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　李明三

　　APEC会议上，气候变暖和温室气体减排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此时，美国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lifornia Air Resource Board)副主任麦克尔·史蔼博(Michael Scheible)先生，正在中国穿梭访问，北京是他的最后一站。

　　史主要负责加州能源和工业领域温室气体的减排工作。他这次中国之行的目的，就是与中国分享加州治污、减排经验。去年，加州通过了美国首部全球变暖解决法案——＜加利福尼亚全球变暖解决方案法＞，要求加州到2020年在现有排放量基础上减少25%。这与美国政府对温室气体减排的不合作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9日下午，史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在离开北京之前，他在驻华使馆接受了包括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采访。

　　美国政府应做出表率

　　记者：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美国政府的傲慢态度受到各国非议和责难。美国国内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在这方面，你对美国政府有什么期待？

　　史蔼博：我们对于美国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工作进展的缓慢不是很满意，但是因为我们不能控制美国政府，所以加州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先干起来。希望这能够影响美国的其它地区，也能够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美国政府应该制定一个综合性的计划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也是向全世界表明，美国经济是可以通过采用洁净的方法，在减少排放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美国是一个富国，完全有能力这么做。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够首先要求发展中国家。

　　记者：加州是美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你们在全美先行一步出台减排法案，这对加州经济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加州民众是否支持你们的做法？

　　史蔼博：很多证据说服了加州人，全球变暖将会严重影响加州的经济和生活。

　　公众对污染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了解，他们对政府也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80%以上的居民支持州政府独自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去年立法会和州长决定通过一项法律，将在202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削减到1990年的水平。我们有15个月的时间来制定一个计划，以实现这一目标。

　　记者：加州温室气体排放目前在美国处于什么水平？排放结构如何？目前减排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史蔼博：加州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13%，温室气体排放量占9%左右。我们的单位GDP排放量是下降的，人均排放量一直比较稳定，远远低于美国的平均排放水平。但是加州人口在快速增长，预计到2020年将增加33%。因此，除非我们采取相关措施，否则整体排放量将以同等比数增加。

　　为达到法律要求的减排目标，必须要减少所有源头的排放量。加州温室气体排放40%来自汽车、卡车和火车等交通领域，20%来自发电厂，20%来自工业部门如炼油厂等，其它则来自诸如农业、冰箱制冷等比较小的源头。对于移动源头，我们要求交通工具在2016年减少30%的排放；对于发电部门，我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实现20%的电力使用可再生资源发电。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比较糟糕，太多地依赖汽车来解决交通出行。为提高大气质量，我们在此前采取了一系列技术降低交通工具的污染物排放，接下来我们需要鼓励加州居民少开车，多利用公共交通。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减排投入应纳入经济成本

　　记者：中国政府很重视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为此专门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你对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有什么建议？此次中国之行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史蔼博：我们认为全球变暖问题不是加州可以解决的，这要和其它方面联手行动。分享加州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期望中国也实现同样的进步，这是我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

　　中国和加州在空气污染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汽车保有量增长速度非常快，我们也同样如此；你们面临臭氧和颗粒物污染的问题，我们也是如此。这次中国之行，我希望中国在改善环境方面分享加州的经验，使用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经验是，只要你采取有效措施，最终定会取得成功。在我们采取比较严格的空气污染措施的同时，经济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就表明，治理大气污染的同时，可以实现经济的增长。

　　记者：请谈谈你这次中国之行的具体行程，有什么收获？

　　史蔼博：我先后去了广州、南京、上海、重庆和沈阳，北京是我的最后一站。看到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空气质量，如重庆公共汽车不再使用柴油发动机而改用天然气发动机；广州不允许摩托车上路；一些高污染的工厂或者关闭，或搬迁到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去了。

　　中国环保部门对我们的经验非常感兴趣，北京市环保局以及香港的有关部门已经和我们分享有关资源，但合作的涵盖面并不是很广泛，因为州政府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

　　记者：就加州的环保经验来说，你想对中国同行说些什么？

　　史蔼博：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要确立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减排目标。加州的做法是，首先根据是否有益于人体健康而制定一系列关于空气质量的标准，再据此制定相应的法规以实施这些标准。

　　尽管治理空气污染是比较昂贵的，但污染对健康的危害却是更为严重的问题，由于其负面影响是如此巨大，所以我们认为在治理方面的投入，从经济上来讲也是有利的，如果把控制空气污染的投入和健康带来的收益相比较的话，这种投入还是值得的。

　　最后我还要说的一点是，用于治理大气污染的成本应该加入到经济发展的成本当中去，即加到大家购买的产品成本中去，这是唯一既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又能保证我们生活质量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