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恩：越南经济远远谈不上过热

　　王佴

　　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超过了两位数，越南只有8.7%，作为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数据不算过热，而且正如下午一位中国学者所言，越南的宏观经济指标控制之好让他羡慕

　　如果用类似的单位来比拟，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相当于我国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研究中心，作为直属于越南计划投资部(类似于我国原先的国家计委)的官方研究机构，其向《第一财经日报》提供的一份介绍材料中如此定义该部门：“(一个)总结改革发展经验，进行理论研究，发起或参与经济政策和管理工具形成，并把经济政策和管理工具变成工作计划、政策文件以及为国民大会/政府提供考虑的决议和法规草案的越南国家级研究机构。”

　　作为该机构的负责人及越南政府主要智囊人物的丁文恩博士，近年来侧重于研究中国改革对越南的借鉴，自2004年始，由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与中国改革(海南)研究院轮流主办的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他一定会带着问题准时到场。

　　4月25日下午，在中国(海南)改革院的咖啡厅里，他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您觉得中国与越南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主要异同在哪里？

　　丁文恩：相同之处肯定是第一位的，我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可以说我们有着共同的基因，中国遇到的许多问题，也是我们已经或将要遇到的。

　　如果说到差异，那就是各国国情的差异，首先，越南的经济改革叫做革新以及融入世界经济，而中国叫改革开放，当然内容是非常相似的，但也说明不同的国家有自己的不同情况，简单照搬是不现实的，但中国的改革将成为越南下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学习榜样，这是无疑的。

　　《第一财经日报》：您在演讲中表示，越南中央政府将把手中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但您是否了解中国正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以避免对地方政府为利益驱动做与中央相背离的事。

　　丁文恩：是的，这是不同发展阶段的事。经济学要求经济发展的均衡，所以宏观调控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都会同时运用市场与行政的双重调节手段。越南现在的放权也并不是将中央的权力全部下放，而是将那些投资许可类的批准权交给地方政府，因为他们远比中央政府更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还要不断地加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沟通与监督。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在越南改革进程中有没有一些原则性的指导要求？

　　丁文恩：简单地说，这几年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以及在加入WTO的谈判前后，我们的工作比较重视处理所有权、经营权、平等竞争等方面的问题，越南近年有了漂亮的经济发展的指标，但我个人更愿意向外国学者推荐我们在立法上的成就。我们去年7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了《统一投资法》和《企业法》，这两部法将内外企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放到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这项工作的意义以后将会彰显出来。

　　《第一财经日报》：刚才有中国学者说您演讲时提到的越南将加大职业议员比例的内容很有意思。

　　丁文恩：是的，我们还要继续提高国会中职业议员的比例，现在他们的比例是四分之一，不久后我们将会提高到三分之一，他们将在首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助手，他们的待遇是相当于司局级干部，他们将主要由选举产生。

　　《第一财经日报》：听说越南胡志明市市中心的地价已经高过了上海市中心，是不是说明越南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经济过热了？

　　丁文恩：有这回事吗？作为经济中心，胡志明市的房地产价肯定比我所居住的河内要贵，但据我所知那里的房地产价是没有上海高的，因为我来海南前去北京拜访了中国国家发改委，上海我也去调研过，我认为胡志明市楼价高于上海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超过了两位数，越南只有8.7%，作为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数据不算过热，而且正如下午一位中国学者所言，越南的宏观经济指标控制之好让他羡慕。

　　《第一财经日报》：有什么问题想问中国的学者与官员吗？

　　丁文恩：我想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将原先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为“改革和发展委员会”？我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职能作用是很必要的；同时，我还想知道中国是如何将沿海发达地区的资金向落后地区进行配置，另外，我也对中国新颁布的《物权法》对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