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八百年风云

　　王慧卿

　　历经潮起潮落，一些城市如明星般升起，成为显赫一时的国际金融中心，又转瞬即逝；一些城市在全球金融业八百多年的风云中磨砺，至今仍发出最璀璨的光芒；一些城市随着地区经济的起飞，在政策的推动下成长为新一代的国际金融中心。时至今日，伦敦和纽约稳居全球金融业的金字塔尖，而东京、新加坡、香港等城市也各有优势，国际金融业的格局大致清晰。

　　然而，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今年初，麦肯锡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维持美国及纽约的全球金融领导地位》震惊了世界。难道全球金融业的势力格局正在悄悄“乾坤大挪移”？

　　是的，各个金融中心都在不断变革，纽约不再是理所当然的老大。

　　地理位置决定命运

　　把曾经辉煌一时和迄今仍光彩夺目的国际金融中心标注在世界地图上可以发现，它们都临近大洋，或处在河道密集的地区。“地理位置决定命运。” 纽约卢比尼环球经济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布拉德·塞特塞尔说。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形成史上，并不发达的运输方式和通讯方式决定了贸易和商业集中于交通便利的城市，与之相对应的金融服务也聚集于斯。

　　国际金融中心最早出现在13世纪意大利的

佛罗伦萨。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意大利商人通过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佛罗伦萨作为资金清算中心而崛起，大量的资金通过这个城市流往英国，为英国国王提供战争所需的资金。但是最后，由于英王爱德华三世拒绝清偿债务，佛罗伦萨陷入财务危机，最终衰败。

　　工业革命后，欧洲涌现了众多互相竞争的区域和全球金融中心，包括阿姆斯特丹、柏林、佛罗伦萨、法兰克福、热那亚、汉堡、伦敦、米兰、纽约、巴黎、

罗马、都灵、威尼斯和苏黎世。但没有一个城市能占据主导地位，直至英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使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业王冠上的那颗明珠。

　　18世纪末，英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大国和资本输出国。伦敦的金融市场也随之大发展。伦敦横跨泰晤士河两岸，距河口仅80公里。泰晤士河河面宽阔，航行便利，伦敦也因而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贸易、商业及海运中心。到了19世纪，国际贸易达到鼎盛时期，英镑成为国际支付的工具，世界各国进行国际清算均需通过伦敦，伦敦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最重要金融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英镑的地位，欧洲的许多金融中心尤其是伦敦受到战争重创。而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则受益于这场战争。当时，黄金、资本大量流入美国，给纽约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纽约也是一个海港城市，它位于美国东海岸，拥有北大西洋最优良的海港。新泽西州的拉里坦河和哈肯赛克河、纽约州的哈德逊河以及长岛海峡像漏斗一样，引导无数船只汇向纽约。早在1810年，纽约就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随着美元成为国际贸易和清算的重要工具，纽约迅速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凭借美国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

　　上世纪70年代，国际金融活动的中心再次发生逆转。由于美国对本国居民购买外国

证券征收利息平衡税，使得从美国借款变得不再有吸引力，大量国外投资者开始转向监管相对宽松的欧洲市场。同时，制定存款利率上限、限制利率竞争的Q条例的出现，使美国自己的银行和证券交易商也逐步将业务转向其在欧洲的分支机构。这些因素刺激了欧洲美元和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大量国际金融交易重新在伦敦聚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伦敦金融城的外国银行已经由1959年的45家，急剧增加到1983年的351家。伦敦再度成为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

　　这一时期，由于亚洲和拉美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适应区域市场需求的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也逐步崛起或成形。香港、新加坡就是其中的典型。无独有偶，这两个城市也都拥有便利的交通。香港位于我国南方珠江口的东侧，是远东的国际航运中心；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扼守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要道，是欧洲、地中海、西亚、南亚到远东的航船的必经之地，素有“东方直布罗陀”、“远东十字路口”之称。

　　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及日本金融管制的逐步取消，东京在上世纪80年代也成为了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演变中的全球金融格局

　　技术进步将地球变成一个村落之后，金融产品的交易几乎不再受地域的限制，地理要素在金融业中主要体现为时区。国际外汇市场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以伦敦为代表的欧洲金融中心、东京和香港为代表的亚洲金融中心以及纽约等美洲金融中心，由于所在时区的差异，而将国际外汇市场连成了24小时运转的全球市场。

　　然而，时区也让各个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着变化的命运。本文伊始提及的纽约金融之都的地位受到动摇，部分也与时区有关。众所周知，亚洲各经济体的飞速发展为其积累了大规模的外汇储备，而石油价格的飙升也让各石油出口国迅速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资金流是金融中心的血液，但由于纽约和亚洲、中东的时间相差12个小时左右，这一差异使它在连接亚洲、俄罗斯和中东的资金流动时面临“血栓”。

　　其实，对纽约金融中心地位的担忧，起源于香港2006年IPO总额超过了纽约。IPO总额仅仅是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准之一，远非全部。的确，由于美国目前是个净债务国，本国并没有充沛的资金为外国公司的IPO提供融资。而且由于所处的时区，纽约在吸引中东、俄罗斯和亚洲的资金流入方面也存在弱势。根据塞特塞尔的研究，这些地区的资金多数取道伦敦。

　　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中心就是资金中心，需要对外净输出资金。纽约在该意义上的金融中心地位，的确在新的经济发展格局、新的国际资金流动中受到很大挑战。然而，作为向国内外居民及机构投资者提供各种专业化、高水准的金融服务的中心，以及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纽约的实力仍远远超过世界大多数金融中心。

　　而且，就IPO这个指标本身而言，2006年的数据也不能说明纽约在这方面落后于香港，《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下称《萨奥法案》)也并不是纽约IPO总额排名下降的罪魁祸首。

　　汤姆逊金融公司(Thomson Financial)在对过去20年内美国股票发行的状况进行研究后发现，《萨奥法案》实施后，外国公司并未表现出回避在美上市的迹象。2006年在美国进行的208宗IPO中，外国公司有34宗，占16%，该比例在过去20年中是最高的。2006年外国公司在美国进行的IPO次数与2005年持平，仍处于《萨奥法案》实施以来的最高水平。而2006年香港IPO总额跃居全球第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内地大型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

　　上海：雏形依然

　　纵观目前仍然活跃的国际金融中心，它们的发展轨迹各不相同，又有着共同的因素，例如：强大经济基础和较快的经贸发展速度，开放自由的经济制度，完善而适度的法制监管，发达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及强大的金融创新能力等。

　　就经济发展速度而言，上海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增长快于大多数国际金融中心，但上海的人均收入远低于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另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宏观经济环境指数》，由于我国信用环境较差，因此宏观经济环境排名2005年仅列全球第33位，与香港地区(第8位)和新加坡(第1位)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有较大差距。

　　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条件是资本自由流动，但我国目前对资本流动还有着较严格的管制，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很长的路要走。对资本流动的诸多限制，仍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制约因素。

　　从法制环境来看，目前我国金融法律体系仍有不少缺漏。上海享有的地方立法权有限，在金融市场立法上自主权较小。另外，我国采用的是大陆法系，监管上采取的是正向清单，即“没有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而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采用英美法系，监管上采取的是负向清单，即“没有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国际研究表明，负向清单监管模式更利于金融创新。

　　当然，上海也已拥有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很多基本条件。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属河口型海港，是长江东西运输通道与海上南北运输通道的交汇点，自然条件优越。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远东金融中心地位就已十分突出。目前，上海金融市场体系相对健全，各类金融机构和高端金融人才集聚，同时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已经初步具备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实力。

　　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大多借助于政府推动而得以崛起，自发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后续发展也离不开恰当的政策支持。近代以来，曾有多个国家和城市提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但最终成功的只是少数。这些兴衰成败的历史和故事，都值得上海一一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