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们是带着疑问和期待走进瑞士的。

　　临行前的5月18日，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洪含雅先生跟我们讲，去年一份关于瑞士在中国形象的研究报告显示，受访者对瑞士的印象，通常与迷人的风景、钟表、银行业和永久中立联系在一起。他说，事实上，关于瑞士，鲜为人知的还有它的创新能力，以及为提高大众生活质量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瑞士面积仅有4.1万平方公里，人口740万，只比我国台湾省略大。它没有出海口，缺乏自然资源，国内市场也非常有限。然而，这些弱势并未阻碍它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成功典范。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瑞士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瑞士的两大城市苏黎世和日内瓦也多次被评为全球最适宜居住城市。

　　中国驻瑞士大使朱邦造说得好：“瑞士很小，但附加值很高。”它在20世纪初还是穷山恶水之地，如何仅在几十年时间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实现了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人文与科技的和谐统一？它的城市公共交通、水管理以及能源效率发展技术，又是怎样驱动着它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进程？考虑到中国在城市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上的关切，这次考察又具有了一种特别的现实意义。

　　5月中下旬，我们随着“瑞士形象委员会”深入瑞士。

　　苏黎世的榜样

　　在瑞士前驻中国大使乌利·希克博士看来，现代瑞士的特质是追求卓越、不断创新和高品质的生活。苏黎世恰恰就是这一特质的绝佳体现。

　　苏黎世是瑞士最大、也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据瑞方陪同RUTH女士介绍，早在18、19世纪，苏黎世就已成为瑞士主要讲德语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中心。如今，苏黎世的工业占全国第一位，机器制造业占全国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三；它还是瑞士最大的金融中心，号称“欧洲百万富翁都市”。

　　苏黎世又是一座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它虽然经济实力很强，人均GDP达5万多美元，市民收入很高，但仍非常注意节约使用土地、能源，减少消耗。政府、议会所使用的办公楼都是具有上百年历史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老建筑，政府的一楼大厅也利用作为科技讲座、研讨会的地点，使用率很高。

　　40年前，苏黎世湖曾因工业发展成为污染重灾区，不能游泳，水质也很差，瑞士人花了30年进行治理。时至今日，我们从湖畔看过去，湖水清澈见底，游鱼成群，白天鹅、黑头鸭、鸳鸯也畅游其中，不禁令人感佩瑞士人对环境的热爱和执著。

　　抵达苏黎世的第二天，记者参观了苏黎世清理回收服务公司的Werdholzli污水处理厂。这家公司隶属苏黎世市政府，下辖三个废水、废料处理厂，其中最大的废料处理厂每年焚烧30万吨垃圾废料，废物处理量相当于上海的十分之一。

　　据该公司公关主任Hans Luscher介绍，苏黎世的污水处理始于19世纪中叶，当时苏黎世城突然暴发伤寒传染病，市政府认定是居民胡乱排放的污水所致，于是派一名工程师骑马去巴黎取经治污。工程师回来之后，开始着手筹建地下污水的处理工程。1860年，苏黎世建成第一个污水处理厂。

　　然而，当时的治污并未考虑到污水对环境的影响，很多污水最终被排到河里或湖里，引发水环境的污染。于是在1923年，苏黎世选民决定引进一套综合污水处理系统，将污水和固态污物一道分离，耗资400万瑞士法郎。该工程始于在Werdholzli的第一家污水处理厂，用来净化源于该市利马河谷的污水。

　　二战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上世纪60年代瑞士经济的狂飙突进造成了自然水体的严重污染。Hans Luscher向我们展示的一张照片显示，大量工业废水被排放到河里，水面上漂浮着白色泡沫，固体垃圾堆积在河边，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场。

　　苏黎世人痛定思痛，在1964-1969年，耗资约6000万法郎对污水处理厂进行第二次扩建，在污水机械处理的过程中首次增加了生物净化过程，同时在污泥消化设施中又添加了一个污泥脱水厂。到了1985年，经过第三次扩建后，Werdholzli污水处理厂已变为一个由电脑控制，包括机械、生物、化学、渗透四个处理过程、耗资3亿法郎的工厂。这个污水处理厂，也成为欧洲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污水处理厂之一。

　　据Hans Luscher介绍，瑞士第一个立法，就是保护水的立法，它遵循的一个原则是：谁污染谁付费。从20世纪初，苏黎世每一幢居民房屋都与污水系统连接，以后每一幢新建筑，也与排水系统连接在一起。如今，苏黎世废水处理和管理系统掌管着该市的地下水道系统，“我们对苏黎世城的下水道网络了如指掌，精确到每一根排水管。”每年，污水处理系统的工作人员都要持续监测1000公里长的污水渠网络，每年都要更换10公里长的污水管网络。他们会利用地下摄像机检查结构情况，24小时提供疏通下水道服务。仅下水管道的维护费用，苏黎世每年就要投资4000多万瑞郎。

　　“可以说，流入利马河的每一滴水都经过了我们Werdholzli污水处理厂的处理。”Hans Luscher说，他们工厂是非营利单位，如果产生了盈利，也会把利润用在降低成本上。10年前，苏黎世曾向伦敦取经，尝试把污水处理厂私有化，但“结果是灾难性的”。他说，若要尽心尽力地保障1000多公里的下水道网络，只有非营利部门才能做到。

　　不过他也指出，经过净化的水质是很好，但微小颗粒的化学物质或激素还是不可避免地流入河里，对水生物产生影响。Hans Luscher说，他前几天乘船游览了一条河，尽管河水清澈，但没有鱼，记得童年在河边玩耍时，河里到处都是鱼。“这或许就是现代化的代价吧。”他有些感慨地说，人类的智慧总是有限，一个问题解决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的交通

　　去过瑞士的人都知道，瑞士公共交通的效率和质量堪称一流。它对公共交通的集约化管理和高效运作，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也构成了瑞士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

　　在苏黎世州，有一个名为ZVV(苏黎世交通网络)的行政机构，提供该州铁路、公共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湖船和缆车的管理服务，类似于我国的交通局。据该机构的Roman Baur博士介绍，ZVV成立于1990年5月，成立的目的是希望在政府和公交服务公司之间担任桥梁作用。根据随后出台的公共交通法规定，该州所有参加运营的公交服务公司都必须成为ZVV的会员，由ZVV制定统一的标志，统一的价格结构，统一的服务标准，并负责制定未来5-10年内的战略发展规划。

　　1990年之前，苏黎世州铁路和城市公交之间基本没有协作，没有战略性市场策略，有的只是30种不同的票务系统，票价混乱。ZVV成立后施行“一票制”，并以区(45个区)作为定价基础，而不是按照公里数或目的地而采取不同的票价。区的编号从10-83，苏黎世湖甚至也被分成不同的区。在同一个区内，一张票可以24小时有效，可以乘有轨电车，也可以乘船，非常灵活、方便。

　　在服务方面，ZVV也做到了标准化，它的火车、电车和湖船之间不仅紧密连接，而且还对车船次制定了固定的时间表，比如市内电车是平均7.5分钟一班，正开发地区是15-30分钟一班，郊区则是30-60分钟一班。而且，ZVV还对运营公司的高质量服务提出要求，在车厢干净度、服务态度以及换乘是否方便等方面有30-40个参考条目，每隔两三年便给它们打分，不及格的会被罚款，直至被取消运营权。

　　1991年，苏黎世州建成名为“S-Bahn”的城郊快速轨道交通系统，16年来，乘坐S-Bahn”交通的乘客增加了一倍，高峰时有些线路的运营能力已接近极限。Roman Baur称，政府计划扩大投资，增加它的运营能力。预计到2015年，“S-Bahn”的运营能力将比现在提高40%，到2025年，运营能力提高80%。

　　ZVV掌握着公共交通的财政大权，它们的预算一半来自州政府，一半来自售票收入。这笔资金中除一部分用了ZVV的工资开支外(只有35人)，剩下的主要是购买运营商的服务。现在，ZVV的预算一年达到7亿瑞郎，今后会逐渐向10亿瑞郎发展。

　　ZVV成立17年来，它在降低单位成本及提高运送质量方面，对苏黎世州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12年来，瑞士乘火车往返的乘客增加了80%；每天，苏黎世的公交系统运送82万乘客，每天相当于绕世界两周。

　　据ZVV的调查，在高峰时段，选择乘坐公交车的人已占到63%，开私家车的有26%，其他11%的是步行或骑自行车。Roman Baur称，在苏黎世，很多有钱人也会选择公交车，尽管每两个瑞士人中就拥有一辆私家车。

　　这给城市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大大降低了市内的交通流量，很好地解决了堵车问题。同时，大量电力公交车的采用，也有利于保持良好的空气质量。

　　1994年2月，瑞士人民批准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即“阿尔卑斯山保护计划”。它除了规定停止扩建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各种交通线路外，还要求公路货运最迟在2005年前转为铁路货运。

　　据现供职于伯尔尼工程设计施工公司的陈景文说，瑞士人为此不惜耗资140亿瑞士法郎(约1000亿人民币)，修建两条连通德国到意大利的铁路隧道。这样通过铁路运输，可把德国和意大利的货运重型汽车和货物一起用火车运载通过瑞士。

　　创新动力不是为了钱

　　有人曾这样形容美国和欧洲的差别：“美国有技术没文化，而欧洲有文化没技术。”这话如放在瑞士人身上，倒是非常不公平的。

　　记者在伯尔尼参加瑞士外交部形象委员会的发布会时，遇到朱邦造大使。他告诉我们，很多中国人还把瑞士看成一个传统国家，认为他们创新不够，竞争力不强。“实际上瑞士是个创新能力非常强的国家。它的竞争力可以说居世界首位。”

　　朱大使说，瑞士人的创新能力在手表上就能表现出来。比如它的百达翡丽手表，一块价值500万瑞郎，有32种功能，可以说能用机械表达的都想到了，可是这个品牌直到今天还在创新。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一个幸福的人民的历史》，讲的就是瑞士人在科学和技术上的追求。”朱邦造说，“它的手表技术是从法国和德国传来的，到它手里越做越精，我认为主要是因为瑞士人创新的动力不是为了钱，而是要把自己的研究、设想在实际生活中反映出来。”

　　他说，瑞士没有出海口，缺乏原材料，它必须做小的、精致的东西，比如汽车里面的气囊，它只做气囊口，这就是高科技，气囊什么时候打开，就是这个气囊口说了算。“瑞士人常常说，他们的一块高档手表就抵得上高档洋房和汽车，而且它还能移动，还能带着走。”朱邦造说，“瑞士没有自然资源，它的原材料就是脑袋。”

　　瑞士有一个科技创新促进委员会(CTI)，设立于1943年，它每年度的预算高达1亿瑞郎。该机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在过去60多年中，它为企业和各大学间的知识和技术转让提供了支持。它的口号是“将科学导入市场”，旨在将创新性的研究快速而有效地从实验室引入市场。“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应该迅速转换在产品和服务中。”这位负责人称，“如果你想在全球激烈的竞争中，以睿智的创意获得成功，就需要迅速把这些创意引入市场。”

　　瑞士超过三分之二的研究经费由主要来自化学、制药、电子和冶金行业的私营企业提供，基础研究工作则主要由各个大学和联邦技术研究所承担；各个应用科技大学专注于应用研发，并努力在它们的实验室和私营企业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瑞士联邦经济事务部联邦议员Doris Leuthard女士告诉我们，瑞士解决自然资源匮乏的办法，就是把教育、科研和就业紧密联系起来。她介绍说，在瑞士，有三分之二的年轻人进入职业培训学校，这些学校有200种之多，供年轻人按照兴趣、长处选择。很多人在职业培训学校毕业后，还可以去诸如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等继续深造，有利于创新和产品改进。当然，瑞士的职业学校不同于我国的职校，它们的职业培训水准相当高，经培训的学生都具备很好的素质和能力，有的可直接参与研究工作。“这种特殊体制保证了创新和经济发展。”Doris Leuthard女士称，这也推动了瑞士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

　　在全球知名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这个曾产生2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地方，一个代表大学校园和“城市居住文化”的科学城项目正在进行之中。据项目负责人Michael Salzmann介绍，未来5-10年，这个项目将投入5亿瑞郎。它的设计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仅尽最大可能利用清洁能源和清洁交通，而且力争到2028年，会将每年1200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一半，为建立新型大学设立新的样板。

　　正是在教育和科研领域的可持续性投入，才使得瑞士国家竞争力保持了可持续性。朱邦造大使指出，瑞士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它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社会发展。此外，它的现代化不是否定传统的，它的和谐是现代和传统的和谐，“这一点我们应该向瑞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