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令人愉快的混乱

　　编者按

　　2月3日~15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陆铭参加了一个中、英、美三国学者组成的学术考察团赴印度考察。他逐日记载了他对印度社会、经济的所见与所思。本报在此选择刊发。

　　讨论印度是不是会追赶上中国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应该看到的是，印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基础设施正在改善，外资正在流入，社会不平等问题正在得到重视，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2月3日

　　小贩会用中文兜生意

　　飞机凌晨到了新德里机场。机场很小，人们排起长龙等待入境。机场的

卫生间里，有人给刚洗了手的旅客递擦手纸，人力代替了机器。我一个劲说谢谢，后来同行的人说，他们可能是要收小费的。

　　第一天没有安排学术活动，接待方带着我们去了总统府和印度门(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印度军人而建的建筑)附近转了一圈。各种小商贩非常多，出售从袋装薯片、水果到邮票、明信片的各类东西。小贩们会用中文说“邮票”、“明信片”，可见中国游客在新德里已经多到了一定程度。

　　新德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市中心有古老而巨大的公园，而且免费，估计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建筑的屋顶上，人们晒着太阳。

　　绿化多的地方鸟就多。午饭后，我站在树下，中了“彩”──长这么大，头一次有自由飞翔的鸟儿把它的排泄物像炸弹一样扔在我的头上。

　　2月4日

　　强大的NGO

　　高速公路在延伸，零星的工厂和现代建筑点缀在广阔的土地上。年轻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沿着公路行走，我不知道他们走向何处——希望是与资本的结合之处。

　　我们走访了哈亚那(Haryana)邦的一个村民社区组织——农村行动和进步社会中心(Social Centre for Rural Initiative and Advancement ，下称“SCRIA”)。在印度，非政府组织非常强大，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SCRIA将村民(主要是女性)组织起来，通过一些项目来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项目分三种：一是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治动员的项目；二是一般生活项目；三是资源管理项目。其主要目的是动员女性参加，只要女性参加了，乡村社会的组织就没有问题了。

　　SCRIA创建于1979年。1980年得到来自政府的2万卢比，这是其第一笔资金。SCRIA的创始人是学社会学的硕士生，不属于任何党派。即使是今天，SCRIA也不属于任何党派或政治组织。作为SCRIA组织人员的个人，可以支持某个政党，但SCRIA必须是政治中立的。当翻译问SCRIA的创始人支持哪个党时，他说：“无可奉告。”

　　从SCRIA出来，我们造访了一家当地的农户。女主人告诉我们，她参加了当地女性村民组织的小组后，开阔了视野，受到了培训，增加了收入，也提高了地位。现在，她们的小组又和邻村的妇女联手组织更大的团体，专门对付侵害女性的违法活动。她们问中国的女性情况怎样？同行的女同事说：在中国，女性是半边天。

　　访谈结束后，几位受访的女性一起唱了首歌。翻译说，歌里唱道：“生了女孩也不要紧，要把她送去上学”，“我们女性每天存些钱，生活就会更好”。我们都觉得中国的“半边天”们也应该唱点什么，否则不礼貌。于是，女同事们选唱了《红色娘子军》。大家都觉得此情此景，非常合适。

　　唱完了，哈佛的Marty Chen教授问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听了翻译后，他又问红色娘子军“扛枪为人民”为的是什么人民。同事答道：为的是全体人民，包括男性。我觉得这一解读准确地反映了原来歌词的含义。

　　回来的路上，有点堵车。印度司机把车开到五六十公里的时速，与前面的车距大约只有两米。划分车道的线在这条路上也显得毫无意义。但我相信，他们开车时有种我们不了解的规则，我们看着怕，而他们仍然觉得安全。

　　2月5日 非正规部门的竞争力

　　早晨起来在阳光下读报。《印度时报》刊载了BBC的一项调查结果，称受访者中，有71%认为“当印度人是自豪的”，60%认为“印度应该成为政治强国”，60%相信“印度应该成为军事强国”。

　　调查还显示，55%的人认为“印度的司法体制能给予富人和穷人同样的待遇”；52%的人认同“女性在走向成功的路上不会遇到(与其性别有关的)障碍”，但55%的人认为“种姓制度对于社会和谐是一种障碍”，47%的人觉得“腐败在生活中是事实存在的，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从事商业活动的价格来接受”……

　　白天开始了第一天的会议，地点在印度应用经济研究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近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工业和服务业，服务业增长尤快。出口在增长，卢比在贬值。全国生产能力的利用率非常好，目前超过97%，而且近期一直在增长。通货膨胀率总体上不高，近期有小幅度的上升。农业的增长大约为2.6%，而农业人口占全国的60%左右。所以，经济增长对这部分人的影响较小。

　　印度有着非常庞大的“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又叫“非组织部门”(unorganized sector)。1999～2000年度的数据与1993～1994年度相比，非正规部门在GDP中的比重有所下降——1999~2000年度占54.3%，但在就业中所的比重在上升，1999～2000年度占87.8%，这一趋势可能扩大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有趣的是，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服务业的“非正规化”引起的，而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又在上升，所以非正规就业的增长可能也与生产率的提高有关。

　　在印度服装业中，越来越多的小型作坊在分包服装生产，导致了就业的非正规化。在这一行业，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低、保障低，而政府政策似乎又意在进一步降低其收入和福利——这也许是为了提升出口竞争力，但对劳动者而言却是不利的。在其他行业，就业的非正规化和家庭作坊化也在出现。我的感觉是：就业的非正规化背后，是全球化带来的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竞争性的更高要求。

　　一个有趣的研究结果是：在印度经济开放的过程中，女性多的部门生产成本更低，所以，对这些部门产品的需求上升了。于是，尽管女性收入仍低于男性，但女性在开放的过程中却受益更多。此外，最低工资只是针对正规部门的管制。在开放的过程中，非正规部门的扩大是否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规避？我的理解是：全球化、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的增长、非正规部门的扩大，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串相互关联的现象。

　　印度的司机还是把车开得飞快，在拥挤而狭窄的街道上窜来窜去。很多车都没有后视镜，或者只有靠驾驶座的一边有一个后视镜。这估计是为了缩小车的实际宽度。据说，印度的司机相互撞车后，什么也不说就走人了。也许是他们的宗教让人学会了平和。

　　2月6日 社会保障与种姓制度

　　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近日警告说，像国际商业巨头沃尔玛这样的外资进入印度，可能会使国内的小型零售商受损(印度的同事告诉我们，支持引进外资的印度人往往以中国为例，来说明外资的好处)……

　　德里最近试行的一项学校入学规则，被认为是在“已经非常不平等的社会中制造新的种姓制度”。这项制度对孩子是否在某校有兄弟姐妹、父母是否该校校友、父母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等事项进行打分，以决定学生的入学权。这项打分制度满分为100分，其中有60分是在一个孩子出生时就决定了的。

　　今天走访的政府机构是印度全国非组织部门企业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Enterprises in the Unorganized Sector)。这个机构负责为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提供贷款、培训、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服务。2000年前后，印度的就业总人数是4亿左右，其中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数达3.5亿～3.6亿。4亿多人中，2.8亿是农业劳动力(其中只有2%的农业劳动力是正规就业的)，其余1.3亿的非农业劳动力中，70%属非正规劳动力。

　　印度正在尝试建立“国家最低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劳动者及其家庭的最低健康保障、生育保障、寿险、退休保障。如果一个人每年工作日达不到200个工作日，就可向政府申请失业保障。最低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由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共同负担，分别出75%和25%。印度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社会福利委员会，同时在邦一级设立委员会，负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在最低保障和贫困救助方面，中央政府每个月向每人提供400卢比的低保，还提供一定的粮食。在有些地方，邦政府还在中央政府标准的基础上提高标准。此外，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8%)可拿到贫困卡，以优惠价购买粮食。

　　上午的讨论接近结束时，委员会的主席来了。他说，印度政府必须解决“两个印度”——也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否则，政府就会被穷人抛弃。在印度的政治体系下，这将带来动荡。他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给控制收入差距提供依据？我说，尽管理论上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和投资可能有好处也有坏处，但从大多数实证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来看，收入差距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

　　下午走访的是印度的国家计委。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目的地，走在那幢大楼里，很难相信那是国家级的政府机关，这既可能反映了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可能反映了印度中央政府的财政实力。据他们说，1993～2005年，印度的平均每年GDP的增长率大约为6.7%，平均工资增长实际约2%。

　　印度的经济增长数字似乎没有中国高，不过我坚信，讨论印度是不是会追赶上中国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应该看到的是，印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基础设施正在改善，外资正在流入，社会不平等问题正在得到重视，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与此同时，在印度的商店里，中国的产品非常少，在印度的大街上，还看不到中国生产的小汽车和大巴士。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机遇。

　　晚饭时与接待我们的沙娜谈了很久。她说，种姓制度在印度的影响已经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严重，低种姓者完全可能成为收入和社会地位高的人。印度对于城市的定义是人口密度高于一定程度的地区，而其“城市化”并不伴随着劳动力的流动。因此，“城市化”本身并没有对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低种姓人群出于对于自己种姓身份的逃避而进行的流动——大大地减弱了人们与传统社区之间的联系，使得与种姓有关的社会结构的作用下降。

　　我们还谈到印度的医疗。她说，公立医疗机构的确都提供免费服务，但它们的服务质量不高，事实上，通常人们宁愿到私立医疗机构去看病。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公立医院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些医院的医生拿着相当于

公务员的高工资，而他们的服务质量又与收入不成正比。因此，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印度应该通过私有化来提高医疗质量。

　　晚上在红堡(位于德里城东北部亚，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五代帝王沙贾汗的王宫)看了声光表演，内容是印度的历史。像斗牛场那么大的一片空地周围，有着造型各异的古老建筑。立体的声音效果从四周传出，让我感觉到印度是个伟大的国家——不是因为他们会用现代科技，而是因为他们拥有与别的民族不同的灿烂文化。

　　2月7日 遥想中国当年……

　　傍晚，乘飞机到了古扎拉特邦的首府阿默达巴德。我相信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是眼睛可以看到的巨变。同行的同事下了飞机就感慨说，这个地方与3年前他来的时候相比，“巨变”正在发生，广场、街道、人群都已经变化。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也是从这种转变开始了经济的起飞。

　　夜幕下的阿默达巴德，空气里有种混浊的气味。破败的建筑中穿插着零星的高档房屋。拐了几道弯之后，我们的车停在一家豪华的酒店，让人觉得瞬间从人间到了仙境。酒店为我们的到来特别准备了加了咖喱的中餐。酒店临着一条宽阔的大河，站在房间的阳台上，所谓的贫富“两个印度”就展现在面前，让人有点晕眩。

　　2月10日～14日 印度的“文明”和“不文明”

　　印度有关

零售业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争论似乎有了一些结论，在10种运动产品和28种电子产品方面，商业和工业部允许外资占有51%的股份。

　　学术考察之后，我们自己包了辆车，组织了3天旅游。

　　同事带来的自助旅游的书的封面上，作者用“令人愉快的混乱”来形容印度。观光活动的第二天，有同事说她喜欢上了印度，说她看到的印度非常“文明”。另一位同事反问：“文明吗？”我说，“你们说的‘文明’不是同一个意思。印度‘不文明’的一面，是可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得到改善的；而它‘文明’的一面，是物质水平提高了也不一定有的。”

　　3天的观光充满了我们与印度司机之间的争执，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一个“部落”首领是如何产生的。根据旅游公司提供的合同，我们的旅游应该有中文的导游。但直到旅游结束，我们也没有见到一个中文导游。有一个景点，司机竟然没有提供导游。这还不算，在行程的第二天，司机竟然想直接把我们送到阿格拉。如果不是我们坚持斗争，中间有三个巨大的城堡和骑大象的活动就被漏掉了。斗争让同事们各自派上了用场，冲在前面的，自然逐渐成了领袖。

　　尽管司机能骗就骗，黑了我们不少钱；尽管大街混乱不堪，连门都没有的小便池就在车窗外；尽管新德里国际机场的入口拥挤得像中国小镇的长途车站，但这些都丝毫不能掩盖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古国而具有的辉煌。印度，令人愉快，又有点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