名义，向辖区内的所有用人单位发一封信、一份工会宣传材料和一张需求调查表，并通过与资方接触，全面建立与辖区内跨国公司的联系。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工会通过中关村外商投资协会对园区的外贸企业进行筛选甄别，去除中方控股的合资企业和已经建会的跨国企业，最后确定没组建工会的500强企业有10多家，其中包括微软和NEC。

　　在实践中，园区工会工委发现，对这些公司运用“党工共建”和“发动职工”的方法很难。首先是总工会系统的红头文件对这些跨国公司的影响力较弱，况且这些企业中大多没有建立党组织，党工共建工作开展不下去。“发动职工”的前提是园区工会工委积极动员一两位企业职工组织工会的积极性，由他们在企业中发放“入会表”。但这一方法在过去的3年中收效甚微。原因是在这些高科技、高福利企业工作的那些高薪员工很少配合工会工作，从另一角度讲，这也与当前工会为会员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这类员工的需求有关。

　　高科技的员工属于典型的“候鸟型”人才，他们不如劳动密集型工厂工人对企业的依附强，劳动争议量很小。据介绍，在海淀园区从业的员工有40多万人，但每年劳动争议只有几十起，争议的目的大多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讨个公平。当然这些高科技人员会有政治权利诉求和户籍需求，但这些需求又是目前工会不能满足的。

　　“沃尔玛的员工月薪只有1000多元，如果这名员工因为建工会的事被公司开除，各地市、区总工会可以为他再找一份同等工资的工作，而微软员工月薪上万，我们很难再给他安置这样岗位。因此，自下而上的动员发动工作也很难。”黄继晔说，“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我们的作法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地做工作，从工会可以实现共赢的角度来游说这些企业管理者。”通过这一策略，园区工会取得了一些成功案例，如宝洁北京公司。

　　针对微软，海淀园工会采取的也是这一策略。2006年，海淀园工会工委开始与微软中国投资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联系。经过三次接触后，工会方面已经与微软的人力资源总监谈到了工会选举的程序及框架的确定。但由于微软公司内部有严格的法律程序，等美国总部的建议下来，已经是2008年上半年。全总开展世界500强集中建会前，园区工会和微软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一致。2008年9月，微软开过一次会，已经基本同意在中国公司成立工会。可是不久微软大中华区CEO卸任，微软公司在全球范围物色继任者，直到11月13日才确定新总裁。

　　“这意味着我们的许多工作还要继续沟通，所以微软组建工会的事被耽搁了一段时期。”黄继晔说，“但我相信2009年我们能取得更实质进展。经过多年工作，我们也找到了这类高科技企业与工会组织的契合点。”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在物质需求获得满足后，一定会有精神层面的需求。因此那些工资待遇较好的公司员工，他们的追求就包括在企业中享有精神愉悦、公正待遇和更好的尊重。反过来说，获得这些精神需求的员工们在工作上也会更积极。因此，在与企业管理层交流时，海淀园工会工委更多地强调企业工会保护职工利益，就是为更好地调动员工积极性。建会后，工会将组织开展“双爱双评”和“技术创新工程”，每年评出爱职工的优秀经理和爱企业的优秀职工。

　　在技术创新工程中，驻园的日资企业瑞萨半导体(北京)公司的职工通过工会组织开展的提合理化建议活动，回收废料中的黄金碎屑，得到公司管理层赞赏。“这就是工会工作对公司工作的最好支持。实际上，这是一种和谐互动。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许多企业是非常喜欢这些措施的。”黄继晔说，“同时在维护职工权益上，我们也是针对高科技人员的特点尽可能提供切实的服务。”

　　2006年12月29日，驻园企业日电卓越软件科技(NEC-CAS)人事资源部门向员工下发签订《保密协议》的通知，该公司是NEC集团在中国的软件开发基地，在北京有2000多名研发人员。一些员工觉得其中的“违约罚则和兼职限定”等一些条款不太合适，但从公司发布通知到签订，只给员工留出了三个工作日的时间。

　　2007年1月3日，公司工会主席向全体会员发出通知，声明工会立场：要求公司暂缓签订工作，同时与园区工会工委取得联系，申请法律援助。随即，公司工会就园区工会联络情况告知公司人事资源部负责人：“原定1月8日签订日无法满足，建议延迟。”

　　此后，园区工会工委的法律专家与公司员工一起就相关问题进行研究。1月12日，双方展开协商。最终原违约罚则更改为如果员工泄密造成侵权，将按法律规定及程度解决；而针对兼职限定条款，考虑到部分员工有自由、有能力参加协会和其他组织，因此这一条被取消。但新规定也提醒员工，如果利用公司的机密信息获取个人利益的，公司依法有权追究赔偿责任。

　　正是通过工会的努力，促成了企业《保密协议》顺利签订，同时工会在协议协商过程中，既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又兼顾企业的利益，得到了劳资双方的认可。

　　“通过这种自上而下和切实服务的模式，我们在企业中所建立的工会通常具有和谐的劳动关系与劳资共赢的合力。”黄继晔说，“建工会需要切合实际，循序渐进，如果强迫组建的工会，在开展工作中也遇到很大阻力。”

　　事实上，无论哪种模式，中国工会走向统合模式是必然的。这种西方所称的统合主义，实质就是政府、工会与资方共同组成一个委员会，对劳资问题共同协商。“统合主义中最有特色的一种是国家统合主义，也就是在三方中政府是老大，有最终裁决权。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石秀印说。

　　富士康工会三年

　　2009年的残冬和初春，是对工厂、工会和工人心态的最大考验

　　□ 记者 郑霄

　　2009年1月14日，深圳西站，数千名身着富士康工服的员工吸引了四周羡慕的目光。他们在春运时期的火车站得到了“特殊照顾”，票是提前买好的，进站上车有“绿色通道”，火车也是专列。尽管已经如此周到，陪同的富士康工会干部还是不放心，直到晚上8点55分“富士康”专列开出，大家才算松了口气。

　　从去年12月开始，富士康工会就开始向铁道部门申请外来工专列事宜，并在工会办公室设立了火车票送票点。深圳作为富士康在中国内地最大的代工厂所在地，仅龙华一处，就有38万外来务工人员。“我们得让员工顺利地回家，过个好年。”富士康工会联合会办公室主任陈宏方对《商务周刊》说。

　　陈宏方身着蓝色工服，个子不高，诚恳而低调。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工会办公室为职工火车票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听到记者说他很眼熟，陈宏方接过话茬说：“你大概在电视里见过我，我上过央视《社会记录》，接受过采访。”35岁的陈宏方进入富士康以前，是一名国企干部。2006年，对国企体制心生厌烦的陈宏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跳槽到富士康。

　　“选择富士康，我觉得会面对更多的可能，有更大的空间。”陈宏方解释说。

　　而富士康选择陈宏方，则是看中了他在国企工会的工作背景。

　　宿舍区传来国际歌

　　2006年，“工会”对于富士康集团来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词。当年6月，在经历了美国采购商苹果公司对其员工劳动工作条件的调查评估后，《第一财经日报》一篇名为《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的报道，披露了富士康产业工人艰苦的工作条件。在把记者告上法庭引起轩然大波后，9月，富士康又遭遇中华全国总工会要求其组建工会的空前压力。全总的一次全国会议中点名批评富士康为拒建工会的“钉子户”。

　　“其实，就算当时全总不要求，富士康也是要成立工会的。”当时在富士康党委任职的陈宏方回忆说。在深圳市总工会的一份汇报材料中记者看到，富士康党委2006年10月召开的换届大会上，把推动建会列为年底前必须完成的重点工作。富士康党委成立于2000年，在2005年还被深圳市评为“党建示范点”。

　　然而富士康党委的表态，并不等同于企业管理层的同意。其实早在1990年代，深圳市总工会针对台商的企业建会工作就开始了，然而面对1994年《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颁布时的气氛和一向抱团的台湾企业，建会工作局面一直打不开。后来通过台商企业协会做工作，才开始有所突破，但最大的工厂富士康还是没有动静。与高层沟通都很难，因为富士康董事长、台湾首富郭台铭，是地方政府领导都不容易见着面的人物。

　　时至深秋，离深圳市总工会当初立下的军令状期限还剩下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了。2006年10月28日，深圳市总工会专门成立了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联合会筹备组，负责宣传发动、发展会员和富士康第一次员工大会代表工会的筹备工作。时任深圳市工交工会主席的梁耀发是工作小组的成员，他曾经参与了深圳市总工会对沃尔玛的工会组建战役。如今时间紧迫，梁耀发和筹备组的成员想到了从员工入手。

　　让梁耀发和组员们没有想到的是，深圳市总工会的车开到鸿海精密仪器厂的厂门，就再难以前进一步。他们面前这片占地1500亩的工厂，是郭台铭1985年圈定并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企业王国。里面有餐厅、游泳池、商店、学校、医院等各种设施，加上38万员工，深圳富士康宝安区龙华镇的这片厂区俨然一座小城市。作为多家消费类电子跨国巨头的代工厂，富士康龙华镇厂区成立了保税区。除了员工，外人难以进入。

　　“我们当时想了各种办法进入，例如提出要检查职工的劳动生产条件。”彭宇飞对《商务周刊》说，“但是并不容易实现，需要通过全市的统一行动。”

　　直到全国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郭稳才的到来，深圳市总工会的干部才得以进入这座庞大的工厂王国。2006年11月8日，郭稳才会见富士康高层管理人员，得到了富士康的明确承诺。随后的12月，全总基层工作部又给富士康发去传真督促建会。但富士康再次选择了沉默，试图以“拖字诀”应对。

　　但深圳市总工会选择了在沉默中爆发。2006年12月31日，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油松社区来了不少富士康工会联合会筹备组的人员。因为富士康厂区的设立而繁华起来的龙华镇，周边社区来往的几乎全是身着工装的富士康员工。“小区四周张贴了许多‘维护职工权益’的大红条幅，我们在职工宿舍区摆了张桌子，给职工宣传《工会法》、《劳动法》，当场发动职工填写入会申请，马上发给会员证。”这样的宣传活动持续到深夜。“到了深夜，工会的人站上桌子，在小区里高声唱起国际歌……”一个工会干部回忆道。

　　这一天，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委员会正式成立。按照《工会法》规定，只要员工自愿并达到25人，就可以成立企业工会。郭稳才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度评价深圳市总工会的此次建会：“目前一些地方工会在建工会上存在的问题是，只注重做经营者的工作，而忽视发动职工和尊重职工意愿，一旦遇到经营者抵制建工会，工会就束手无策。因此，我们必须搞清楚到底是职工建工会还是老板建工会的问题。”

　　和一般企业工会不同，这天建立的富士康工会工作委员会，工会主席由深圳市总工会派遣。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在郭稳才看来，“是在《工会法》允许的范围内的合法探索和突破”。

　　“传统的做法是，工会在企业内部组建工会，会先与企业管理层沟通。和管理层沟通不畅，才会去发动员工建会。”彭宇飞对《商务周刊》说。此次建会，富士康管理层并没有派代表出席。而据当时新华社报道，富士康党委书记表示对这一天的建会并不知情。

　　“建立工会组织与企业协商，争取得到经营者的支持，很有必要，但绝不意味着其不同意就不能建工会。”郭稳才说。

　　据了解，深圳市总工会和富士康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工会经费提取问题。按照《工会法》的规定，工会的经费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工会会员缴纳的会费；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缴的经费；工会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人民政府的补助。这意味着，企业工会经费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工会所在企业。

　　显然，让郭台铭支付这样一笔工会经费，要比工会人员进入富士康厂区还要困难。深圳市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叶铁军对《商务周刊》说：“12月31日工会成立，我们仅仅完成了在富士康建会的第一阶段。”

　　事后深圳市总工会在汇报材料中写道：“成立富士康工委会后，我们继续与富士康保持联系和沟通。2007年1月4日，富士康集团副总经理何友成和富士康集团党委书记刘忠先到市总工会，就富士康工会组织形式、工会经费拨缴问题再次与我们进行协商。”据当时公开报道，富士康工会成立当天，只有118名员工参加了工会。而富士康公司当时在龙华的工厂有20多万员工，更多的人在等待和观望。

　　什么时候在富士康实现最终建会？2007年的农历年，这成为深圳市总工会干部们放不下的心事。

　　从派驻到建会

　　对于富士康工会联合会办公室主任陈宏方来说，他在富士康工会工作的序幕，是2007年3月26日这一天才彻底拉开。当天上午，富士康召开集团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从12月31日到3月26日，深圳市总工会干部们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才建立起来。”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梁耀发说。

　　梁耀发描述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意味着企业工会独立于企业，并且接受上一级的工会领导以及业务指导，同时还意味着久悬未决的工会经费问题在3月26日这一天得到了解决。按照规定，富士康需要拨缴的这笔工会经费由税务代扣，企业将此笔经费进行税前列支，工会再将此笔经费按比例返还企业独立的工会账户。当记者向陈宏方问及这笔经费的数额和占工会总经费的百分比时，他笑着摆摆手：“我不会告诉你这笔钱有多少，你只要看看我们企业行政给我们工人职业技能大赛拨的款，就能看出企业有多么支持工会的工作了。”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基层二处处长王英的脑海中，“当时郭台铭说了一句话，在大陆建工会是大势所趋”。2007年5月19日，在昆山的富士康工厂也传来了组建工会的消息。

　　按照《工会法》的规定，“企业职工人数较多、规模较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上级工会直接向企业选派工会主席候选人”，经过市总工会的提名，37岁的富士康集团对外办公室专理陈鹏通过员工的投票当选为第一届工会主席。陈成熟稳重，所担任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职位，她的当选，符合深圳市总工会对企业工会主席的人选要求，同时也意味着原先深圳市总工会派驻的工会主席自动撤回。

　　“陈鹏当选后，为富士康工会做了很多工作。”梁耀发说。在市总工会和富士康工会之间有固定的信息联通制度，工会的文件会在第一时间到达陈鹏处，而陈鹏则会参加市总工会的汇报和有关的各种会议。

　　一系列的工会活动开始在这个新成立的工会带动下开展起来。“富士康要建工会，就必须得让工会发挥作用。”陈宏方对记者说。富士康学院以及一系列的职工技能和素质培训，开始在富士康工会的主持下运行。在富士康学院，员工免费接受培训，在培训中如果有很好的成绩，将被奖励，如果考取了学位，还可以得到公司报销学费。各种职业技能培训也开展起来，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市职工技术运动会的叉车比赛中，比赛投入经费高达30万元，公司行政也为此专门拨款。

　　由企业工会代表员工进行集体谈判，是深圳市总工会在全市外资企业推进的一项任务。富士康工会在成立后开展集体谈判获得的成果是：说服资方调整了企业职工的保险种类，使得出现工伤和其他风险的职工更容易得到更多的补偿。

　　2007年12月12日，富士康集团《劳动合同法》专家论坛在深圳召开。当天上午出席会议的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副司长董平、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谢良敏、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室处长童卫东。引人注目的是，富士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也参加了这个论坛。

　　“我想了想，我应该在右边，还是左边？右边代表资方，左边代表劳方。我是公司的董事长，但我同时也是每月拿一元钱工资的员工，所以我也是劳方。”郭台铭调侃到。

　　他在此次亮相中表示，积极拥护和实施《劳动合同法》，全力推动有富士康特色的《劳动合同法》，以创造劳资双赢的“保护弱势”、“留住人才”、“淘汰劣才”的指导原则。他要求，富士康科技集团所有的经营层、管理层、执行层必须推心置腹，围绕在“工会管理、政府监督”下，依照《劳动合同法》所明确规定的法律责任完全执行并合法经营。

　　危机考验

　　时隔不到一年，郭台铭的表态以及富士康的工会就开始面临严重考验。2008年7月28日，富士康10大事业群主管和人力资源主管，收到了刚刚在台湾君悦酒店举行盛大婚礼的郭台铭签名的警示手谕。在这份文件中，郭台铭直言“风暴已经来袭”，并表示将会采取各种节流措施。10月，郭台铭又明确表示，如果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鸿海集团可能会在当年年底前裁员10%—15%。鸿海集团是富士康在台湾的注册名，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分摊至富士康在内地的所有企业，富士康深圳厂区至少将有5万人面临裁员威胁。

　　到年末，警告变成现实。12月5日，26岁的富士康员工永强收到来自企业的一封分流通知书，按照陈宏方的说法，企业不存在“裁员”，只存在“分流”和“正常的人员流动”。该通知书告知他，分流的裁定基于一系列程序产生，如果对裁定不服，则可以向企业工会申诉。事实上，通知书下达之前，公司已经就分流问题和永强做了沟通，和“分流裁定”相比，富士康更愿意“协议解除劳动合同”。

　　富士康工会同样在第一时间得知了企业的情况，并针对企业的分流计划提出了意见，最终确定了分流方案：在征求员工同意的前提下，优先执行公司内部分流，将一些员工安排到订单充足的子公司或其他厂区；尽量实行弹性灵活的工作休假制度，减少分流人员数量，缓解社会压力；对于离职员工，公司做好相关补偿工作，并建立返聘机制，一旦市场回暖立即优先录用；灾区员工、残障员工和患重大疾病员工不在分流之列，保障其工作机会和待遇不受影响。工会对于特别困难的员工给予一定的救济。

　　按照规定，富士康同时将裁员的详细情况报给深圳市总工会。“企业确实有困难。”深圳总工会干部对记者说。

　　彭宇飞说：“我们工会工作是两方面，一是促进企业发展；二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工会的工作原则。也是工会工作不可或缺的两条腿，这两点并不矛盾，是互相促进的。”

　　尽管提出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深圳市总工会仍在密切关注企业的一举一动。一些深圳市的企业不裁员，但搞无薪休假。“这样表面上看回避了矛盾，但很可能在休假结束以后，矛盾会爆发出来。”王同信不无担心地说。

　　1月15日，记者在深圳龙华油松社区再次见到了还没有拿到理想补偿金的永强，他正在排队购买回家的火车票。

　　年关将至，街边电线杆和垃圾桶上胡乱贴着些“信用卡套现”的小广告，工厂附近的火车票代售点挤满了急于回家过年的工人。2009年的残冬和初春，是对工厂、工会和工人心态的最大考验。

　　中国设定了全球商品和劳动力的价格

　　——专访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劳动关系和社会对话高级专家李昌徽

　　• 随着中国经济愈加成熟，劳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复杂。政府对此的直接干预将越来越困难，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融洽的劳资关系体系，工人代表和雇主能够在没有国家直接干预的情况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 我还是主张通过对话和沟通谈判的形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罢工。但同时，在有的时候，工人需要采取罢工的手段，逼迫顽固的雇主坐到谈判桌旁

　　• 其实深圳市通过的一些条例已经允许罢工的存在。他们允许30天的停工期。这代表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逐渐意识到罢工是劳资关系的内在组成部分之一

　　• 中国《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已是在越南之后，所以人们不会将企业搬去越南，因为那里的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更有力。广东是第一批引进外资的地方，外资得到了很多特权，他们交的各类社会保险要少得多，所以在《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后，广东的反应要比江浙一带大得多

　　□ 记者 郑霄 袁瑛

　　《商务周刊》：两年前，中国工会从沃尔玛开始了在跨国公司中集中建工会的攻坚战，这个行动的初衷，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产业工人的复兴基地这样一个背景有关吗？

　　李昌徽：沃尔玛建立工会，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重要的事。众所周知，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工厂，生产大量的电脑部件、鞋、玩具和汽车，有一种说法是中国设定了世界的价格。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中国不仅仅设定了产品的价格，也包括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举个例子，直到2005年，柬埔寨、越南的月平均工资都停留在45美元，这个数字从1999年开始一直持续了6年都没有变过。为什么？直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因为劳动力短缺，部分地区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了每月45—50美元。越南和柬埔寨等国才将他们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20%—40%。

　　在中国的劳工市场上发生的改变影响了其他劳动力市场，特别是临近的亚洲国家。可以这么说，中国工会对改善劳工工作环境上所做出的努力不仅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也有影响。

　　《商务周刊》：中国已经改革开放30年了，这30年里中国的工会体系也发生了许多改变。从国际劳工组织的角度，如何来看待中国工会体系的进步呢？

　　李昌徽：中国工会经历的坎坷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192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同时，中国就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从那个时候起直到1978年，中国工会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工会的职能一度被中止了，这在全世界工运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直到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中国工会才再次步入正轨。

　　1990年代是中国工会最困难的时期。因为以往的中国工会往往存在于国有企业，但是随着公有制经济地位的改变以及国有职工的大量下岗，中国工会损失了1500万会员。

　　《商务周刊》：当时工会人数下降只有国有企业改制这一个原因吗？

　　李昌徽：国有企业的员工大多数是工会会员，国有企业改制后，自然就流失了。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工会并没有在私营和外资企业发展会员。但是在199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三届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工会做了新的改革。这之后，尤其是在温家宝担任国家总理之后，工会又才有了新的发展，员工得到了增加。

　　1990年代的中国工会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环境——市场经济。在党的支持下，这种情况在进入21世纪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渐渐知道面对的是怎样的问题，以及应该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沃尔玛建会。

　　《商务周刊》：除了工会会员数量上的变化外，员工和雇主关系上有哪些变化呢？

　　李昌徽：工会会员人数激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签订集体合同的工人数量在飞速增长。随着1995年《劳动法》的实施，中国工会开始推进集体谈判，但是在1990年代成效并不显著，因为很多工人并不习惯集体谈判。直到2000年以后，集体谈判开始扩展到全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它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特色。举个例子，在美国，只有10%的员工的工作条件(包括工资)的内容由集体合同规定，但在很多欧洲国家，大概有50%—90%的员工签订的是集体合同。中国的工会覆盖率是全球最高的，公司中的大部分雇员都是工会会员，由此产生的集体谈判也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

　　当然也存在很多问题，很多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都受控于他们的雇主。举个例子，企业工会主席经常是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或者是公司高层，而不是基层职工选出来的代表。而实际上企业工会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工会的领导者应该独立于雇主，这样他们才能代表雇员的利益。这是中国工会需要改变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是农民工的问题。直至2003年中国工会“十四大”之后，中国农民工才被接受为合法的工会成员。在此之前，农民工并不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成员，一直到人们意识到农民工对于中国经济奇迹所做出的贡献，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目前城市雇员和农民工在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农民工应该被给予更多的空间，使他们能够积极地参与到工会的日常工作中。

　　《商务周刊》：在跨国公司建会过程中，中国采取了“党工共建”的做法，也因此取得了很大成效，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李昌徽：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会坚定地支持工会的发展和保证劳资关系的稳定。但是长期来看，我认为劳资关系应该由雇员和雇主自发调节。在中国的劳资关系中，罢工的权利被忽略。罢工在平衡劳资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仅限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越南和柬埔寨在内，都意识到了争取罢工权利的重要性。我还是主张通过对话和沟通谈判的形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罢工。但同时，在有的时候，工人需要采取罢工的手段，逼迫顽固的雇主坐到谈判桌旁。

　　随着中国经济愈加成熟，劳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复杂。政府对此的直接干预将越来越困难，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融洽的劳资关系体系，工人代表和雇主能够在没有国家直接干预的情况下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商务周刊》：在跨国公司建会，是否可以看作是政府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劳工阶层纳入体制内的行动？

　　李昌徽：越来越多的雇员在非公企业里工作，因此非公企业的劳资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政府希望对非公企业有更大的干预，这并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劳资关系其实和社会关系密不可分，所有人在生命的很长一个阶段，从20岁到60岁都是在工作，如果没有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就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一些重要的国家大事都和劳资关系有关，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地建设和谐社会和稳定的劳资关系。和谐并不意味着所有人保持缄默，有利益冲突的各方可以通过对话和有序的谈判来达到双赢的结果。

　　《商务周刊》：近来，世界很多国家的企业工会都在组织罢工，也包括中国上汽集团收购的韩国双龙汽车。罢工对于解决劳资争议的作用大吗？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对立和斗争是工会活动的主流方式吗？

　　李昌徽：罢工不仅仅对资方有害，员工在罢工期间也得不到工资。即使工人实施了罢工，也不一定能实现他们的诉求。一般最好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对话，而罢工一般被看做最后的方法，且罢工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我想强调的是，无论如何，官方需要认可罢工，包括在中国。但是罢工一定要有序，这样才可以将雇员、雇主乃至整个社会的损失降到最低。

　　《商务周刊》：中国没有《罢工法》，但有集体协商和谈判制度，这种相对平和的解决方法，值得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吗？

　　李昌徽：其实深圳市通过的一些条例已经允许罢工的存在。他们允许30天的停工期，这期间，有利益冲突的各方可以冷静下来，都不能采取任何针对对方的行动，政府可以对他们进行调停。这代表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逐渐意识到罢工是劳资关系的内在组成部分之一。无疑，最好的方式正如孙子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对话而达到双赢。

　　《商务周刊》：目前中国公布的失业率是4.5%，这个数字可能还会上升。这可能使刚刚实行的《劳动合同法》处于尴尬境地，不仅是去年的企业家，一些官员最近也在呼吁修改或停摆《劳动合同法》，对此您怎么看？

　　李昌徽：我对中国的《劳动合同法》持相当肯定的态度。尽管有很多人对《劳动合同法》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看法，甚至有企业声称因此要将企业搬离中国。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比较2008年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和2002年越南的《劳动法》，你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类似的条款。这就是说中国《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已是在越南之后，所以人们不会将企业搬去越南，因为那里的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更有力。我知道这部法律对雇主有短期的冲击，因为你不得不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法律，并且在短期增加一定的成本。更不幸的是，在这个全球经济萧条的时期，人们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但事实上，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什么时侯，《劳动法》的出台都将引起企业的不满。他们会到处嚷嚷，但是时间一久他们就会习惯。在中国引起这样的反响一点都不奇怪。当雇主适应了新的环境，一切反对的声音都会消失。相反，那些无视《劳动法》的企业将付出更大的成本。为什么广东的反对意见要比别的地方大？因为广东是第一批引进外资的地方，外资得到了很多特权，他们交的各类社会保险要少得多，所以在《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后，广东的反应要比江浙一带大得多。

　　从长期来看，企业将在实施《劳动合同法》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生产效率和弹性，这将催化中国工业的整体提升。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