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下午2点，北京某酒店的会议室，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仅仅回答了记者15分钟提问后，便转身走下发言台，径直走出了酒店会议室。

　　虽然和以往他留给公众的形象一样——光亮的额头，精致的无框眼镜，藏青色西服和白色衬衫搭配红色领带，但作为可能最后一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的他，留给北京的，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匆匆背影。

　　“在维护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上，保尔森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从美国国内经济的角度来评价财长，那他是失败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向本报记者如是给出对保尔森的总体评价，“当然，次贷危机的爆发并不是保尔森造成的。”

　　曾担任过两届美国总统(里根和老布什)经济顾问的拉特里奇(John Rutledge)博士也对保尔森的无奈表示同情。他对本报记者说：“显然，美国早就该制止资产泡沫、早就该监管次贷衍生品，早就该干很多事情。而保尔森，正好在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

　　中国行的浓墨重彩

　　诚然，保尔森对中美关系的热衷超乎寻常，在中美经贸关系上取得的成绩，也成为了他甚至小布什政府在任期内的最大亮点之一。

　　与其他美国政要相比，保尔森有过太多次的中国行。据他自己计算，2006年7月就任财长之前，他来中国的次数已超过70次。于是顺理成章，他成为了美国政界的中国通。

　　“中国通”在大事和小节上都有体现。

　　例如刚刚落幕的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的两天里，他始终以红色领带示人——他很清楚红色在中国所代表的意义。

　　“保尔森是一个‘知华派’。他知道如何用适合中国人的手法去维护美国的利益，而且他了解哪些方面中国有可能让步，哪些问题在中国绝对行不通。”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为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天健对本报记者表示。

　　当然，不可能苛求一位美国财长站在中国立场上进行经济谈判，但保尔森利用本身对中国的熟悉和热情积极，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对话氛围，并参与创建了自2006年开始一年两次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这对中美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

　　孙哲自第一次中美战略对话起就置身其中，他介绍说：“保尔森在每一次的中国之行都充分发挥其优势，给中方一种老朋友的感觉，包括其肢体语言都让中方各界感到很友善很熟悉。”

　　曾有一个细节，保尔森与当时的中方代表吴仪每次见面握手时都是用双手，这在中国属于老朋友之间热情的打招呼方式。

　　当然表面功夫之外，保尔森在五次战略经济对话的内容上下了不少功夫。

　　从第一次对话正式启动，中美双方定调“加强对话”及十年规划，到第五次见面双方就能源、环境等领域达成实质性合作，“对话在不断取得进步，内容也一直在扩展。”孙哲表示。

　　目前来看，对于已开展两年的这种高层对话机制中美双方及其它国家都持肯定态度，如今俄罗斯也希望与中国创建类似的对话机制，这证明中美战略对话是一个有效的机制。

　　史天健称：“该机制较为有效的协调了中美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关系。”

　　他认为，在美国政府心目中，中方现在的地位是“战略竞争者”，如果今后对话机制继续，并能扩大对话的覆盖范围，中美的关系中竞争成分才能够继续降低，并进一步提升合作的比重，这对于中国的发展很有意义。

　　但硬币必有另一面。

　　经历五次对话后，中方很关切的中国在国际市场地位等问题尚未进入议程，孙哲认为从中方立场来说，这表现了保尔森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较为保守的一面。

　　保尔森的保守还不止于此。他似乎对中美之外的其它国际问题没有兴趣，例如美国与欧洲的例行经济对话、八国峰会等重要经济战略会议，他居然还时有缺席。上任两年来，如果要历数美国与其它国家、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很难找到归功于保尔森的成绩。

　　“也许正是他对中美关系的特殊兴趣和关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其它国际事务以及国内决策中的迅速性。”孙哲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