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观察：开放市场首应体现双向要求

　　新闻观察 开放市场首应体现“双向”要求

　　本报记者 朱贤佳

　　“中国将积极应对美国政府的各种压力，但不会被牵着鼻子走。”上海社科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主任徐明棋用这样一句话表明了他对本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将作出何种姿态的推断。他表示无论是在解决贸易争端，还是促进市场开放，中国都要求一种对等的权力，不会一味地跟随美国为我们制定的节奏。

　　“双赢”有利于更好合作

　　徐明棋表示，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开放国内的金融以及电信市场，但这种开放是“双向的”，既要允许国外的资本流入国内市场，也要让中国的资本能顺利“出口”。“中国在为这种开放作出某种安排，但绝对不是突然的，而是渐进的。中国的确在作出计划稳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但绝对不可能如美国所愿，在某个时间节点突然打开了大门。没有哪个国家这么干过，全球资本都等在中国

　　之前分析人士就表示，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不同的是，以往总是美国向中国提出要求，这次中国也会向美国方面提出要求。据预测，中国可能会要求美国开放自身国内市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中资银行申请在美国设立营业机构多次被美方拒绝。

　　美联储等监管机构从资本充足率及不良资产率、信息披露、反洗钱措施等方面提出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预计中方代表会在这次战略经济对话上提出美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要求。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金融企业不可能对美国大量投资，但进入美国市场毕竟是中方的权利。美方没有理由在压中国市场开放的同时，以国内法、联邦分权为理由，关闭本国市场。

　　中国电信市场开放一直以来是美国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美国希望中国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作出的全面开放国内电信市场的承诺。3G是电信开放的敏感问题，美国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国内运营商自主选择3G标准。中国信息产业部在今年电信日上宣布CDMA2000和WCDMA都将成为中国3G标准的表态就是对这一要求的回应。徐明棋说：“开放金融电信市场也是中国经济的内在要求。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对推动国内的电信市场也是有利的。”

　　此外，在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问题上，中国方面也可能一改过去为人民币升值进行防御性辩护的立场，转而要求美国方面不要故意实行美元贬值的政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元对国际主要货币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贬值，这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人民币相对其他国际货币也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升值，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元贬值也可能成为讨论的议题之一。

　　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指出，由于美英在国际传媒界占据强势地位，美国政府也很善于借助媒体造势，且中国媒体从业人员中通晓英语者日众，致使媒体界人士自己在内的国内外公众普遍容易形成每次中美之间的经济磋商都似乎只是美方向中方提要求的印象。其实，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商贸联委会等机制一样，是两国平等协商的平台，并不是美国单方面向中国提出要求、中国照单全收的场所，平等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基本特征。

　　人民币升值美国“更受伤”

　　摩擦从来就比平和更能吸引眼球，每次中美经济对话前，那些近期性的问题、特别是双方发生了贸易争端的一些问题总能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将近两个月以来，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似乎有一点恶化。今年3、4月份，美国分别向中国的反补贴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向WTO提出了诉讼，中国方面对此感到非常的不满。但是另一方面，中美双方的高层对话又一直十分顺畅。中美双方之间这种充满矛盾的关系应该如何看待呢？

　　徐明棋表示，毫无疑问，双方将会在此次对话中达成某种妥协，而且中国也在不断改进自身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向中国提起的诉讼更多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姿态。目前，民主党掌握的国会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改善美国国内的贸易逆差。贸易问题已经成为悬在美国政府头上的一把剑，其尖锐程度仅次于伊拉克问题。

　　当然，保尔森十分清楚，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日元大幅升值的前提下，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了。“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一旦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只会继续上涨，而不会下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在美国国内大部分是不生产的，这种差异性决定了，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消费也不会大幅下降，充其量部分需求转移到印度或者巴西这些国家。”徐明棋说。

　　此外，美国近期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也决定了美国人的消费欲望不会降低。因此，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元急速走贬，对美国经济的冲击远大于对中国的经济冲击。但这对中国国内的出口企业而言，的确是利空。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也称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最重要的是一种互惠关系”。“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以价廉物美的商品为主，客观上帮助美国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中国又把很多出口的外汇收入通过投资美国国债等形式，返回给美国，这也使美国的经济得以维持低利率，当然对美国的经济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这种非常相互依赖的良性循环，所以是一种互惠的关系。”

　　胡祖六表示，但是贸易问题的政治化也给了布什政府越来越沉重的压力，“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中美贸易应该说充满挑战和风险，但也充满机会。这种机会就通过这种高层，尤其是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交流，把战略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方，能够通过理性的、积极的磋商与对话，把一些问题能够化解，把一些风险因素能够消除，从而使两国的经贸关系能够继续健康地、良性地、快速地发展下去。

　　对话更着眼于中长期效果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对记者表示，战略对话并不是着眼解决眼前问题，更应着眼中长期的效果。建立起双边的交流更重要，这种交流已经涵盖了所有的经济领域和部门。“这种对话机制也促使美国政府与国会更好地交流，加强对中国的了解，以便更好地解决分歧。我认为，中美这次的对话不太可能达成某种突破性的协议，更不会有意外的惊喜。”

　　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始前，中美官员都在刻意淡化外界对此次对话的预期。有中方人士称，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对话机制，而不是谈判场所，不能过高地期望通过对话解决所有的问题。

　　徐明棋则表示，原有的中美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和科技联委会等双边对话、磋商机制已远远不能适应目前中美双方的经济往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提升了双边对话的机制，说明中美双方对彼此关注以及合作水平的提升。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也表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本身的功能定位及其发展也可以作为对话的议题。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需要超越国境，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为此，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由于西方七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七国集团首脑及其经济阁僚的会谈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各种经济政策协调话题的设置。中国经济崛起意味着西方主要经济大国需要强化与中国的经济政策协调，但西方国家的某些势力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不愿意中国作为享有全权成员的身份加入以前七国集团的协商机制，中国又不可能接受俄罗斯那样的参与七国集团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时期内成为中国加入七国集团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