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东亚共融与文化共源

　　见习记者 黄磊

　　亚洲的区域合作进程正处于平稳的加速中。亚洲的政经布局也在东盟与中日韩等各方的博弈下，铺展开来。哈佛大学教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杜维明在1月14日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东亚的经贸合作建基于深厚的文化共源之上，其共融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21世纪》：此次东亚峰会上，中方提出亚洲国家要携手建设“和谐东亚”。在您看来，“和谐东亚”将依循什么路径来实现？

　　杜维明：东盟十国本身就有和谐的基础和现状。这得益于东盟国家之间建基于同源的“土著”文化上的和谐。所以，中国提出“和谐东亚”的立场，应该看作是一种外交姿态，是中国亲近东盟，从东亚走向外部世界。

　　最近《大国崛起》很热，揭示的是几个民族国家崛起的内在逻辑。但是，强调对峙的民族性，正在从过往的存活竞争，发展到今天的共融。这种共融理念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都有表述，不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都是如此，共融本身就是人类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此前我和日本的池田大作有过一次对话，主题是“对话的文明”，我们应该通过平等的对话来化解冲突矛盾。亚洲有这个文化基础，东亚也正在这样做。

　　《21世纪》：东盟内部是否存在博弈格局？

　　杜维明：一方面，东盟本身就有非常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不仅由其内部的经贸合作带来，更多来自于历史文化因素。东亚国家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共源的。任何一个外部的国家要参与到与东盟的合作中，首先就要接受东盟的游戏规则。东盟在合作谈判中，有实力让自己处于强势地位。

　　但另外一个常被忽视的方面是，东盟有十个国家，其中有主要的领导者。这个主导者就是印度尼西亚。印尼的很多态度和立场都直接影响整个东盟规则的制定。但是，中方对这个情况似乎不太了解。在以往的中国和东盟的接触中，印尼的态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东盟内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新加坡。新加坡在独立之初，把自己想象成马来世界里的孤岛，这种自我定位，很像伊斯兰世界中的以色列。但是东盟诸国的凝聚力，能够把新加坡整合进自己的对话合作体系中，彼此在经贸政治文化领域中互融。在这个过程中，印尼发挥了很大作用。

　　《21世纪》：中国、日本、韩国因为自身利益和实力的原因，有着更为复杂的竞合关系。您怎样看三国之间，以及它们与东盟的合作前景？

　　杜维明：中日韩的问题，概括而言，就是历史问题、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如何面对历史，通过合作分享利益，把文化中的共同价值发挥出来是关键。

　　目前日本正在做的是再亚洲化(re-asiantation)和重新区域化。而中国想的是如何进一步国际化。日本早期是脱亚入欧，今天当它从欧洲、美国重新回到亚洲，重新区域化时，它所面对的已经不是曾经的亚洲。

　　日本在东盟的投资非常大，但是，日本在和东盟十国的合作博弈中，仍然要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东盟的态度。而且在和东盟的政治文化接触的进程上，日本反而落后于中国。安倍上台以后，修复中日、日韩关系的立场很明显。但是，目前美日关系仍然是美国介入亚洲事务的重要渠道。因此，短期内协调中日韩三边关系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