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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智上讲,他们相信有必要保持市场开放,以及贸易和投资流动;而从政治上讲,他们面临着压力,要应对不满、恐惧、要求保护的选民
在当前爆发的对保护主义的担忧中,有两个名字人们提得最多:威利斯.郝利(Willis Hawley)和里德.司莫特(Reed Smoot)——用这两位美国立法者的名字命名的1930年法案全面提高了美国的贸易关税。
在最近的世贸组织(WTO)会议中,墨西哥驻世贸组织大使费迪南.德.马特奥甚至挥舞起了这两个人的画像。
经济形势恶化通常是滋生保护主义的温床。为保证本国企业渡过难关,一国政府很容易迫于国内政治压力采取保护主义做法,通过高筑贸易壁垒等手段限制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当全球经济因遭受金融危机而陷入困境时,保护主义情绪开始在一些国家蔓延。
经济民族主义
当前困境中正在酝酿的经济民族主义要更加多样化,也更加隐蔽——相应地,它们也更容易从国际条约网的漏洞中逃脱。驻华盛顿贸易律师加里.霍力克表示:“我们将会看到WTO中的所有缺陷,人们多年来早就知道这些缺陷,但在情况良好时,没有勇气去修正。”
尽管20国集团去年11月承诺限制提高关税,但最近几个月却出现了一些这类老式做法。不过,其中多数措施的幅度都相对较小,且远低于WTO规定的上限,比如印度提高大豆和钢铁进口关税的决定。
它们主要涉及取消在2007-2008年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期间紧急调降关税的做法,当时各个国家都在努力鼓励食品和原材料供给。实际上,最近的某些行动甚至减少了贸易障碍。例如,印度还放松了对大米出口的限制。
更阴险的是“反倾销”措施——对过低定价水平的进口商品有目标地上调关税。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的希尔科.范登伯斯奇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反倾销措施实际上是传统保护措施的替代品。随着标准关税的降低,各国政府转而诉诸于所谓的紧急措施。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本身是反倾销规则的应用对象,如今已成为这些规则的主要使用者。范登伯斯奇表示:“报复是反倾销措施扩散的根本原因。”
此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阻止进口:英国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活动,旨在将英国的工作机会留给英国人;各国政府试图阻止接受了公共资金的公司进行海外投资;再次引发汇率操纵言论的汇率走势;以及人们对美国的借款规模将会阻碍他国政府借款的抱怨。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以全球贸易为代价保护本国经济的方法。
这些发展意味着,甚至还没有实行明显的关税政策,世界或许就已经滑入了上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之中。它们帮助解释了为何股权再次遭到抛售。
“分裂”的达沃斯
2009年年初,达沃斯人不得不面对这种新的现象——不管是叫做“保护主义”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或者是“去全球化”。因为达沃斯人创造的世界正开始倒退——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下滑,贸易壁垒有所抬头,经济日渐萎缩,失业率逐步攀升⋯⋯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认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在此方面,各国不应从已作的承诺中倒退。对此,加拿大财政部长弗莱厄蒂总结说,达沃斯发出的最强烈信号之一就是:保护主义要不得。
英国首相布朗表示,现在不是撤离全球化转向保护主义的时候,诉诸保护主义手段并不能解决目前的金融危机,各国应团结一致加强合作。他还呼吁重建国际金融机构,并说“如果我们不行动,保护主义倾向就会变得极其严重”。
布朗说,自2007年以来,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投资减少了8000亿美元。他警告说,如果听任这种“金融重商主义”发展,势必会产生新的保护主义,影响贸易等跨国经济活动。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政府实际也在这么做。
事实上,即使当政府首脑们在达沃斯重申他们的全球化承诺之时,其政府往往在国内采取相反的举措。
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代表们公开对布朗的言行不一表示质疑——英国政府向该国接受纾困的银行施加压力,要求它们优先考虑本国客户。与此同时,在英国,满腹牢骚的工人们正在游行,高举的标语上醒目地写着布朗自己的话:“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人。”
这并不是说布朗是个伪君子,事情绝非那样简单。我们倒不如说,是他和其他领导人正被拉向两个方向。从理智上讲,他们相信有必要保持市场开放,以及贸易和投资流动。而从政治上讲,他们面临着压力,要应对不满、恐惧、要求保护的选民。
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纳特也表示,“就长期而言,我相信贸易保护主义无助于改善任何国家的经济形势。”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其他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印度将被迫采取对等措施。
德国总理默克尔甚至呼吁对全球金融机构进行彻底改革。默克尔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彰显了更密切合作的必要性,最终可能促成创立一个类似联合国安理会的新机构。
但她同时在年会上对美国政府向汽车业提供补贴颇有微词。作为汽车生产大国,德国担心自己的汽车厂商因美国同行获得补贴而在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由于宝马(BMW)等汽车制造商的报怨,现在欧盟国家政府也已经开始进行印度人所谓的“对等措施”,以扶持本国的汽车业。
美国:支持国货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新的经济刺激法案中的“购买美国产品”(Buy American)条款具有争议,但其政治用意相当明了:美国纳税人的钱应用于创造本国就业。
“购买美国产品”只是部分受到现有规则的限制。与司莫特-郝利关税法一样,始于1933年的《购买美国产品法》也是大萧条的产物。尽管其规定受到《政府采购协议》(GPA)——WTO内部的多边协议——的限制,但中国等制造业国并不是签署国,因此无法利用这一协议。
同时,《政府采购协议》还有许多例外情况。例如,贸易律师们表示,在目前美国众议院的经济刺激法案版本中,有关联邦政府只能从美国企业购买钢铁的规定很有可能是合法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鉴于这些措施瞄准的是陷入困境的美国钢铁行业,该行业使用的资金规模大于劳动力,因此这些措施最终造成的失业数量可能会超过其挽救的就业数量。
知名的美国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关注于钢铁供应的众议院版本的法案,只能挽救1000个美国就业岗位。
“就业效应很小,因为钢铁行业的资金密集性非常强,”赫夫鲍尔和斯科特表示。“在庞大的美国经济中,劳动力约有1.4亿,1000个或更少的就业岗位是个非常小的数字。”而美国政府表示,该法案计划创造至少300万个就业岗位。
位于布鲁塞尔的自由市场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的弗雷德里克.艾里克森表示:“如果只有一个国家行为恶劣,WTO规则是有效的。如果在所有大国之间存在保护主义权力平衡,它们就没有多大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