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被汇率笼罩的战略对话

　　为期两天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是中美经贸交往中最盛大的论坛，在世界各国的双边交往中也是罕见的规格。最终成果包括了民航、金融服务业开放、能源环境合作等多个方面。面对财政部拿出的三页协议成果清单，只是因为美国朝野特别是国会对人民币汇率抱以近乎执迷的关注，成果没有引发热烈的反应。

　　如果美国人以是否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取得突破来判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价值，那将是一个错误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驻美国首都华盛顿记者 李昕】5月22日清晨5点钟，华盛顿的罗纳德里根大楼内已经有近百人在忙碌。四个小时后，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在此开幕，来自美国财政部、国务院、能源部的众多工作人员做着最后的准备。

　　“财政部主导，其他部门配合。平时开会哪会有这么多部门这么多人。”国务院一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

　　的确，从5月22日开始，为期两天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是中美经贸交往中最盛大的论坛，在世界各国的双边交往中也是罕见的规格。华盛顿几乎汇聚了中美两国所有与经济有关的内阁成员：中方由副总理吴仪作为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率队，15名正部长加上副部级官员24人；美方是财政部长保尔森领衔，有8名部长、6名部级官员以及美联储主席、进出口银行主席、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等等。

　　“单单这个阵容，就表明中美两国对双边经贸关系的高度重视，表明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吴仪评价说。

　　从22日开始到23日结束，议程排得满满。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争论和最后结果的达成，一直持续到闭幕式前最后几分钟。

　　“当你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把几乎所有的美国内阁成员和中国部长们集中到一起开会，你会期待更多。”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荣大聂(Daniel Rosen)对《财经》记者说。

　　最终成果包括了民航、金融服务业开放、能源环境合作等多个方面。面对财政部拿出的三页协议成果清单(参见本期“解读SED成果”)，只是因为美国朝野特别是国会对人民币汇率抱以近乎执迷的关注，成果没有引发热烈的反应。

　　长期与短期

　　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2006年8月起开始成型。当年12月，双方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国三分之一的内阁级高官云集北京。中方阵容也同样强大，充分显示出双方对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视与肯定，但会议取得的具体结果却十分有限。

　　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轮对话，首先就面临一个长期战略还是短期成果的问题。中方希望讨论长期和全局性议题，美国政府同意以此为目标，但是提出需要短期可视成果来巩固信心。

　　长期和短期之争的火药味，在对话开幕式上已经开始出现。

　　5月22日开幕式上，保尔森在演讲中几次提到近期成果，希望中方能在保持长期接触的基础上，拿出具体的短期行动回应国会，也保持美方对战略经济对话的信心。

　　怕说得不够明白，保尔森在演讲的结尾用一种貌似轻松的口气，道出需要短期成果的迫切心情：“美国人有很多优点——我们勤奋工作、善于创新——但是我们缺乏耐心。对于这种看重行动的传统而言，‘对话’这个概念都可能显得太消极了。”

　　吴仪在发言中毫不示弱。她提出的三点建议，回击了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警告日益抬头的保护主义，而且暗指美国不应当将自己的经济问题归咎中国。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对抗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施压只能使问题趋于复杂化。”吴仪说。应当认识到两国经济结构和生产要素禀赋各有不同，应当首先着眼于国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加强合作，而非“动辄把自己国内的问题拿来指责对方。甚至试图通过施压和对抗的手段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别人。”

　　双方交锋的主要原因是日益增长的中美贸易顺差和由此引发的政治压力。据美方统计，2006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数据是2325.48亿美元。由于双方统计方法的差异，中方的数据是1442.6亿美元。尽管统计上存在很大差异，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在逐年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增长的幅度，按中方数据来计算的话，2005年双方货物贸易差额比上年增长了42.2%；2006年则比上年增长了26.4%。如果按照美方数据，这个增长的幅度更大。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

　　美国指责中国的汇率、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为出口提供了优势，导致了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但行政和立法两大部门开出的药方各不相同。国会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要求中国人民币大幅升值，财政部则建议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前者希望诉诸立法和诉讼，后者则建议通过长期对话协商。

　　尽管第二轮对话开始之前双方提出四大话题，包括服务业开放、能源与环境、创新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平衡，但真正争议之处在于汇率和服务业。如果说长短期成果是第一个矛盾，那么经济对话中另一个聚焦点，就是国会和财政部关于敦促中国改革的优先权之争。

　　“保尔森与前几任财长的立场不同，他并不认为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多大好处。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在制造业上的交叉地带并不大，主要目的是通过打‘汇率牌’，在金融业开放和知识产权上获取更大的好处。”瑞士信贷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对《财经》记者说。

　　中方则认为，不平衡是因为亚洲贸易转移让中国成为区域生产组装链的终端，从而承担了所有的指责。此外，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也压抑了最具强势的产品出口。即便如此，中方认为中国已经开始调整经济战略，进口增长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到2010年，中国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吴仪在华盛顿的演讲中说，这些都会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创造无穷的商机。

　　国会、白宫和中国三方对两国贸易不平衡的成因、解决办法和优先事项理解各异，很难通过两天的交流得以弥合，加上两国政治时间表容不得在汇率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

　　对话与“行动”

　　和开幕式的盛大相比，战略经济对话本身略显平淡。会谈一场接一场，从贸易、能源环境到劳工。每场会议结束，美方官员就到新闻发布厅向媒体通报消息。

　　5月22日傍晚，美国财政部一名资深官员最后来到新闻发布室，透露了美方在汇率问题上的急迫心情，也折射出会谈外松内紧的实质：“美方对中国的汇率问题‘无比重视’，但是目前中方的行动在美国政府看来不是不够快，而是太慢了。”

　　会谈在23日中午结束之时，保尔森和吴仪均没有提到此前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对这个热门话题的沉默迅速引发了来自国会和白宫的声浪，也成为对话结束后美方反响的主流。

　　“我相信保尔森的行动出于好意，”参议员拜尔在23日下午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但是在中方的行动是否足够、是否及时的问题上，“我的回答都是，不够。”银行、住房、城市问题委员会的主席达德(Chris Dodd)也在对话结束后几小时内发表一份书面声明，表示欢迎战略经济对话在金融服务市场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但认为中方仍存在很多限制性政策。他建议财政部在即将出台的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总统布什24日会见吴仪之后，在白宫答记者问时也提到这一问题。

　　“我向吴仪女士和中方代表强调，我们对汇率问题以及他们是否打算让货币升值十分关注。我们向中国明确表示，这些(问题)都是在我们珍视两国关系的背景之下。但是我们必须为233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做点什么，而办法之一就是通过汇率升值。”布什说。

　　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对《财经》记者说，尽管预计到汇率不会升值，但是最后的闭幕讲话中双方对此只字不提让他很吃惊，“连提高汇率灵活之类象征性的语句都没有。”

　　大门背后，是与会双方对汇率问题的激烈争论。美方官员透露，在吴仪到达华盛顿当晚，就和保尔森就汇率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据知情人士介绍，此后两天的会议中，在汇率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传统议题上，两方都观点强硬，很难达成一致。这也许就是最终结果里未能提及相关问题的原因。

　　对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华尔街仅仅表示出温和的支持。

　　“我们认为取得了进展。如果没有战略经济对话，要获得这些成就是不可能的，”美国保险协会副主席斯奈德(David Snyder)对《财经》记者说， “但还有很多议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我们期望看到更多的成功。”理财服务论坛公司发言人格里芬(Taylor Griffin)对《财经》记者评论道。这个公司由保险、证券、银行等八家金融界协会共同组成，代表了整个华尔街的利益。

　　压力与谈判

　　尽管内容相对平淡，中美双方在准备战略经济对话的过程中却体现了足够的诚意，应和了建立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目标。随着战略经济对话在两国政界、商界、学界间展开讨论，也为解决双边的经济问题提供了更广泛的思想基础。

　　从上次战略对话结束，保尔森就已频频奔波于国会和中国两端，开始筹备第二轮会面。

　　今年1月在国会作证时，保尔森强调不能采取惩罚性措施以逼迫中国改变经济政策。他要求议员们拿出更多耐心。3月，他飞赴上海，专程就第二轮对话与中方沟通，回国之后即接受本刊专访，强调开放金融市场有利于中国自身(参见《财经》2007年第6期封面文章“保尔森信号”)。

　　5月初，保尔森宣布不去德国参加7国财长会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他是为了战略经济对话做最后的准备。从国会到智库，他在对话前一周内马不停蹄，倾听了各方对此次会谈的期待，也屡屡强调对话长期和战略的本质。

　　和去年12月的首轮会谈相比，保尔森日子难过很多。这位财长刚刚和众议院贸易委员会的瑞格和列文议员会面之后，第二天筹款委员会就反其道而行之——42名众议员联名向贸易代表(USTR)苏珊施瓦布提交了长达200多页的文件，要求美国政府就汇率问题对中国发起301调查。

　　列文向媒体透露，和保尔森的会面中，两者对如何处理中国的汇率问题存在分歧。 “我们和保尔森的意见不一样。他依赖(中国)政府内部结构性的改变。我们则说必须马上行动。”

　　学界对战略经济对话的看法则更为复杂。对话举行前一周，在智库布鲁金斯协会的闭门讨论中，保尔森提出他希望看到成果，但是更关键的是把这个过程进行下去。

　　有学者提出，中国更希望被视为平等的伙伴，而不是被美国教训。但是在中国希望得到的成果中，例如市场经济地位、放松出口控制等方面，美国是否能拿出对应行动？

　　“一个国家一般不会单方面开放，需要在双方或者多方谈判的框架下进行，”拉迪对《财经》记者说，“在大部分国家里，政治领袖如果要给外国一些让步，一定要有回报。这必须是互惠的，而不是单方面的。保尔森的论点也许在理论上有说服力，但我不认为有政治说服力。我觉得他需要做的，不是说‘这对你也有好处’，而是说，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同时我们也能提供这些你要的。”

　　但是，财长保尔森很难拿出具体的政策向中方示好。相反，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在此前几个月，就知识产权议题发起的两起WTO申诉和一个中国的铜版纸进口反补贴初裁，让中方反应激烈。中国商务部迅速发表意见，称“非常遗憾”，“强烈不满”。

　　中国十分希望美方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这却不是保尔森的权力范围。“这归商务部管，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军队和国防、国家安全部门人员推动的。他们对向中国和一些海外国家的技术转移采取一种限制性的保守态度。即使保尔森觉得放松管制是正确的，他也很难说服其他部门同意这一观点，”拉迪说。

　　对话开始前几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财经》记者问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霍尔莫：美方为对话拿出了什么正面的行动，霍尔莫回答说：“我们主要是倾听……发现对两国而言最重要和关键的问题。”

　　此次对话之后，在保尔森的建议下，吴仪和多位中方部长5月23日与国会议员展开四场会面，直接与数位强硬的中国批评者们沟通。

　　尽管这些议员们没有改变基本立场，但金融委员会主席包克斯事后发表声明说，“中国代表团对国会的访问是历史性的。”

　　在最后一个活动、5月24日的晚宴讲话中，吴仪不无

　　“对话结束之后，根据保尔森财长给我安排的任务，我到国会进行了四场会见活动。”吴仪说。

　　“当时我看见媒体有报道，说是吴女士要去见女议长佩罗西，就像进了虎口一样。我看到这个报道以后，我一想，本人就是属老虎，因此虎口就在我的嘴上，没有关系。”在满场笑声之中，吴仪接着说，“我们昨天的会见确实是很好的，美国朋友告诉我，从来没有看过佩罗西脸上带着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