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外交背后的利益角力

　　作者：杨磊

　　“他是臭氧层来的人。”十多年前，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因为其环保主张被人如此嘲讽。

　　而在2007年，戈尔却两度因为他在环保领域的贡献赢得世界的尊重。他投资并主演的纪录片《不能忽视的真相》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随后，他又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

　　戈尔的个人际遇只是今年以来气候变化问题升温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到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再到G8峰会、APEC领导人会议、东盟峰会，今年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会议都把气候变化列为讨论的重点。

　　由于任何一条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规则都会对世界各国的国家利益构成影响，气候变化谈判，已经成为继WTO之后世界各国之间最复杂、最高级别的综合较量。

　　综合来看，目前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大概形成了三个集团，每个集团的利益诉求都存在很大差别。

　　第一阵营当属欧盟。环境政策目前已成了欧盟彰显“统一外交”的重要手段，欧盟希望以“气候牌”作为自身的“特色外交”，在未来的世界政治外交事务中居于领导地位。根据欧洲气候变化计划(ECCP)的结论，欧盟实现减排承诺的总成本为37亿欧元，相当于届时(2010年)GDP的0.06%，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小。另外，欧盟的企业在开发低碳

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具有优势，若世界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全球价值数百万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基础设施都要进行更新，可以为欧盟企业提供巨大的商业机会。因此，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领域承担减排责任的标兵。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伞形集团。他们多为能源消耗大国，反对立即采取减、限排措施。以美国为例，京都目标要求美国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7%。根据美国能源部和环保署的预测，要达到这一目标其实际的减排幅度可能高达37%。换言之，要实现对世界的环境承诺，美国比欧洲要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这无疑会削弱美国的经济

竞争力。有些极端的反环保组织甚至认为，《京都议定书》是欧盟给美国下的“套”。因此，美国一直是气候变化谈判中一个重要的阻力，甚至一度试图在京都议定书之外另外搭建一个气候变化应对体系。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普遍不对布什政府抱有幻想，寄望于美国下一届总统大选。日本尽管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的追随者。

　　在这两大发达国家集团之间的是77国+中国集团。到目前为止这一集团尚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团结一致，但内部分裂倾向加剧：如33个小岛国由于可能成为气候变化的直接受害者，他们与欧盟的立场保持较高一致，试图推动国际社会立即采取实质性减排行动；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为了获得少量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愿意在许多关键议题的谈判中做出妥协；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坚决反对在任何关键的议题谈判上达成协议，并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其实现经济多样性；而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巴西和印度则非常关注有关第二承诺期谈判的问题，在许多重大议题的谈判中，既不愿意轻易做出妥协，又不希望像沙特那样放弃所有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巴厘岛能否成为三大利益集团达成共识的新起点，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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