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应共担责任和共享利益

　　本报记者 赵忆宁 北京报道

　　艾伦·F·霍尔默(Alan F. Holmer)于今年2月担任“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特使。5月，记者在华盛顿专访美国财政部长、SED美国联席主席鲍尔森时，艾伦特使也在座。之后，他邀请记者到他的办公室小坐。当记者提出他访问北京时希望专访他时，艾伦没有明确表态，只是笑了笑。11月13日，艾伦为第三次中美战略沟通访问北京前，记者接到美国财政部的电话，将安排一次独家专访。

　　在艾伦担任“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特使短暂的10个月时间里，他接受吴仪副总理的建议，访问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包括北京、上海、沈阳、青海、西安、成都、广州、深圳和香港。他还走访了一些乡村以深入了解中国在应对实现和谐平衡发展时所面临的挑战。

　　对艾伦特使而言，中国的复杂性既迷人又令人生畏。他眼中的中国是这样一幅图景：“贫穷和富裕并生；现代与古代同在；改革和保守、主动与被动齐头并进”。艾伦表示：“中国的活力、创新和多元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国总统布什和财政部长鲍尔森一直强调繁荣的中国和稳定的双边关系是美国的利益所在。艾伦认为：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中国的变化不仅仅意味着她自身的变化，也意味着世界的变化。这对中美经济关系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霍尔默首次提出了“共担责任和共享利益”的原则。他强调，按照这一原则行动，美国和中国的决策者都能继续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并维持双方关系的稳定。“我们将并肩作战，共同负担费用，挑起重担，也共同收获利益。”

　　讨论的是长期性、结构性方面的问题

　　《21世纪》：鲍尔森在10月23日披露，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点将关注贸易的完整性、经济的均衡发展、节约能源、金融部门的改革、环境的可持续性、推动双边投资六个层次的内容。您是否可以简要介绍一下？比如，贸易的完整性是什么含意？金融部门的改革又指的是哪些内容？推动双边投资，美国方面有什么新的举措吗？对上述六个议题，您期望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霍尔默：我很高兴你读了鲍尔森部长10月23日的演说，这是阐述鲍尔森对中美经济关系和战略经济对话观点的一个重要文件。战略经济对话的目的是在一个长期、战略的基础上管理中美经济关系。稳定和繁荣的双边经济关系对双方的重要性都在日益增加。

　　美国对战略经济对话有3个核心目标：第一，通过建立新的合作习惯推进中美经济关系；第二，加速中国下一波的经济转轨；第三，鼓励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全球经济强国。在12月的第三次“对话”上，我们将着重讨论以下问题：第一，金融部门改革和自由化、产品安全问题，就是我们所称的“贸易的完整性”，或称“诚信贸易”；第二，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以及维持开放的投资制度；第三，将与中方进行关于重新平衡增长的讨论，并协助中方启动新一轮经济改革所作的努力，这是我们的双边对话的一个长期不变的部分。

　　《21世纪》：有人认为，即将进行的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桌面上的一些问题，对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状况和发展阶段来说太超前了，比如，建议在中国全国范围建立排污权交易体系。鉴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监管体系和实施机制薄弱，这样的项目很难真正付诸实践。您同意这样的意见么？如果同意的话，您会在战略经济对话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

　　霍尔默：战略经济对话本来讨论的就是长期性、结构性方面的中美经济关系。这些都是复杂的问题，无法以简单的答案来回答。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说，美国和中国领导人过于冒进。

　　我们知道，对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方来说，进步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然而，许多问题是中美的共同利益，诸如环境保护。战略经济对话是一种促使我们向着共同利益开始取得进展的机制，如建立排放权交易计划。邓小平先生说过要“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道理不仅适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适用于中美关系。

　　我们曾与中国政府就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排放权交易计划以减少硫氧化物在中国的排放量进行过持续讨论。这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美国愿意分享我们在建立和运作这样一个“上限加贸易”体系的经验。

　　美国政府的运作并非阴谋论所表述的

　　《21世纪》：前不久，中国出版了一本由在一家美国公司的华裔IT工程师撰写的书叫《货币战争》，广受政府官员与金融界人士关注。其核心内容是西方及美国的阴谋论。特别是鲍尔森财长上任后，很多中国人都认为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从人民币升值转向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目前在中国是不是应该开放金融市场这个问题上有争议，对此您有什么评论？

　　霍尔默：对美国政府行动的类似阴谋论总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在美国政府和共和党内曾担任过许多职务，我可以向你保证，美国政府的运作不是像这种阴谋论所表述的——我真的希望我们能有那么高的效率。但是，在美国财政部并没有什么依据“总设计师”的规划对中国经济实施的宏伟计划。中美经济关系广泛、深入、复杂。许多不同的美国政府机构、商界和非政府行为者都发挥了作用。

　　明确地回答你的问题，人民币升值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是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我们认识到，中国在汇率改革上已经取得了进展，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我们也认识到，人民币汇率改革不会大大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也不会使美国工业免于国际竞争。但加快币制改革，将可消除我们双边经济关系中一个关键的感觉上的不公平，让我们向前面的长远重要挑战前进。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不会束缚中国的增长。它能实现中国领导人承诺要解决的内部与外部的不平衡，促进更高的和谐和可持续增长。除非人民币汇率发生显著变化，否则中国对消费、服务、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内陆省份重新平衡增长的努力不会成功。

　　我们对中国金融业放开的观点是：中国金融服务部门向外国公司的进一步开放将使中国跨越式的跳过许多年昂贵而问题颇多的金融实践。它也将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家庭可以更迅速地获取更广泛的高收益率储蓄工具，为实现目前和退休以后更高的生活水准更快地积累资产。

　　战略经济对话获得了很大成功

　　《21世纪》：到目前为止，总结前两次的战略对话，您认为“对话”的方式是否成功？是否达到设计对话时的预期结果？您认为战略经济对话这样一个机制存在哪些局限性，如何跨越这些障碍？

　　霍尔默：战略经济对话获得了很大成功。不断进步是确保这个机制成为美中关系中的一个永久性要素所必须的。“对话”中达成的协议对双方都是有益的。5月份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中达成的民航协议，将扩大中美之间的客运和货运，为中国和美国企业开放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新途径。我们正在通过共享美国主要证券、银行和投资公司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来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更现代化的金融服务业。我们还在帮助中国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一些美国银行的业务正拓展到中国农村。一家主要的美国银行近日宣布，该公司计划在中国农村设立至少10家农村分行和贷款公司。

　　自战略经济对话伊始，美国就支持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行使更大的话语权。美国同时也支持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和总部设在巴黎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FT)。此类会员身份为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赋予了更大的影响力。我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于11月9日批准招商银行在纽约州的纽约市设立分行感到非常高兴。

　　指导原则：两国共担责任、共享利益

　　《21世纪》：现在有很多关于美国希望中国做什么的讨论，您认为是否美国给中国太多的外界压力？为什么在中国人的眼中，虽然是双边的战略经济对话，但是人们心中却认为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强求”？

　　霍尔默：战略经济对话是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于2006年共同建立的。它的成立是双方最高领导人对未来关系投资的一个共同努力。我建议你读一下鲍尔森11月8日为中国研究所做的演讲。他指出，美国的双边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的原则。我们在这上面是一致的：产生成本，承担义务，获得成果。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的战略指导原则是共担责任和共享利益。尽管很朴素，但确实是这些原则构成了我们经济逻辑的核心，这一逻辑就是支持中国深化改革，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我提出共担责任和共享利益是要强调这么一点：美国针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并不是起因于想要去塑造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也不是根据另外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是有着独特历史、文化和经济背景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我们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充分借鉴美国的经验，了解美国在建设强大开放经济时所达到的深度。

　　按照共担责任共享利益的原则行动，美国和中国的决策者都能继续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并维持双方关系的稳定。我们将并肩作战，共同负担费用，挑起重担，也共同收获利益。

　　《21世纪》：在您看来，目前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战略经济对话如何回应这些问题？

　　霍尔默：目前的战略经济对话议题针对许多中美经济关系中重大的问题，包括：食品和产品安全、中国增长战略的重新平衡、环境保护、节能和能源安全。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角度，是从明确美国和中国人民互惠互利的原则出发的。这些问题是真正的全球性挑战。

　　“对话”是一个过程

　　《21世纪》：虽然战略经济对话每年举行两次，但在我看来它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在前两次对话中，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推进对话的进展的？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中方的相应人员又是如何与你们沟通的？您如何向中美两国的学者、官员和个人咨询关于对话的问题？

　　霍尔默：战略经济对话大约每6个月一次。但在两次高级别会议之间，中美两国政府机构之间以及在美国国内，积极、持续的对话一直持续着。“对话”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活动。两次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中间，财政部以及其他各美国政府机构(如联邦政府、环保局、卫生部、美国贸易代表)与我们中国同行的互动一直持续着。互动的内容包括继续我们有关政策问题的对话，执行过去战略经济对话承诺，并为下一次对话做准备。

　　我们也一直与中美两国的分析家和学者保持密切联系。我作为中国问题特使的外展工作的核心部分，就是到华盛顿和北京以外的地方，来商讨战略经济对话以及更广泛的中美经济关系。中美两国人民有必要更好地理解稳定和富有成效的中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中国，我已经去了沈阳、青海、西安、成都、广州、深圳和香港，还有北京和上海。回到美国后，我还将前往亚特兰大和明尼苏达州。

　　希望对话机制能超越本届政府

　　《21世纪》：就战略经济对话，您对下一届美国政府的期望是什么？您现在正在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战略经济对话在下届政府得以制度化？您对战略经济对话的发展前景有何看法？

　　霍尔默：我非常希望战略经济对话能成为超越本届政府的中美经济关系中一个永久性的要素。不过，这是由中美两国未来领导人决定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让战略经济对话的成就不言自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独特的机制。只要它不断展示自己的成果，我们就有信心它会继续下去。

　　《21世纪》：您对中国未来的变化有什么预想？您认为美国在中国的未来变化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霍尔默：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显示了逐步、稳健的风范。中国政策变动的总体方向是由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决定的。美国政策已通过双边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等许多方式，为中国的成功作了贡献，也从中国的成功中获得了利益。我们欢迎一个和平、兴旺和稳定的中国的兴起，羸弱且不安全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