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望二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取得实质性成果

　　本报记者赵忆宁

　　独家专访 保尔森 SED美方联席主席、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希望第二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取得实质性成果

　　SED平台：管理两国长期经济关系

　　《21世纪》：您所倡导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SED)是如何构想的？SED的背景是什么？

　　保尔森：当我来到华盛顿的时候，我就清楚地认识到，美中关系是多样化的，这对美中两国都是至关重要的。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两国的关系是长期性的、战略性的。我也注意到，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有上升的趋势，在美国有，在中国也有，坦率地说，在全世界都有这个趋势。

　　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一些人开始质疑贸易所带来的利益是否在贸易国家之间得到分享，是否在国家内部人民之间得到分享。其结果是在美国有些人在谈到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上，开始怀疑中国人的意图。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决定采用SED的方式，来管理两国长期的经济关系，SED就是一个载体与手段，以此来管理双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时候能够保障平稳度过。

　　《21世纪》：SED的预期目标是什么？您的希望又是什么呢？

　　保尔森：我要讲的第一点也是重要的一点就是：SED不是一个会议，或者也不是一系列的会议，而是一个框架。通过SED这个框架，我们希望战略性地管理两国的经济关系。这个框架将给美中双方各自的政府以一个声音与对方进行对话的机会。

　　第二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就要在华盛顿再次拉开序幕，5个月之久双边的穿梭式交流，各自内部旷日持久与谈判式地协商，阶段性的最终“成果”就要揭晓，中美双边都在不同程度地承受着各自内部的压力。

　　SED框架还允许我们在更大的经济背景下优先排序两国关系的重点问题，不仅提供了优化双边机制的契机，也给我们指出战略方向，为解决美中双方的顾虑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虽然我一直在强调这是一个长期的关系，我们可以确定原则和重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必要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这对双方的信心有所帮助。

　　《21世纪》：在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两年时间里，SED将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保尔森：当我在高盛的时候，我曾经给很多CEO提供建议。我对他们说，要想做一个好的CEO，一定要有长远设想，但是，如果不能取得任何短期的成果，你就不可能继续担当CEO，也就不可能实现长远目标。

　　《21世纪》：SED对美中双方面的短、中期意义是什么？它对全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保尔森：我认为SED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过去的四五年里，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来自于美国和中国，中国经济的继续成功不仅对美国至关重要，对中国在全球的所有贸易与经济伙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是继续实行后WTO的改革。美中双方都认为WTO的改革是最基本的，但是关键的是还要进行后WTO的改革。我要说的一点，我们欢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这对中国很有好处，对美国也很有好处，对所有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都有好处。

　　《21世纪》：美国政府内部包括布什总统与主要官员是如何看待美中SED的？

　　保尔森：我要重申的是，布什总统十分关心这个对话，我和总统定期讨论这个问题，其他所有的内阁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项工作。比如说，在即将进行的第二次SED前，我们要举行三次与经济相关部门的部长联席会议。上个星期已经举行了一次，对话前还有两次，部长们对SED的看法与我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要说明的是，SED不是取代双边或者是多边的关系，也不是取代WTO以及解决贸易的争端机制，它更不是一个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两国管理双边经济关系的框架。对美国方面来说，由于我们的观点非常广泛，可以帮助我们优化重点，也给我一个机会听取我所有内阁同事的观点，以确保我们协调的一致。对此，我们有重点也有先后排序。

　　《21世纪》：请问，美国国会议员们又是如何看待SED?他们对此有哪些希望呢？

　　保尔森：我认为国会也很重要，国会成员的观点在很大层面上反映了他们所代表选区选民们的观点。因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是由国会来制定法律，而不是政府。

　　SED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将关上门，在没有媒体和没有公众的情况下进行一次对话，直接传达我一直在转达的信息。也就是说，与中国取得进展的正确方法不是通过立法的形式，而是通过战略经济对话的方式。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希望“中国议题”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不会成为一个问题被提出。

　　《21世纪》：您邀请吴仪女士到国会讲演并与议员们对话，其用意在哪里？您希望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保尔森：我认为现在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与国会的关系是非常个性化的(personal)关系。吴仪副总理是一个很强的沟通者(communicator)，在与人建立私人关系方面做得很好。以前在她会见我们的国会成员和其他人的时候做得是非常出色的。这次吴仪副总理和她的助手们来美进行对话期间，我们希望能协助安排她在国会举行会议，这无疑对中美关系很重要。即使国会山的人在会谈中说的话不是我们想听的，并且他们的话肯定会是不中听的，如果你不去见他们并与他们交谈，他们还是要说的，而且会更难听，这是我们从以往经验中学来的。

　　第二次SED：框架与议题

　　《21世纪》：第二次美中经济战略对话的框架是什么？

　　保尔森：首先，我想你也了解，即将举行的第二次经济战略对话是在本月22日、23日举行，也就是几个星期以后的事情了。我们将和我们的中国同事们共同工作，我非常希望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我的重点在于一些基本的、长期的、结构性的改革。我想避免短期行为。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有一些“路标”(signpost)，以此显示我们不仅仅是会谈而已，我们是在向前推进。中美双方有许多高层领导人参与，从去年12月第一次对话之后，我们已经举行了上百次的个人和代表团的会议，这些会议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向前推进的铺垫。

　　《21世纪》：在对话框架下的议题中，您希望达成什么样的富有成效的成果？

　　保尔森：我们希望在下列几个领域和方面取得进展：

　　首先，在不进一步扩大贸易不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进一步增长，扩大中国的内需，增强人民币的灵活性。我认为，为什么在美国那么看重货币的灵活性？这是因为汇率的市场化是经济改革进程的一个指标与标志。资深的观察者们认为，贸易不平衡是受很多因素影响所致，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结构性的不平衡，但是货币也肯定是要考虑在内的，并且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应该欢迎竞争与投资。我们的重点是服务业。再其次就是增强能源、环保领域的合作。我们一直都在将讨论创新和由市场驱动的技术开发。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领域是我们在去年第一次对话后一直在做的工作。

　　在我们取得的成果方面，我将给你列出几项，我们有一个健康经济的议程，包括服务业、投资和增强透明度。这些都是与以更加透明的形式继续开放市场，欢迎竞争、开放投资有关。

　　在非金融服务业，我们具体谈两件事情。我们讨论美中互为开放航空服务协议，给予双方进入各自市场的渠道，包括航空货运和个人旅行，以及相关事宜，这是非常重要的，即促进旅游发展协议。这有助于两国人民到对方国家旅游，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

　　其次，是能源和环保合作，倡导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与环境质量，这对我们两个国家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讨论的是清洁煤炭、非法砍伐、气候变化、增加环保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我们将在一系列事务上进行合作，降低与环保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关税与非贸易关税壁垒，提高能源效率，共享技术，均衡经济发展。我们讨论的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来解决实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关于加强社会保障，这是中国目前正在做的事情，而不是美国与中国的谈判要求中国做的事情。我向美国公众与国会解释，中国存在预防风险的很高的储蓄率。因此，如果储蓄率下降，以出口驱动的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将会是很大，而不是像目前一样的很小。就像我向他们解释的一样，从长远来讲，逐步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的关键所在，是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中国政府推进了你们所说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并采取了措施，在美国方面看来，将会被视为是改善的标志，人们就会得到一些安慰，从而使得美中双方的贸易会逐渐变成均衡的贸易关系。

　　关于创新主要是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在这方面中国也在做工作，吴仪副总理宣布了236个措施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认为都很重要。

　　《21世纪》：在金融与非金融服务领域的开放、能源与环保合作、创新与保护知识产权、经济与贸易的不平衡等问题上，您预期最可能在哪些领域的哪些议题上达成共识？

　　保尔森：我刚才跟你提到的所有方面与领域，在原则与战略方向上美中双方都形成了共识。我们目前讨论的是要有什么样的标志性成果，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使人看到我们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坦率地说，我们为中国方面做了事情，中国方面也为美国做了事情，我们双方都在努力地共同工作。我不能冒险地对你预测，我们将会取得最大的成果。但是，我们需要在所有的这些方面取得进展，并且在所有的方面都显示出取得成果，这对中国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人民币汇率：议题与时间表

　　《21世纪》：您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非常有必要加快汇率改革步伐，并多次强调需要设定一个时间表。您心中是否有一个中期令人民币汇率由市场决定的时间表？

　　保尔森：你问我关于人民币由市场确定的时间表，我个人是没有这样一个时间表的。但我要说的是，人民币要在短期内要有更大的灵活性。有趣的是，如果我们进行一下比较，将美中贸易不平衡的加剧、中国外汇储备额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在2005年7月汇率改革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这些数据，中国在汇率的改革方面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后退了。

　　从今天来讲，让人民币向市场驱动的转化，比2005年7月那个时候的理由更大。我们不能忽略了短期，任何一个客观的经济学家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在贸易加权的基础上，考虑所有中国合理的生产率提高的来源，都会认为目前汇率改革的速度很慢。

　　我个人认为，中国加快汇率改革的速度对中国向市场转化是有帮助的，如果一国的货币没有反映本国的经济基本状况，在这种状况下要建立市场驱动的机构或市场驱动的银行，将是非常困难的。从中期来看加快中国的汇率改革，对中国与世界的好处是，中国的汇率问题将不再是一个话题，因为汇率是由市场驱动的。比如有人对我说，他们不喜欢日元的交易，我的回答就是：你可以不喜欢，但是它是由市场决定的。

　　《21世纪》：一些人认为，中国是会行动的，但不会以直接满足外部的要求的方式，也不会按照别人的时间表。您如何看待时间表的问题？

　　保尔森：我同意你的观点，中国是个主权国家，不应该按照别人的要求制定时间表。我在这个问题上观点很清楚：目前中国的经济无论是中央还是在省级都是部分的计划经济，部分的是市场驱动的经济，但是中国正处于明确地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上。

　　随着经济规模不断增长，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强，就需要更进一步加快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国的经济在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与世界融合程度很大，另一方面在货币与资本市场方面没有与世界接轨，是反常的也是人为的。改革的时间表应该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制定，这也是我一直对别人讲的。整个世界对中国都非常关注，不仅仅是美国关注。在我担任财长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会面的时候，他们都关注中国以及中国的改革进程。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他们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市场汇率，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不是全球经济的领袖。虽然我认为时间表是由中国自己确定的，但是他们会感受到来自于外部的压力，因为其他的贸易伙伴都会施加压力。如果是在20年前，中国不会有汇率的压力，因为当时没有多少贸易量，但是今天贸易量很大(已经居世界第三位)，所以你们必须面对它。但是你们是按照你们自己设置的时间表来应对的。

　　《21世纪》：在中国有人说，中国并没有像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韩国，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5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不得不同意外国人的股份限额从26%提高到50%，以及开放短期债券市场等等。在美国有人说，华尔街希望更多地进入中国的证券和投资银行市场。但是在中国金融体制的问题上，财政部应该避免被北京看作是美国特殊利益的说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保尔森：你提到的问题是，中国不像韩国，任何人都不能就短期债券市场和投资市场等领域强加给中国一些条款，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是中国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保护竞争还是保护竞争者？或者是某些竞争者?

　　中国的政策应该让所有的人民受益。我强调开放资本市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符合美国的直接利益，当然它对美国有利，因为美国愿意看到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愿意看到中国规避风险的储蓄率下降，两国的贸易均衡增长，向制造业高附加值链的上端移动，是通过资本市场改革实现上述目标的正确途径。开放资本市场与其他的贸易事务不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我们回顾作为经济大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乃至发展后，他对所有权比例的限制没有像中国这么低的。当你解除了这些限制，那些被雇佣的将是中国人，在这些行业中的就业率将会上升而不是下降，因为有更多的竞争。在这些行业的跨国公司也是在中国的，他们接受中国政府的管制。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会帮助中国公民提高存款储蓄收益率。你可能听过我在讲到资本市场的议题的演讲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在中国人民银行2万亿美元的存款，利率仅在2.5%，实际上这一利率在扣除了税和通货膨胀之后，实际的利率为负值。这对储户来讲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更加有悖常理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如果中国能够有一个资本市场可以提供更高的回报，人们进行规避风险的储蓄就会大大减少。我发表这种看法并不是为了代表华尔街的利益，实际上我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

　　保尔森坦言：“我们不能失败”

　　《21世纪》：第二次经济战略对话的“门槛问题”将是什么？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有多大？

　　保尔森：我们定义对话取得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从长期管理双方关系的能力是否加强了。

　　首先是确定我们对话的目标，我认为我们在这点上做到了，将我们双方关心的议题进行优先排序，并就这些议题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样双方的人民就可以衡量我们各自的进展。中国可以衡量自身改革的进展，美国也可以看看我们所需要采取步骤的进展。我想美国方面也会关注中国，他们会说中国改革进行得如何了，中国开放经济和市场，欢迎竞争，产品和服务的速度有多快。

　　我要说的是一个国家等得越久，就越困难，因为就会形成了利益集团，试图保护他们的集团利益。我是说应该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的参与者，采用清洁能源技术，虽然这些领域很难进行衡量，但是这都已经涵盖在我们目前的对话中，这些都是非常健康的对话，SED将这些对话提高到了更高的层次，我们双方都以更有效的声音代表各自政府进行对话。

　　我要说的是，SED的一个好处是我们美国在学习，我们在学习倾听，这些是我一直跟我的同事们所强调的。我们美国人从本性上就是爱说，美国说得太多，而听得太少。只要我们听，我们还是可以学到的。

　　吴仪能够当一个好的老师。我认为我们会取得进展，因为我们双方都认识到开放市场和投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们都是全球的经济大国，我们都分担着大国的责任，包括进一步推进全球贸易，实现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我们双方在能源安全和环境方面的利益都越来越大，包括采用更加环保、能源效率高的技术，我们都需要清洁的空气以及清洁水源。

　　《21世纪》：如果美中双方在第二次对话中未能达成美方的预期成果，您担心什么样的问题出现？

　　保尔森：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能失败。

　　我举个例子，我经常骑自行车健身，我的夫人也很爱运动，她骑车的速度就比我快。骑自行车有的人骑得慢，有的人骑得快，但是，从技术上来讲，你要是骑得太慢了，就会从车上摔下来。

　　我现在之所以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成功，主要是我不希望，如果我们对话没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会成为下一届总统大选期间某些人的口实，人们会认为对话没有用，而是需要更加严厉的立法，并要让“中国问题”成为大选的一个议题。

　　果真如此，那将是美国的一个错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经济大国与(贸易)伙伴，所以取得进展对我们来讲是双赢的。

　　《21世纪》：假设在美国新一届总统选举中“中国议题”出现，是否可能出现破坏性的结果？中美关系将向何方发展？

　　保尔森：我要说的是，我不希望“中国问题”成为(总统)竞选中的议题，中国也不需要成为一个议题。但是下届总统选举的议题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双方必须采取具体的步骤和行动来证明我们双方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在SED取得实质性进展，以此来避免使中国成为一个议题。我认为中国不需要成为一个议题，我在做我的工作和努力，根据我们工作的成果和进展，我希望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议题。

　　《21世纪》：今年中国即将召开“十七大”，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中国方面要让国内达到“认识的平衡”，这个问题是否在您的考虑之中？

　　保尔森：我是知道中国要召开“十七大”。这样说吧，当吴仪副总理见到我的时候，她说她知道我们在国会这方面有些问题，她说她来试试帮个忙。我说，是的，副总理，我也理解你们的选举在即，但是无论如何，改革都要继续推进，这符合你们的国家利益。因为我理解改革进程对中国非常重要。

　　首先，是对全体人民；其次，如果说我要是只看美国国内政治日程，我就不会接受这份工作，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行总统大选。而对你们来说，今年秋季和明年春季会有新一轮领导人的更替。如果我们双方都受制于这种状况的话，有可能什么都干不成，但是我们两国的政府对各自的人民都有责任，要继续改革并向前推进。所以我们还得把这辆自行车向前骑。

　　《21世纪》：关于贸易不平衡，19世纪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戴维·里卡德认为，如果每个国家在自己相对于比别国最有效率的那个领域发挥特长并与其它国家进行贸易，那么所有国家都将受益。我们想知道另一方面，随着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中国制造商对美国国内形成了什么样的竞争压力？面对中国的贸易竞争是否促进公司重组？公司是否更加有效率？

　　保尔森：你所提到的关于中国制造商给美国形成的竞争压力问题，对此，我并不担心，我坚信我们会从竞争中受益。

　　我个人认为，每一种产品的进口，都对我们有利。我相信竞争，我相信自由选择，因此，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担心。我所担心的是这种贸易是一种不平衡的贸易关系，美国开放了市场，而中国却没有开放。美国开放市场的历史很久了，从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们成功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欢迎竞争，欢迎投资。

　　所以，对我来说关键就是，我反对设置壁垒。这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也不利，但在美国有很多人不赞同我的观点。所以我说关键是要开放中国市场，最终中国人民将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