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重登世界金融业之巅

　　天意

　　伦敦已占据了全球20%的跨境借贷、40%的非英国股票交易、32%的外汇交易、43%的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以及二级市场70%的国际债券交易。除对冲基金资产外，伦敦在几乎所有的指标上都胜过了纽约。即便是对冲基金，伦敦的份额也已从2005年的21%上升到去年6月的26%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带着大包小包，飞越欧亚大陆来到伦敦，开始新的工作。几个星期后，多年的老朋友X也来到伦敦，不过，他是来深造的。X在一家中国大型国企工作数年后，被著名的伦敦商学院录取，来此攻读MBA。

　　两年后，X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即被一家老牌英资银行的投资银行部录取，进入伦敦著名的City(伦敦金融城，被视为伦敦的华尔街)，成了一名投资银行家。

　　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与X在咖啡馆闲聊。我问他：在City工作的中国人多吗？他回答说：中国人并不多，但外国人，也就是非英国籍的员工其实很多。按X的话说，这些都是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聪明绝顶，被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吸引，希望能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些人没有失望。数据显示，City的银行家们去年一共拿到172亿美元的年终奖，比上一年增长18%，其中有4000多人的年终奖高于100万英镑。事实上，City的经营业绩近几年来持续增长，员工的年终奖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就职。2002～2005年，City的职员人数增加了31.8万人，增幅为4.3%。

　　如今，City已成为英国经济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仅2005年就为英国贡献了GDP的3.5%，被视为英国经济的支柱部分。作为City的大本营、老牌的金融中心，伦敦雄厚的金融实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伦敦现在的实力与地位并非与生俱来。就在二三十年前，这座过去300年间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曾因监管过严及作风保守，差点被甩出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舞台。若不是20年前的撒切尔内阁实施了一系列被称为“大爆炸”的改革措施，今天的伦敦不会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有着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

　　20年前逼出来的改革

　　20年前那场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除管制、引入竞争。当时，在纽约早已被废除的最低佣金制，在伦敦仍大行其道；同时，英国政府对劳动力市场仍施加诸多限制，基本将外国员工挡在门外，致使City的大多数员工都是穿着讲究、作风保守的英国“绅士”。City因而被讥为“老爷俱乐部”。

　　也许是受了这些“老爷” 们的影响，当时的City开市很晚，午休漫长，下午刚交易没多久便匆匆收市。这样的“老爷”作风招致各金融机构的诸多不满；再加上一些法规对外国金融机构进入英国市场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伦敦面临机构及业务大量流失的危险。

　　“大爆炸”改变了这一切。市场开放了，最低佣金制取消了，实力雄厚的高盛、美林等美国金融机构蜂拥而入，它们有能力将业务大量集中，凭借规模效应压低成本，从而赚得可观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欧美各国的金融业从业者大量涌入伦敦，不但带来了新鲜血液，改变了City懒散的作风，还给整个伦敦带来多元文化的冲击。

　　开放赢得巨大优势

　　不过，“大爆炸”并非一劳永逸。就在伦敦逐渐恢复其老牌金融中心的元气时，上世纪90年代初，英国政府关于不加入欧元区的决定，又让伦敦面临新的考验。当时有不少人担心，由于欧洲央行建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欧元流通后，很可能导致伦敦的金融服务业向法兰克福流失，至少在欧元交易上会如此。

　　十多年过去了，这一情况并未出现。事实上，伦敦目前已成为全球当仁不让的外汇交易中心，其外汇交易量占全球总量的1/3。而伦敦的欧元交易量，比欧元区所有国家的交易量之和还要高。有人因此调侃说，伦敦的金融服务业并没有随着法郎、德国马克和意大利里拉一起消失。此外，目前欧洲所有的IPO中，有70%通过伦敦证交所进行。

　　这是为什么？曾任英格兰央行高级经济学家的菲利普·戴维斯教授几年前就指出，最大的原因是：作为金融中心，伦敦在各方面早已发展得非常成熟。这里金融机构众多，产生了巨大的群聚效应，想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有所作为的机构和个人，大多愿意到伦敦来落脚，以充分利用这里雄厚的资金、深厚的网络、丰富的人才资源，以及门类齐全的服务。更何况，英语还是国际通用语言。

　　而在今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伦敦商学院前院长、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经济顾问劳拉·泰森在谈到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时说，伦敦对外资、贸易和移民的开放程度给伦敦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优势”。

　　目前，伦敦已把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等欧洲其他金融中心远远甩到了身后。放眼世界，似乎只剩下一个对手尚待超越：纽约。

　　何以撼动纽约“一哥”地位

　　“二战”以后，纽约就一直是全世界公认的金融中心，华尔街更是集中了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莱曼兄弟、花旗、美洲银行等几乎所有金融界响当当的名字。进入21世纪后，纽约虽然遭到了“9·11”恐怖袭击、安然案及世通丑闻等一连串打击，但凭借纽约证交所及纳斯达克多年的苦心经营和积累，加上美国13万亿美元GDP的支撑，在金融市场总体容量上仍令伦敦无法望其项背。

　　真正引发纽约人忧虑的，是麦肯锡公司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称，纽约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正日益受到威胁。按目前的趋势，纽约可能在未来5年内丢掉7%的金融市场份额，相当于6万个工作岗位。在接受麦肯锡调查的50名华尔街首席执行官中，有40%的人认为，纽约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将在未来5年内逐渐减弱。

　　报告一出，在伦敦、纽约均引起轩然大波。两地媒体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在2006年的IPO市场上，伦敦的两家证交所共吸引了91家外国公司上市，是纽约的4倍多，总筹资额达196亿美元。

　　此外，细心的英国媒体早在去年纪念“大爆炸”改革20周年时就开始搜集数据，结果发现伦敦已占据了全球20%的跨境借贷、40%的非英国股票交易、32%的外汇交易、43%的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以及二级市场70%的国际债券交易。除对冲基金资产外，伦敦在几乎所有的指标上都胜过了纽约。即便是对冲基金，伦敦的份额也已从2005年的21%上升到去年6月的26%，势头相当好。

　　纽约的金融界人士在焦虑之余，纷纷把矛头指向布什政府。他们认为，布什政府2002年签署实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过于严格，给在美国上市的外国企业强加了每年数以百万美元计的额外合规成本，加重了企业负担，导致外国企业纷纷舍弃纽约，登陆伦敦。

　　相比之下，伦敦的监管措施要宽松很多。英国工党政府1997年上台后，建立了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下称“FSA”)。与一般的监管机构不同，FSA不是在企业出了问题后才出面执法，而是平时就与企业紧密合作，力求尽早发现潜在问题，以防范风险。连美国《时代》周刊也认为，伦敦的监管机构能认真听取企业意见，提出应对建议，而纽约的监管机构只会在事后“大声咆哮”。

　　此外，高昂的上市费用也是外国企业舍纽约取伦敦的原因之一。有咨询公司统计发现，外国企业若要在纽约上市，支付给投资银行的承销费用是在伦敦上市的两倍之多。成本差别如此之大，企业被吓跑就再正常不过了。

　　这固然是纽约“自废武功”，但伦敦在地理位置和时区上的天然优势，也是纽约无法比拟的。英国《金融时报》曾在评论文章中指出，伦敦地处美洲和亚洲中间，早上开市时，能与日本东京展开交易，下午即将收市时，又能与纽约交易时间衔接上，这是伦敦独一无二的优势。

　　城市交通已成软肋

　　那天喝完咖啡，我与X准备各自乘地铁回家。不料到了地铁站，却发现告示牌上赫然通知说，我们要乘坐的那条线路因信号系统出了问题，将“严重延误”。平时，这条线路上的地铁每两三分钟就有一班，但这次，10分钟能有一班就算不错，且列车运行速度也大为降低。

　　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在伦敦待久了，你会发现地铁的信号系统几乎“三天一小修，五天一大修”，而且常常是几条线同时“严重延误”。特别是在穿过City的那几条线路上，一旦出了问题，站台上就挤满了大批西装笔挺、皮鞋锃亮、一脸无可奈何的银行家。其实，不是银行家们坐不起

　　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地铁系统，伦敦地铁的老化状况相当严重。伦敦交通管理局每年投入巨资进行维修和升级，情况却不见好转。同时，随着欧盟的扩大及英国签证制度的放宽，大量外国劳动力涌入伦敦，使早已超负荷运转的伦敦公交体系更加不堪重负。X说，确实有些银行家在伦敦工作数年后，再也无法忍受其糟糕的交通，干脆举家搬到苏黎世、法兰克福、纽约等其他金融中心。

　　另一个问题是，伦敦金融业的高速发展，抬高了这个城市本已非常高昂的物价和生活成本，导致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引来社会其他团体的不满。早在几年前，City当局就有意在City与希思罗机场间建一条地铁线路，却遭到沿线一些居民的反对，结果该项目迟迟不能得到政府的批准，一直耽搁至今。

　　“这是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一个软肋。”X等不到车，只好抱怨说，“交通如果成了瓶颈，肯定会影响金融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