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对国会能做的已经很有限了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义桅：保尔森对国会能做的已经很有限了

　　赵奕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王义桅副教授20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中美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将更有侧重点，但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上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成果如何评价？

　　王义桅：第一轮对话在中国举行，中国主要解释了一些国内政策，比如科学发展观是什么，并且传递给美方这样一个概念——中美目前的经济摩擦是全球化造成的，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问题，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等问题。

　　双方在如何减轻中国发展对

能源的依赖度、改变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中国如何扩大内需、怎么操作这些发展战略等都进行了讨论。不过，应该说美方不是特别满意。美方认为，上述这些情况当然需要了解，但这些对于美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说，仍旧是远水不解近渴。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第二轮对话会在一些实质性问题上取得突破吗？

　　王义桅：我认为第二轮对话将更加有侧重点，双方可能就一些长期存在分歧的领域，具体讨论先解决哪些问题。比如，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是由全球化引起的，他们对此也很清楚。美国前贸易代表肯特就说过，即便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少了，美国也会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还是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是要扩大美国的出口，并让中国市场更大幅度地向美国打开。除此之外，汇率问题的本质还能追溯到美国储蓄率比较低的情况，美国人经常“寅吃卯粮”——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健全，加上有信用消费体制，所以不需要很高的储蓄率。

　　肯特说过，到2015年，中国社会充分老龄化后，将从储蓄型社会变成消费型社会，这样才能根本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所以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第一财经日报》：3月份，美国向WTO提出了对于中国的知识产权诉讼，知识产权问题是否会成为本轮对话的一个热点？

　　王义桅：经过一段时间交锋后，美方认为单纯就贸易逆差等问题施压是不够的。现在中国在不断购买美元，而美国30%以上的长期国债被亚洲国家持有。因此美国在谈判中的砝码不多，知识产权将是它施压的重点领域。

　　2006年，美国知识产权的总产值为5万亿美元，当年美国GDP是13万亿美元。这个对比表明，美国经济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知识产权，而不像中国依赖于生产。因此，知识产权将成为发达国家继续保持其竞争优势的手段，并且形成它们所希望的“梯度”效应，把发展中国家留在竞争的低端层次，不断支付使用知识产权的费用。

　　现在，美国利用知识产权的问题施压，主要是因为生产转移到了中国，服务转移到了印度，美国在这些领域都不具备优势。美国现在优势集中的领域是金融，此外就是高新技术领域。如果中国人购买的每一款美国软件都付费，那么将极大地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

　　《第一财经日报》：本轮对话前，中国贸易代表团在美国进行了价值43亿美元的采购，但美方反应冷淡，类似大规模采购所释放的政治信号正在减小，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义桅：中国去美国采购的这些商品是本来就要买的，美国人也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另外，采购的大宗商品只能来自某几个州，比如波音公司所在的华盛顿州，该州与中国的关系历来就很好，是美国唯一对中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州。

　　而其他州因为就业问题，还是会通过来自这些州的国会议员对中国施加压力。

　　采购相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属于杯水车薪。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不是一两单采购能解决的。美国要增加储蓄、加大出口，不能在消费上寅吃卯粮。不能像现在，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逆差处在一个美国自身都无法承受的状态。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

财政部长保尔森没有去参加G8财长会议，着力准备本轮对话，你如何看待他在对话中的作用？

　　王义桅：保尔森不断在做美国国会议员们的工作。这是因为，美国经济在全球化的同时，它的政治还是相当地区化的，而且这种国会政治体系已经运转了200多年。

　　美国的国会议员都代表着各自选区的意见，因此他们没有什么全局的概念。保尔森担任过高盛的董事长，是有战略眼光的，所以他不断解释很多问题需要中国的增长模式改变后才能解决的。不过，现在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只有28%，而且共和党也不掌控国会，所以保尔森对国会能做的工作已经很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