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记住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记住这些日子，记住这些教训。这是本报从2007年春开始进行的一系列报道的出发点。通过这些报道和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相信读者对于危机的成因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

　　但是最近，我们看到，美国金融界部分高层人士越来越倾向于把危机看作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进而把责任推给东亚的高储蓄率和巨额外储，虽未直接点名中国，但暗示性是明显的。其逻辑是“美国泡沫之所以破灭，是东亚(中国)先帮美国吹大了泡沫”——谁叫你卖了那么多便宜货给我，让我不用生产，可以沉湎于金融资产的游戏；谁叫你借了那么多钱给我，让我不必储蓄，可以过度负债透支未来。更通俗地说，我是“坏”的，但是是你让我变“坏”的；我是“坏”的，但没有我的“坏”哪有你今天的发展？所以，你对我又能怎么着？

　　过去30年，中国一直是在反躬自省中前进的，改革开放的起点就是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对外封闭、思想禁锢的束缚，认识到问题主要在自己身上，从而开始了勇敢的自我变革。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没有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而是看到自己也是全球化的一员，无法置身事外；中国内部也存在许多挑战，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努力实现经济转型，扩大内需，更多地依靠内部市场发展自己。

　　自我反省很重要，但它不等于对偏见和谬误听之任之。偏见重复百遍，就会流行，甚至成为“真理”。在我们看来，美国部分人士提出的“东亚(中国)责任论”就是一个巨大的偏见。美国一部分人根深蒂固地相信，其制度是人类可见的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其自我修复性是完善的，所以一遇到危机，他们天然地要把原因外部化，寻找替罪羊，也就是说，再大的错，他们也没错，是世界错了。

　　2 而在我们看来，从十年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近乎崩溃到十年后的大海啸，从安然、世通丑闻到麦道夫骗局，华尔街之所以一次次重复错误，其根源是股东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在这两种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的汇合处，金融危机大爆发是必然的。这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海盗资本主义、管理资本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股东资本主义，是将股东价值凌驾于其他一切价值之上的一种公司治理模式，其逻辑的第一条是“资本的意志永远是对的”，第二条是“如有异议，请参照第一条”。股东资本主义要求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低税制，崇尚自由投资与产权保护，对管理者施加“利润最大化”和“市场价值最大化”的压力。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效率，有助于维护出资人权益，但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尤辛(Michael Useem)所指出的，在股东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管理层被股东紧紧追逼，他们头上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决策的自由度缩小了，只有不断地实现股东价值，才能稳定自己的地位。

　　在股东资本主义社会，为实现更高股东价值而展开的生产力创新活动的确比较活跃，但弊端也非常明显，就是国民收入分配差异巨大，资方越来越富，劳方的相对贫穷化程度不断加剧，社会福利救济水平的提高十分缓慢，公共物品质量较差，公共服务与社会财富不成比例，投资率、储蓄率很低。英国经济学家戴维·柯茨(David Coates)指出，在这种模式下，“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它们可以自由地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利润目标，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劳动者只能享有有限的和法律明文规定的劳动所得和社会权利。”

　　3 金融资本主义(虚拟资本主义)是最近20多年间发展起来的，旨在追求资本扩张全球化、资产形式证券化、财富表现虚拟化、衍生交易自由化的新资本主义形态。它抛弃了20多年前由“卓越的民族商业精英阶层，管理层对企业的稳固控制以及商界与金融机构的长期关系”构成的体制，而代表着“全球对地方、投机者对管理者、金融家对制造商的胜利”(马丁·沃尔夫)。金融资本的规模和流动性越来越强，但所受约束和监管却越来越小；金融资产的交易驱动型色彩越来越浓，包装、并购、买卖企业远比老老实实经营企业更受追捧；以期权、期货和互换为代表的衍生品越来越多，以“告别长仓”、“套利为王”为宗旨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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