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海外投资热地：中间姿态

　　作者：本刊记者 毕克雷

　　最近这一波总部落户热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对10年前的瑞士税收改革投赞成票

　　对于瑞士这样一个以迷人的风光、豪华手表、古老的银行、巧克力和一流的生活质量闻名的国家来说，可能得承受另一种失落：人们更容易把它当成是一个旅游目的地，而非一个商业目的地。毕竟，这个幅员狭小的多山国家只有700万人口。

　　也正因此，当今年1月份美国食品巨头卡夫食品宣布将其分散在伦敦和维也纳的欧洲总部迁到瑞士苏黎世时，英伦媒体一片哗然。他们哀叹伦敦糟糕的基础设施、时断时续的公共服务、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尤其是高税率让这个老牌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云集之都正在失去竞争力。

　　卡夫食品并不是第一个做如是选择的跨国公司。5年前，美国时装巨头拉尔夫劳伦想把欧洲业务统一起来集中管理的时候，首选即是伦敦，最终却落户国际组织云集的日内瓦。在欧洲电脑市场取得领先地位的台湾企业宏，今年已把欧洲总部从它的“福地”意大利搬到了瑞士。在他们之前，已有宝洁、高露洁、

通用汽车、惠普、eBay等超过200家跨国公司把地区总部设在瑞士。

　　“我们的自由经济政策，稳定而透明的政治环境，不但使瑞士成为全球范围内颇具

竞争力的国家，还特别为外资贸易类企业和欧洲总部类公司提供了最好的商务条件。”瑞士联邦委员会委员、经济部部长洛伊德·哈德女士告诉《环球企业家》，“当然，我们还能提供一流的生活质量。”

　　税收筹码

　　这并不是第一次瑞士成为跨国公司在欧洲的“中央商务区”。瑞士在地理上正处在欧洲大陆的中央地带，毗邻欧盟三大市场：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中立国地位让其在欧洲长期战乱的历史上很少受到炮火破坏。二战后，美国的一些跨国公司就开始把瑞士当作其欧洲总部所在地：杜邦和卡特彼勒分别在1959年和1960年在瑞士成立欧洲总部。

　　还有一个较为微妙的“心理中立优势”——在欧洲语言繁多、文化差异大、市场分散的商业环境中，瑞士的永久中立国地位使得其公司在欧洲其它国家市场经营时，较少受人们对总部所在国家的偏见的影响。

　　最近这一波总部迁移热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0年前的瑞士税收改革投赞成票：在以降低税率为核心的1997年税收改革后，平均而言，瑞士公司的总纳税额约占净收益的25%——在欧洲的富裕国家里，只有爱尔兰的公司税要更低。即便与东欧新兴市场国家的税率相比，这个税率仍然是有竞争力的。

　　而对在瑞士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税率还会更优惠。联邦和州均对控股公司予税收减让。纯控股公司几乎无须缴纳联邦税，而各州对控股公司则免征全部所得税。根据普华永道的评估，如果跨国公司在瑞士设置一个业务控制中心，税率会低至6%-10%。就卡夫食品而言，它在伦敦的税率则高达30%。

　　瑞士的联邦制政体是税收激励存在的一个重要基础。瑞士由26个自治州组成，历史传统使得各州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并彼此激烈竞争。经济领域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税收。除了联邦明确保留的税种外，瑞士各州有自己的税法和自由征税的权力，大部分州的税务登记都不对公众监督开放。在瑞士山区地带的一些州如ZUG，用税务杠杆来吸引企业几乎是不二之选。

　　事实上，瑞士在利用税收杠杆来吸引跨国企业落户的成效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它的最大贸易伙伴欧盟在今年2月发出警告说，瑞士的一些州对欧盟国家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如果成员国取得共识，可能会对瑞士出口到欧盟的产品实行惩罚关税。瑞士官方回应说，瑞士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并没有对此行为进行限制。

　　这在瑞士成了个敏感话题。尽管瑞士不是欧盟成员，却能充分享受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好处。早在1972年，伯尔尼即和布鲁塞尔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此后，瑞士采用了欧盟的大部分内部市场规则，作为回报，欧盟给了瑞士公司优惠的政策，使其能轻易接触5亿人口规模的庞大欧盟市场。

　　软实力

　　对瑞士而言，单纯依靠税收优惠这个很容易被效仿的武器并不是久长之计。欧洲的其它发达国家也在谋求降低税率：奥地利和丹麦近两年把公司税由34%分别降到25%和28%。今年初，荷兰则下调至25.5%。在去年将公司税下调至34.4%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呼吁说，法国应该在五年内把公司税降到20%，并在长期内降到10%。

　　所幸，瑞士还有其它很多“软环境”能成为其独特竞争力。它同时拥有德语区、法语区和意大利语区三个多元文化市场，因而成为新产品、新设计和新消费理念在全面推向欧洲市场之前的理想试验场所。例如，星巴克2001年苏黎世开设其在欧洲大陆的第一家分店。

　　在瑞士，大多员工都能同时讲四种官方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语——中前三种的两种，英语熟练程度上可能仅次于斯堪的纳维亚人。跨国公司很容易在这里找到多语言能力的国际化人材。

　　宽松的劳工法也能提供宽松的人力环境。瑞士虽属高工资成本国家，但其每周40.5个小时的工作时限要明显比其它欧洲发达国家长，罢工几乎不存在。瑞士劳动法的条款少于欧盟法律体系，因此自行安排的自由空间更大，对法律条款的解释余地也更大。

　　但对致力在瑞士寻找一个服务欧洲的生产基地的跨国公司来说，瑞士却并不一定能满足其需求。去年初，美国生物制药巨头安进公司(Amgen)宣布取消在瑞士投资16亿瑞朗设厂的计划，而改建在爱尔兰。这堪称是对前者吸引外资努力的一大打击——拥有诺华和罗氏两家世界级制药公司的瑞士对此项目志在必得。

　　瑞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局项目经理米歇尔·康恩亲历了这场谈判。他告诉记者，在决策的最后阶段，真正的竞争者只有爱尔兰。但在关键的土地问题上，可作厂房的55公顷土地瑞士只能提供两块备选，爱尔兰则能提供九块。而当考虑厂房的扩建需求时，“坦白说，这就超出了我们的提供能力。”康恩说。

　　在很多关于生活质量的全球调查排名中，瑞士的日内瓦和苏黎世都名列榜首，被视作后工业时代宜居性的代名词。但对占瑞士近四分之一劳动力的外来人口而言则不尽然。对于单身的年轻人来说，很美很舒适可能也同时意味着单调乏味。对他们来说，瑞士的城市太安静了，要找娱乐，当然得去伦敦、巴黎或

阿姆斯特丹；而对像埃里克·普里瑟在亚洲工作过、又长期服务美国公司的人来说，生活上的不便也让人烦恼。“在上海，我夜里11点下班都可以理发。”现今为霍尼韦尔瑞士工作的他告诉记者，“但在这里，商店在7点就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