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厘岛交手：中国面临碳排放合围

　　作者：杨磊

　　巴厘岛上吹来的海风正在影响全世界政经气候的冷暖。

　　在发展中国家的钳制政策和发达国家的转嫁政策下，中国在巴厘岛气候峰会上必须面对前所未有的碳排放压力。气候变化谈判，早已超越环境领域，成为各国经济、外交、政治实力的综合较量。

　　“后京都时代”从巴厘岛起步

　　12月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年度大会在巴厘岛召开，与会各方力求就《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后的国际秩序达成共识，他们试图寻找到“后京都议定书路线图”的新起点。

　　国际社会对于巴厘岛峰会的期待，早在会议之前就已显露。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专门选择在巴厘岛峰会前一个月亲赴南极，考察冰山消融的情况，并多次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暗示：“巴厘岛峰会必须达成一些共识。”

　　11月25日，刚刚当选为

　　国际社会强烈关注的背后，是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和气候变化谈判的复杂性。如《京都议定书》，从签署到正式生效共经历了漫长的8年，而它将于2012年到期，如果此次巴厘岛峰会再次无果而终，国际社会在2012年后将面临国际制度真空。

　　12月4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一份关于全球变暖导致港口城市遭遇洪灾的预测报告。报告警告，一旦发生百年一遇的暴风雨，预计2070年灾民人数将达1.5亿人，是现在的4倍；造成的经济损失将高达35万亿美元，是现在的10倍多。

　　而减排承诺和各国的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息息相关，“后京都时代”关于国际碳交易的制度安排，也将直接影响目前已经进入这个领域的数千亿美元资本。

　　谁该为中国碳排放买单？

　　假如一个欧洲的消费者购买了产自中国的笔记本电脑，他是否该为生产这台电脑产生的碳排放买单？这是不久前英国一家研究机构提出的最新观点。根据这家机构的研究，中国大约25%的碳排放是由于出口导致的。这一最新研究，是否对中国未来参与气候谈判有利？

　　预计未来5年，中国用于节能环保的投资将达3000亿美元，占世界市场30%。但由于正处于工业化阶段，中国的碳排放也紧随美国，居世界第二。此次巴厘岛峰会上，许多议题都围绕中国展开。中国谈判代表团成员之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气候变化办公室的李丽艳就表示，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仍“有点儿赴鸿门宴的感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陈迎，正在对碳排放问题进行定量研究。她表示，初步测算，如果把出口产品的“内涵能源”计算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能源的净出口国，并不是国际社会指责的净消费国。换言之，某种程度上，“中国制造”并不是推高国际能源价格的罪魁祸首，而是帮助发达国家降低碳排放的牺牲者，中国是在用本国能源贴补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这一结论，无疑有助于颠覆目前针对中国能源消费的“威胁论”。

　　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这一最新观点同样可能为“中国制造”招致贸易壁垒。曾经多次参与气候谈判的伯尔基金会的喻捷指出，如果中国过于强调这一立场，欧盟很可能针对“中国制造”征收碳税。如果出台这一措施，无疑会降低欧盟的消费。这对于中国出口企业是非常不利的。陈迎也表示，要谨慎使用这一论据，因为发达国家基于同样的事实，也可能得出对我们不利的结论。

　　“气候变化政策不应该与国际贸易挂钩，尤其不该由此派生出贸易壁垒。”李丽艳说，对于这方面的争论，中国应该据理力争。

　　多方钳制中国比较优势

　　在巴厘岛峰会之前，一些国家已经提出了不同的备选方案。其中，由巴西提出的《圣保罗方案》中，有对中国非常不利的条款。

　　众所周知，为帮助发达国家以较低成本实现其在《京都议定书》下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设立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基于项目的CDM合作机制。因为国内节能减排、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政策驱动，中国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供应国之一，按照排放量计算，市场份额将近40%。由于工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通过降低工业能耗发展CDM市场，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

　　但是，《圣保罗方案》则呼吁限制中国在CDM市场的发展，认为中国应该在CDM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成定量减排目标。甚至在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实现消除贫困人口时逼迫中国提前进入“买碳”行列。

　　可见，巴厘岛峰会上，即使同为发展中国家，也很难达成一致立场。这将使谈判更加艰难。

　　发达国家同样难缠。

　　早在1994年，发达国家就已经达成协议，要率先承担减排任务，发展中国家并不承担具体的减排责任。但是，美国却以中国近来能源弹性系数居高不下、经济发展强劲为由，要求中国也承担减排任务。

　　1998年11月美国曾签署《京都议定书》，后又在2001年3月单方面退出。目前美国人均碳排放量20吨，居世界第一位。但美国这个气候变化领域反面典型却屡屡拉上中国，每当国际社会试图向美国施压，“山姆大叔”总是把压力转移到中国身上，把中国当成了它推卸责任的挡箭牌。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陈冬梅指出，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国际能源组织(IEA)在最近发布的报告中称，中国和印度的能源消耗占全球增长量的47%。在此背景下，中国未来肯定会持续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减排压力。

　　链接

　　清洁发展机制 简称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三个灵活履约机制之一。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完成工业革命的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变暖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因此，《京都议定书》只给工业化国家制定了减排任务，但没有对发展中国家作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