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开始转型

　　《经济内部信息》

　　对外资政策的一系列调整，显现出中央政府试图抛弃以吸引外资为核心的经济政策，过往二十余年中国政府奉行的以“吸引外资”为核心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转型。

　　在二十余年对外资持续的各种优惠政策之下，中国凭借廉价而勤奋的劳工人群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国际上一些大型公司都争先恐后将制造地由欧洲、美国搬迁至中国。在消耗中国大量资源、不可逆转的毁坏环境代价的基础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尽管根据欧美研究显示，来自中国的大量产品使欧洲和美国家庭节省了巨额开支，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劳工的受益程度少之又少。

　　但是中国大量的出口顺差致使欧美工商业人士惶惶不安，甚至产生仇视。对于中欧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总理解释说，据欧方统计，2005年欧盟在对华贸易中有1316亿美元逆差，造成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95%是加工贸易、81%是外资企业造成的。由于国际产业转移，国际贸易的流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单纯以现行原产地规则统计中国对欧盟贸易的顺差，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贸易利益和贸易平衡状况。随后温家宝说，“目前中国总体顺差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明显低于德国、挪威、荷兰和爱尔兰等欧洲国家。”

　　但随后总理话锋一转，表示“今后中国将尽可能扩大从欧盟的进口，也希望欧方放松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和军民两用产品的限制，共同促进双边贸易平衡。”

　　在总理向欧洲工商界人士传达“贸易平衡”信息的前夕，中国的相关政策正在发生急剧变化：8月底，中央六部委联合下发限制外资并购的通知，一些外资对行业龙头企业的并购被紧急叫停；9月中旬，财政部网站在晚间公布了《调整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税收政策》通知，一些此前政府大力鼓励的产品退税政策逐渐取消；这一期间引来外资争议不休甚至以“撤资”威胁的《劳动法》草案修改进行如仪，草案中对于中国劳工的权益及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进一步保护；与此同时，政府一直避而不谈的“中外资企业两税合并”问题终于由高层传出“将在10月份提交相应报告”的消息。中央政府开始号召各地政府创建“绿色GDP”，对于官员的考核措施也以“绿色GDP”为准。

　　种种迹象表示，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启动，在历史的车轮上这一转向对于全球相关体系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对中国本土经济的影响更可能有翻天覆地的结果。但以短期来看，最先受到冲击的是二十年来在中国高歌猛进的外资体系。二十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反思外资在中国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而这次反思的结果是中央政府将不再依赖以吸引外资为核心的策略，依靠外资创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甚至于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流露出“抛弃外资”的意图。

　　巨额顺差＆国际环境恶化

　　刚刚公布的2006年8月份的外贸顺差再度让市场哗然，在连续第四个月刷新历史纪录的同时，高达188亿美元的数字也让中央政府对下一步货币政策尤其是外汇政策的调整更加谨慎。根据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数据，今年1至8月我国出口总值高达5996亿美元，增长25.9%，进口5050亿美元，增长21.6%。从 8月份当月数据来看，进出口值为1627亿美元，增长29%。

　　巨额的出口顺差让中国政府官员在出访过程中总是面临“欠疚”的心情，在中国巨额出口增长的背后，是其他国家竞争对手对外贸易甚至在本国市场经营的惨败。10月11是，商务部公布《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下简称《纲要》)，在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上，《纲要》提出从重视出口创汇向进出口均衡发展、实现贸易平衡转变。

　　巨额顺差使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芬兰赫尔辛基出席2006年中欧工商峰会期间不断面临对外贸顺差的质疑，薄熙来表示，中国正考虑“多管齐下”来降低贸易顺差，而削减出口退税是途径之一。

　　花旗亚太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日前撰文称，若没有相关政策出台，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有望突破1500亿美元。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王志浩也对贸易顺差扩大表示了担忧，认为将加剧国际社会呼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最严重的是一些国家包括机构认定中国经济正对其他国家形成巨大的威胁。欧洲的一些国家和美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内将本国经济衰退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威胁。而一些成本过高、经营不善的欧美企业更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这种自政府到民间的“仇视”情绪使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化。

　　频繁的贸易磨擦是眼下最现实的结果。近10年来，中国不仅连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一些国家还越来越多地利用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中国商品出口设限。根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2004年间，中国始终是全世界遥遥领先的反倾销头号目标国；据商务部统计，1979年至2004年5月底，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637起涉及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573起，反补贴2起，保障措施调查51起，特保调查11起，涉及商品4000多种。2004年，共有17个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了59起“两反一保”(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涉案金额14.3亿美元。

　　恶化的国际环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加困难重重。在6月22日中海油宣布了185亿美元全现金收购之后，中海油依照西方社会的规则，做了大量解释、公关工作，不仅聘请了三家投资银行、三家律师事务所、两家媒体战略集团以及一家能直通华府的德克萨斯州游说机构，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中海油CEO傅成玉给每一位美国国会议员、美国财政部长写信，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接受《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经济学家》等一系列西方重要媒体的采访，试图化解美国人的疑虑，他用的都是“自由市场”、“股东权益”等纯而又纯的市场化的西方语言，但他得到的答复却是美国政客们“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一党统治”等充满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冷战词汇。

　　2005年，《纽约时报》刊发文章称：“15年前，当日本公司大规模买进美国公司的时候，我是那些站出来劝美国人不要惊慌的人。也许你期望我现在用同样的话语来说明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差不多。可是，来自中国的挑战远比当年来自日本的要严重的多。”

　　当然，将贸易磨擦归绺于外资是片面的，但不可回避的是巨额出口顺差多半是来源于中国承担的全球制造中心的角色。正如总理的解释，“81%是外资企业造成的”，而中国经济为此承担着“替罪羊”的角色，从而使中国政府产生从国内限制出口，调整相关引资策略的想法。

　　当然，引资策略的调整绝非单方面来自贸易顺差的压力。二十年引资策略在提升中国经济增长同时，引发的恶果也逐渐显现。本刊在上一期曾重点讨论《二十年引资策略之反思》，近日由中国官方发布的一份报道提供的数字叫人惊心――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此外，中国经济在为全球输出利益同时，环境日益恶化，资源日渐消耗，而民众的生活水平则提高有限。凡此种种，加上积聚在民间的不满情绪都促使政府在反思之后付诸行动。

　　对外资从限制到淘汰

　　2006年，中央政府对外资的策略转变首先呈现于“限制外资并购”。尽管此前外资收购中国优质企业已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中国业界和学者最忧虑的话题，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政府的措施和决心看起来都并不坚决。以商务部为代表，在限制政策出台之前，商务部一直在担心对外资政策的相应变化会否令中国经济自身受到负面影响，毕竟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严重依赖于外资的注入。

　　限制外资并购的条例多少有些横空出世的味道，2006年8月份之前在中国国内外资对中国龙头企业的收割正进行的如火如荼，民间和学界的诸多担心似乎并没有影响外资在中国大行其道。而“设限”的引子今日被认为是来自博客――三一重工集团总裁向文波的博客。这个敢言的民企总裁在他的博客上公开反对美国私人资本凯雷收购，并旗帜鲜明地表示，为什么像徐工这样的大国企不能卖给中国企业，不能卖给三一重工？此言一出，很快引发博客大战，酝酿于民间的反对外资收购情绪一触即发，成为网路上最具力量的讨伐外资并购大军。凯雷收购徐工案由此被商务部叫停，中央政府介入并调查听证。此后不久，限制外资并购条令横空出世。

　　尽管此后，包括凯雷、新桥等跨国资本全球负责人纷纷赴华开始游说中央政府，包括美国政府亦以中国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为借口，试图向中国政府的“新外资”政策施压，但显然收益甚微。中央政府的决心非但没有就此软化，反而愈来愈坚决。

　　此外，10月11日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就《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答记者问时强调将从五个方面对利用外资进行战略上的调整。强调一要摒弃行政引资手段，代替以市场引资方式；二引资方向致力于促进自主产业升级；三优化结构，摒弃消耗资源型的投资，鼓励外资投向农业、高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环保和服务业等产业；四创造内外资一致的市场竞争环境；五规范外资并购行为。

　　从这五条中不难发现，过往对外资的各项优惠政策正在逐渐列入政府的取消之列，政府对于外资的引入由不做选择地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的筛选和摒弃。加之，中国政府对《劳动法》草案的修改，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清晰的发出对外资“选优”而“弃劣”的决心。换言之，对外资的设限并不针对所有外国资本，一些优秀的正规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正受到中国政府越来越严密的保护，而那些三来一补、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试图凭借血汗工厂在中国淘金的企业在这一轮“淘汰”中将越来越难以生存。

　　“两税”合并入轨

　　权威人士日前透露，以两税合并为目标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制定工作正在进行，多数意见倾向于将法定税率水平确定在24%—27%之间，对外资企业的过渡期设定在3-5年，并将税收优惠转向以产业优惠为主。目前，综合考虑税收各种优惠后，内资企业实际所得税税负约25%，而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税负仅12%左右。这种做法，即便在全球也极为鲜见。

　　一个月后的今天，已经由中央政府高层传出“两税合并”政策有可能进入全国人大初审。据说，内外资税率合并的政策“雏形”已经确定，“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法将在五个方面得到统一：统一法律；统一税率；统一税前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在宽税基的基础上，实现税基的平等扣除；统一优惠政策，总体上减少优惠，实现优惠平等；统一税收征管。

　　据某高层日前透露，全国人大有关下属机构已经针对两税合并进行了将近5个月的调研。“各方面的意见都有了，九月份将综合讨论这些意见，然后把草案上报，10月有望进入初审。”

　　两税进入初审经过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此前，尽管此前接连两届全国人代会都收到了代表的关于“两税合并”的提案，但是这两次都没有进入正式讨论程序，代表们甚至被明确要求，在两会期间暂时搁置“两税合并”的相关议案，此外，新闻出版置等媒体主管机构亦私下要求党政类媒体不要过于报道有关“两税合并”的话题。这种气候一度使外界疑心，中央政府忌鼠投器，因为害怕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作用，过于照顾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利益，以致于获得“超国民特权”持续不休，而本国企业利益大大受损。

　　虽然有些人一度担心“两税合并“问题可能会无限期搁置下去，但是中央政府的行动现在可以去除了人们的这重担忧了。据近日报载，如果顺利的话，《企业所得税法》有望在明年“两会”上表决通过。从立法程序看，《企业所得税法》的生效目前已完成“三步曲”中的第一步：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其后还需再移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之后经全国人大审议后，表决通过正式生效。据介绍，两税合并具体方案已多次讨论，对纳税人、税率、税收优惠、反避税等方面的问题也都得到充分论证。

　　9月7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关于调整企业所得税工资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通知>规定,将内资企业所得税工资支出的税前扣除限额由原来的人均每月800元调整为1600元。中国法学会财税法研究会会长刘隆亨教授对这个新举措倍感欣慰, 他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信号，尤其在两税合并的关键时刻。”这一新政被外界认定是两税合并前国家先行对内资企业减负的举措。

　　据目前的一些报道，一些工厂已经开始由中国转向东南亚、印度等国家，这一轮被称为“孔雀东南飞”的制造业搬迁一度被西方国家认定是印度、越南等新的制造中心对中国的威胁，但实际上这一轮搬迁有中央政府的主动性规划原因。从目前的迹象来看，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其实是替代了一部分中国此前扮演的“制造工厂”的角色，但这一类制造工厂大多仍停留于较低层次的加工，不论是中国还是东南亚国家等制造地由此获得的利益微乎其微，而对于环境污染严重，对劳工条件改善等几乎没有多少帮助，正是中国政府试图淘汰出去的企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目前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非但没有威胁到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角色，反而成为中国制造中心的有力的配套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