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给主政者上政治课

　　迟宇宙 知名专栏作家

　　晏婴相齐，历史的结论当做齐国中兴的机遇，历史的枝节则相信其为一种全新的思想流派撒下了种子，那就是墨家。墨家固然以墨子为宗主诵法《墨经》，为其发端的却是晏婴。汉扬雄《法言》谓“墨晏俭而废礼”，晋张湛谓“晏婴，墨者也自以俭省治身，动遵法度”，清人凌扬藻《蠡勺编》谓“或云开墨氏之先则可耳”，都是思想界的证据。

　　近人张纯一校注《晏子春秋》为其做叙时干脆允执中道，结论为“综合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他道：“如曰先民而后身，薄身而厚民，是其俭也，勤也，兼爱也，固晏子之主旨也。”在他的“纯一又记”中，他又道：“墨、晏尚俭，俭在心，不在物，所以不感于外也；尚勤常行而不休，所谓道在为人也；本俭无为而勤无不为，是之谓能尽其性以尽人物之性。《吕氏春秋·知度篇》云：‘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旨哉言乎，墨、晏有焉。”

　　事实上，尽管“盖次管仲”，但尚俭的晏婴与好货的管仲最大区别并非各自开创了法家和墨家，而是晏婴作为一个政治道德洁癖者能够以道德的力量给齐景公上“政治课”并以此实现了齐国的中兴。

　　齐景公一直试图恢复桓公的霸业，成为代表周王室号令天下的主人。为此他曾经征询过晏婴：“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齐国，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纠合兄弟，抚存翌州。吴越受令，荆楚惛忧，莫不宾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齐国之政于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继管子之业。”

　　晏婴回答道：“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贤，国有什伍，治徧细民，贵不凌贱，富不傲贫，功不遗罢，佞不吐愚。举事不私，听狱不阿，内妾无羡食，外臣无羡禄，鳏寡无饥色；不以饮食之辟害民之财，不以宫室之侈劳人之力。节取于民，而普施之。府无藏，仓无粟。上无骄行，下无谄德。是以管子能以齐国免于难，而以吾先君参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继管子之业，则无以多辟伤百姓，无以嗜欲玩好怨诸侯，臣孰敢不承善尽力，以顺君意？今君疏远贤人而任谗谀，使民若不胜，藉敛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多求于诸侯而轻其礼。府藏朽蠹而礼悖于诸侯，菽粟藏深而怨积于百姓，君臣交恶而政刑无常。臣恐国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恶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继管子之业乎？”(《晏子春秋·内篇问上》)

　　晏婴的这番对答，几乎是对景公赤裸裸的攻击和指责，他觉着景公贪财好色、见利忘义、目光短浅、见异思迁……总之一个昏聩君主所应具有的一切品质，景公都具备了。景公倒算是个明白人，他有着宽阔的胸襟和不切实际的野心。他知道晏婴一心为了齐国好，为了他姜杵臼好，所以从来不恼怒。据说晏婴死了之后，一直没人当面指责他的过失，他还常常为此闷闷不乐。

　　景公作为齐国之主，有他自己的生活需求。他喜欢大造宫室、多养狗马。为了维护奢侈无度的开销，他在齐国实行重税酷刑。晏婴对此很是担心，所以他总打算寻个机会谏止景公。

　　景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6年)，有一次天空出现慧星。景公坐在柏寝台上叹息道：“这堂皇的亭台，最终会归到谁手呢？”群臣忧然泪下。晏婴反而笑起来。景公见状很是恼火。晏婴道：“我笑群臣过于谄谀了。”景公道：“慧星出现在东北天空，正是对着齐国的位置，寡人正为此担忧，你却乱笑个鸟！”晏婴道：“您筑高台凿深池，收租税惟恐收得太少，施刑罚唯恐施得不滥苛。这么下去，最凶的茀星都将出现，您还怕什么慧星呢？”景公倒也司空见惯了晏婴的挖苦，也不介意，而是反问道：“也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祭祷禳除慧星？”晏婴道：“如果祝祷可以使神明降临，那么祈禳也可以使它离去。但成千上万的百姓愁苦怨恨，您让一个人去祈禳，怎么能胜过众口怨声呢？”(《史记齐太公世家》)

　　作为齐国的首席操盘手，晏婴洞悉政治的秘密在于人心：人心是最大的国民财富；一旦人心丧失，再多祭祷也无法消除灾祸的降临。晏婴为齐景公上的“政治课”，不独在春秋的末年可以作为主政者的镜鉴，即使放在今日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