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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争夺东南亚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9日 13:32 《财经》杂志
为什么东南亚成为经济大国FTA策略的焦点?中国为什么先声夺人?这场博弈又将走向何方? □ 本刊特派记者 楼夷 发自马来西亚吉隆坡 曹海丽 发自印度新德里 林靖 发自日本东京 李昕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 今年10月下旬,广西南宁势必成为亚洲瞩目的焦点,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这里举行。 作为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窗口,自2004年起,每年一届的博览会上,都云集了来自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企业家。不过今年盛况将更为热烈,目前已有4000多个展位被预定;届时,东盟十国代表也将悉数出席。 这是一次被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经过多年谈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定于2005年7月启动。当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高达1303亿美元;更恰逢中国-东盟对话伙伴关系15周年,无论在经贸合作还是政治互信上,中国和东盟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东盟”,全称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由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十个国家组成。 东南亚东濒太平洋,西临印度洋,是这两大洋之间的纽带和十字路口。著名的马六甲(Malacca)海峡是这个路口的咽喉,它北临亚洲大陆,南濒印尼群岛,又是北美航线的汇合点;南海,更是美、日等大国石油海上通道交汇之处。 除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东盟的综合实力也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人口超过5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00亿美元、外贸总额为8400亿美元的区域组织。 如今的东盟十国,已经挥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近年来,随着多哈谈判停滞不前,东盟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自由贸易(FTA)谈判的争夺对象。 在这场争夺东南亚的世界FTA竞赛中,中国拔得头筹,成为目前惟一与东盟整体达成协议的国家。但是,后来者也正在加速。如今,东盟与日本正在就经济合作协定(EPA)谈判,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研究已经开始;东盟各国与美、日、韩、澳、新等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亦如火如荼。 为什么要争夺东南亚?为什么中国能够先声夺人?这场围绕东盟的博弈中,各国采取了什么策略?这场博弈又将走向何方? 得东盟者得亚洲 中国走出第一步。朱镕基说:“我们开放市场,即使让他们全部进来,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嘛” FTA,在英文缩写中有两种含义:一是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关税领土之间设定自由贸易安排的法律文件;二是根据此类协定设立的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方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近年来,则延伸到服务贸易、投资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 尽管同样服务于贸易自由化,但FTA与WTO的多边贸易协定相比,依然具有歧视性和排外性的缺点。在上世纪下半叶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机制不断获得进展之时,很长时间内,许多国家并不重视FTA,尤其是东亚。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0年时,中国、日本、韩国是少数没有签订任何FTA的国家。 转折就出现在2000年。 此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处于最后关头。刚刚挥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阴影的东盟,担心一旦中国“入世”会威胁他们对外资的吸引力,开始寻找FTA对象。他们的目标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2000年10月6日,东盟十国经济部长与澳、新两国经济部长磋商建立“更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但进一步的FTA谈判并无下文。出乎东盟意料的是,一个月之后,中国总理朱镕基在新加坡“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 “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会把给东盟的投资抢过来,会把大量的出口产品倾销到东盟去。”原外经贸部副部长、现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回忆说,中国的目的就是消除东盟的担心;“中国要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和东盟加强经贸合作,使得东盟能够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一位接近谈判的人士也回忆称,当时,朱镕基总理曾经问中国官员: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有多少?回答是400亿美元。于是,朱镕基说:“我们开放市场,即使让他们全部进来,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嘛。” 2002年11月,就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夕,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确定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实际上,东盟有多大市场,当初是看不出来的。因为金融危机以后,东南亚经济不振。”在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王勤看来,当时,中国与东盟谈判自贸区主要关注的还是政治利益问题,即要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经贸为外交服务,这一观点,在今年8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有关“中国外贸发展”的演讲中有所体现。他表示,要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灵活务实地实现与主要经贸伙伴的调整。 一位接近谈判的人士一语道破:“在亚洲地区,得东盟者得天下。” 全方位博弈 “当其他人加入了,你也得去看看——如果是一个机会,为什么不进呢” 中国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很快,日本加入博弈。 “中国与东盟谈判FTA,给了日本很大压力。”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青木麻纪对《财经》记者说:“日本政府认为,(如果)亚洲近邻的各国间有了经济合作关系,日本不能缺席。” 东南亚一直是日本传统的资源基地和产业转移重镇。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投资者,在这一地区建立了汽车、家用电器等制成品生产基地,并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企业很多,网络很大。签订FTA,可以增加双边的贸易往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部教授深川由起子对《财经》记者说。 为了紧跟中国-东盟FTA谈判进程,日本加速了步伐——2002年1月,与新加坡签署EPA(经济合作协定);2003年,又与东盟就EPA谈判达成一致,并且开始和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国进行双边谈判。 同样担心其传统利益的,则是美国。 2002年2月,“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东盟对美国重要性日益增加》的报告,称“911事件”使东盟对美国的重要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东南亚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尽管美军已撤离菲律宾,但美国与菲律宾、泰国仍维持着双边军事同盟关系。此外,美国在这里还有庞大的经济利益:当时美国对东盟出口额是对华出口额的两倍,东盟在美国拥有超过500亿美元的投资。 同年10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东盟企业倡议》(Enterprise for Asean Initiative),希望在美国与承诺进行改革与开放的东盟国家之间,促进双边与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美国本来觉得中国没有可能与东南亚把FTA谈下来,结果进展却很快,我们很吃惊。”前美国贸易代表帮办查尔斯弗里曼告诉《财经》记者:“这也让决策者产生担忧,感觉中国试图排挤美国在东南亚这个区域的影响力。” 到2003年,印度也加入了“东进浪潮”。10月,在东盟-印度峰会上,印度与东盟领导人宣布,决定在2011年内建成印度-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 “当其他人加入了,你也得去看看——如果是一个机会,为什么不进呢?”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协会高级研究员阿米塔巴特拉(Amita Batra)说。 印度商业及工业部负责东盟谈判的秘书长(Commerce Secretary)戈帕·尔皮莱(Gopal K. Pillai)对《财经》记者称:“东亚和南亚,是未来十年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两个地区,也是印度的利益所在。我们想让自己整合到这个更大的市场中。” “FTA游戏”背后的政治角力 从“竞争自由主义”到“竞争性合作” 今年5月,韩国与东盟九个成员国(除了泰国)就双边货物贸易协定达成协议。8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38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东盟与美国签订了一项贸易投资框架协定(TIFA);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就2007年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等事项达成一致。 此外,9月下旬,印度与东盟筹备在吉隆坡重启FTA谈判。 时至今日,以东南亚为重心的“FTA游戏”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参与者包括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欧盟等。此外,与东盟各个国家的双边FTA,也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 与多边谈判不同,FTA背后,往往暗含着各国的政治和外交角力。 前美国贸易代表帮办弗里曼认为,与马来西亚等国谈判,“有拉拢温和穆斯林的意思”,这也符合美国将贸易纳入反恐战争的政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专家伊姆·德斯特勒(IM Destler)则认为,这种做法体现了竞争自由主义(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 “自由贸易谈判使得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压力增加,产生开放市场和经济改革的需求。如果你先和那些愿意并且能够满足FTA要求的国家谈,就可能随后出现累积效应。”他说。 印度总理辛格现任媒体顾问萨加亚·巴鲁(Sajaya Baru)也提出,印度与东盟谈判FTA,是其“东向”(Look East)政策的重要内容。 巴鲁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南亚内部区域合作进展缓慢,另一方面也出于平衡中国影响力的需要:“鉴于印度尚未能成为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一名成员,印度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中国进一步和亚太经济体整合的行动,以及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在该地区的日益增加的影响力。” 他认为,印度的姿态受到了东盟的欢迎。“在新‘权力平衡’中,所有的东盟国家都承诺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也承诺与这一地区其他主要的经济体建立良好的关系,包括印度。” “大家也问:东南亚有这么重要吗?”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张蕴岭将中国引发的一系列FTA谈判,称为“竞争性合作”。他说:“由于FTA本身具有排斥性,大家都怕吃亏,这样东盟就变成香饽饽了。” 谈判模式选择 与美、日等国“一对一”的谈判不同,先有中国,后有印、韩,以“一对十”方式进行谈判 在这场“FTA竞赛”中,中国不仅拔得头筹,也创造了多个第一:2000年第一个提出和东盟谈判自由贸易区,2004年第一个与东盟整体签订货物自由贸易协定,2005年第一个启动货物贸易协定,也是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3年)的域外大国。 中国采取的“一对十”模式,在一些国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东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该跟谁谈呢?东盟秘书长的权力相当有限,这给我们与东盟整体谈判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美国驻马来西亚使馆经济参赞科林·海尔默(Colin helmer)对《财经》记者说。 按ASEAN的英文原意,“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Nations”,东盟并非真正的“盟”,只是国家间的协作机制,因此也不可能像欧盟那样真正代表所有成员国对外谈判。此外,东盟国家内部差别很大,成员国制度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些都给与东盟整体谈判造成了巨大困难。 “我们更愿意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谈,但是几乎不可能——很难想象先和缅甸谈,或者先和越南谈。”美国前任贸易代表帮办弗里曼说。 于是,美国、日本等国都选择“一对一”的谈判模式,即分层次或时间段与东盟各国谈判,然后再进行和东盟整体谈判。 以美国为例: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直接谈FTA,与印尼、菲律宾、文莱和柬埔寨则先谈贸易投资框架协定谈判;与越南谈入世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同东盟则刚刚签署贸易投资框架协定。 日本则以EPA概念取代FTA,即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经济合作协定”。日本于2002年与新加坡签订EPA,2004年初开始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谈判;2005年日本与东盟启动EPA谈判,与越南、文莱则刚刚结束谈判的可行性研究。 “总的来说,一个一个谈最容易,人越多就越难谈。”一位参与谈判的中国商务部官员也承认,“一对十”模式难度不小。事实上,在谈判初期,国内许多专家对此也有争议。 张蕴岭则认为,与东盟整体谈判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和日美相比)地理上我们与东南亚的距离近得多。”他说,“签订了经济框架协议之后,中国马上就与整个东盟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 在张蕴岭看来,日本作为发达国家,更关注如何与谈判对象实现体制接轨,所以要挑先进国家来谈;美国则出于政治安全战略的考虑,会挑选一些在战略上对它最重要的国家。 不过,实际上中国签的也是“一把合约”。“形式上是‘一对十’,但在具体利益方面,还是一个杂合体。”一位参与谈判的商务部官员表示,尽管大部分产品中国对十个国家的开放程度是一样的,但在极少数产品上面,中国则根据每个国家不同的开放程度给予对等的开放。 比如“早期收获”计划,其中东盟各国的降税产品、降税幅度和时间表并不一致。在已定的降税范围之外,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提出了咖啡、棕榈仁油、椰子油、肥皂、无烟煤、焦炭等“特定产品”(Specific Products)。同样,在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上,越南、老挝、缅甸、文莱定为2015年,晚于其他六个国家。 跟随中国模式,韩国和印度也已展开“一对十”的谈判。今年5月,韩国已经和泰国之外的东盟九国签订了货物贸易协定,印度则希望能在今年年底前和东盟达成货物贸易自由协定。 三年前的2003年10月,印度和东盟在印尼巴厘岛签署“双边框架性协议”,正式启动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并设定2005年6月30日作为结束货物贸易谈判的期限,但是谈判进展缓慢。 在错过了原定的期限一年后,今年6月,印度才首次提出修改提案,将敏感单子产品数量从1410项降至854项,但谈判仍告暂时搁浅。此后,印度加快了谈判速度。8月,印度决定再次修改提案,以重启谈判。 印度的东盟首席谈判官皮莱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印度和东盟双方对工业品的降税幅度并无争议,最主要的难点在棕榈油、胡椒和红茶等农产品。胡椒和红茶主要关系越南的利益,棕榈油则涉及马来西亚和印尼。 这正是“一对十”模式之困难所在——因为需要更多的时间。“印度只有一个敏感产品单子,他们有十个敏感产品单子。”皮莱说。 此前,印度已经与泰国、新加坡签订了FTA协定。皮莱表示,一旦与东盟签署协议,与泰国目前所签的框架性协议(只覆盖80项产品关税)就将自动失效,“我们现在只谈东盟。” “早期收获”之后 中国与东盟的谈判,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也不得不面对服务和投资这两块“硬骨头” 龙永图将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协定的迅速签订归因于双方领导人的政治远见。他认为,东亚金融危机,使双方都意识到发展经贸合作的必要性;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也赢得了东盟国家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与入世谈判中锱铢必较的谈判策略不同,中国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多予少取的立场。 “一开始我们谈判时要坚持对等,你让一步,我让一步,”龙永图回忆说,“但朱镕基总理说,和东盟国家谈,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和东盟谈,就是要多给,少拿。我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胸怀。” 在具体策略上,中国提出了“早期收获”计划,向东南亚率先开放农产品;同时将货物贸易协定与服务、投资分开谈判。 “早期收获”计划(Early Harvest Program)来自《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了加速《框架协议》的实施,双方约定,在货物贸易协定签订之前,先削减近600种农副产品关税,以提前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 首项成果是2003年6月签订的《中泰取消水果和蔬菜关税协议》。2004年1月1日起,中国与菲律宾之外的东盟九国如期实行了“早期收获”计划。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5年6月,中国享受“早期收获”计划从东盟国家进口的产品货值已达11.53亿美元,税收优惠总额达到10.16亿元人民币。 这种让步是其他国家很难做到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对《财经》记者表示,尽管也要考虑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但最重要的是,谈判国必须准备接受“黄金标准”,即作出重大的开放承诺。“FTA不是一个礼物,因此谈判以及条件都是艰巨的严格的。” 印度工商部特别秘书长皮莱也表示,谈判者“必须考虑国内政治”,“我们是一个弱势联合政府,必须说服每个人。”皮莱说:“中国的决策机制更高效,就像建全国的高速路,我们得花七年时间才建成1万多公里;要是在中国的话,可能早就建成两三倍长的公路。”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货物贸易谈判中最敏感的农业开放。鉴于农业对于国内政局的影响力,开放农产品对于日本、美国、印度等国十分困难。这也是美、日能够首先与没有农业开放问题的新加坡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原因。 以日本为例,尽管很多农产品进口关税为零,大米关税却高达490%。日本前农林水产副大臣三浦一水对《财经》记者直言:“(在FTA谈判中)保护粮食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目的。”他认为,日本农业问题严峻,而进口农产品会对本国的农业带来冲击,“特别是自由贸易的体制下”。 “农业是驱动国会选票的重要力量。”美国前贸易代表帮办弗里曼说,尽管农业贸易额只占一小部分,但“我们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农业谈判上”。 同样,将货物贸易和服务、投资分开谈判的做法,也让美、日很难接受。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对《财经》记者表示:WTO规则要求各国从事FTA谈判时,“必须保证FTA协定是全面充分的”。 “按照WTO的要求,FTA的谈判必须是全面、覆盖所有类别的,而不是说只谈关于农业的FTA、关于服务的FTA——那是有选择性地进行关税调整。”弗里曼承认,美国也有例外,“但是与其他国家比,美国的自我约束更强。” 成员国享有最惠国待遇是WTO的基本原则,而FTA是在部分成员国之间相互给予更为优惠的待遇,因此,FTA在WTO框架下是通过豁免条款来实现的。这一条款即WTO前身关贸总协定第24条,它规定,自由贸易区内,“所有领域的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应该被充分降低或取消”。 这一条款的目的,在于尽量使得各国发展FTA不至于形成过于斑驳的贸易格局,但也留下了足够的解释空间。“WTO并没有说货物贸易和服务、投资不可以分开谈,这并不违反规定。”中国商务部一位官员反驳道。他同时称,分开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捆在一起很难谈下来”。 但是,美、日等国难以执行这种灵活的策略。究其原因,美、日、欧等国的谈判进程往往受国会和商界的重大影响,使得对于敏感领域的让步极其艰难;同时,要在某些领域让步,就必须证明能够获得其他领域的重大利益。与农业不同,服务贸易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强项。 “对美国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能否顺利通过国会。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系统决定了我们必须谈一个全面的条约,要么就不可能通过。”弗里曼说。 基于类似理由,中国与澳大利亚的FTA谈判,没有采纳“早期收获”计划和分开谈的策略。澳大利亚坚持达成“一揽子”协议,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及市场准入问题,且强调服务业谈判不能拖延。目前,中澳双方依然胶着于农产品的开放和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问题。 至于中国与东盟的谈判,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也不得不面对服务和投资这两块“硬骨头”。“原计划应该是2005年就能够签约,现在拖到2006年,今年估计也够呛。”一位参与谈判的人士说。 多位参与谈判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在服务领域,主要还是一些敏感地区、弱势部门没有信心向对方开放,比如金融、旅游、保险、电信等;在投资领域,东盟要求获得国民待遇。目前中国的税收政策对外资比内资企业更加优惠,但在市场准入方面,比如投资产业范围、持股比例、资本金、贷款、注册程序等,对外资则限制更多;如果同意给予国民待遇,则意味着需要修改本国法律、法规。 比如能源。鉴于东南亚油气资源丰富,一些国内专家建议,中国和东盟自贸区谈判应考虑能源需求,在东南亚获得更多的油气开采权。“这要求我们也对等开放,但是国家发改委每年都颁布了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给出了明确的限制要求。”一位参与谈判的官员说,“尤其中国的能源包括矿产、油田等,是限制外资的。” “每个部门都要保住自己的利益,这是很自然的。”一位接近谈判的人士说:“所以,很多问题最终需要国务院领导拍板。” “10+X”的含义 “10+1”、“10+3”还是“10+6”? 到目前为止,各国与东盟国家的FTA包括“双边”和“地区”两种。其中,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双边谈判,与某些东盟国家谈判FTA;同时,一些国家也朝向与东盟整体谈判方向努力。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与东盟各国的FTA谈判中,新的担忧出现了——那么多FTA,我们能够承受吗? 这种担忧,源于学界长期以来对FTA效果的争议。相比WTO代表的全球多边谈判框架,FTA的优点是能够在较短时期全面大幅降低参与者的贸易壁垒,同时也培养了各国贸易谈判的人才。但另一方面,FTA具有排外性,令未能参加FTA的第三方利益受损;更重要的是,多个FTA会造成不同规则的冲突,导致“意大利面条效应”(spaghetti effect),反而增加了该地区的贸易成本。 人们担心,东南亚也会出现“意大利面条效应”。“如果一宗跨国贸易要穿越不同FTA,根据不同的规定,填不同的表,获得不同的批准,那么做生意比原来更麻烦。”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张蕴岭告诉《财经》记者。 正因此,来自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的“10+3机制”成立了东亚展望小组,由13国的专家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张蕴岭担任组长。在今年8月举行的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呼吁尽早推动整个东亚范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我们认为,这可以实现两个目的:第一,克服过多‘10+1’带来的贸易新障碍;第二,推动东亚地区其他领域的合作,使得该地区成为真正统一、开放的市场。”张蕴岭说。 这个提议颇具可行性。“10+3”机制的运行始自1997年金融危机后,最初旨在促进东亚国家的金融合作;此后建立了高层对话机制、部长会议,更涉及湄公河次区域开放等,成为内容广泛的区域合作框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自由贸易区可谓水到渠成。 但就在这次会议上,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提出“10+6”的概念,要求成立东盟十国和中、日、韩、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之间的EPA(经济合作协定)自由贸易区。 对此,中、韩以及一些东盟国家均持保留态度。“‘10+3’已经搞了十年了,有很好的基础,如果变成‘10+6’,将来从性质和内容上都要改变。”张蕴岭说,“另外,印度还没有做好谈判开放的准备,这会增加很多困难。” “这个想法也太突然了。”日本贸易专家深川由起子告诉《财经》记者,日本与FTA谈判相关的部门是经济产业省、外务省、财务省和农林产业省,“10+6”则是经济产业省提出来的,“其他的三个部门也没有听说过,突然提出来,大家都很疑惑。” 深川由起子认为,“10+6”是一个政治主张,“没有任何经济效果,根本无法实现”;因为日本和澳大利亚、印度的经贸往来,与东盟国家相差甚远。她认为,日本要求加入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是为了取得政治上的平衡,尤其是平衡中国的力量。 在今年9月接受《财经》记者的专访时,在农林水产省负责FTA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副大臣三浦一水也表示,双边谈判和东盟“10+1”是日本现实的选择,今后还要以“10+3”为中心推进。 即便如此,许多专家认为,“10+3”离现实依然遥远——且不说多边谈判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中、日、韩之间的诸多政治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是东盟更倾向于“10+1”。 “‘10+3’、‘10+6’都不错,但是国家多了不易谈得拢,不如先谈好‘10+1’,然后最终走向‘10+3’或者‘10+6’。”当问及应该选择哪一个机制时,泰国民主党议员Kriengsak Chareon wongsak这样回答《财经》记者。 事实上,“10+1”与东盟秉持的大国平衡政策一致。十多年来,东盟正是采取了“10+1”的对话合作机制,拓宽了东盟的外交局面,成为亚洲不可忽视的力量。 “东盟倾向于以东盟为主导的‘10+1’模式”。张蕴岭举例说,在目前的“10+1”机制下,会议都在东盟开,东盟先内部协调,再与其他国家对话;“如果‘10+3’,那么东盟也只是其中一方了。” 难舍多哈 “付出的代价小,收获就少。”拉米说,尽管双边贸易协定有助于降低关税壁垒,但在补贴、非关税壁垒等方面的成果非常有限 将2006年以来东亚地区的FTA谈判进程推至主潮的主要动力,是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 “我们过去大部分精力是花在多边谈判上的。忽然间,所有国家都在谈FTA,我们感觉落在后面。”印度的皮莱对《财经》记者说,“我们对WTO谈判非常失望。” “看看多哈谈判的僵局,就会感到为什么积极参与双边和地区贸易谈判对美国那么重要。”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略显无奈地对《财经》记者说。尽管如此,她依然认为,没有任何双边或者地区自由贸易协定能够代替多哈回合。施瓦布并且呼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尽力挽救多哈回合。 多边贸易谈判优越性显然更强,因为多边只需要达成一个规则。“而FTA则不同,每个规则都不一样,与新加坡是一个,与东盟是另一个,南亚自由贸易联盟又有一个——这对谈判者来说是一个噩梦。”皮莱说,“任何时候,我都倾向于多边贸易谈判。” 然而,皮莱将多哈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咎于美国。“我想没有一个国家达到(像美国)那种程度的(对农业)国内支持——不削减国内农业补贴,却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关税。” 日本前农林水产副大臣三浦一水则认为,149个WTO成员在一起讨论问题,本身难度就很大。他对于目前多哈回合的冻结状态表示“非常遗憾”。 不过,尽管“希望尽早回到谈判桌前”,他并不认为日本对农业实施了贸易保护。“日本按照WTO规则执行,而且农业补贴很低。”三浦一水认为,应该本着“攻、守、让步”的原则来推动谈判。比如,2005年末的香港会议上,日本提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对策,“日本也会确实履行”。 在《财经》记者的采访中,各方都认可多哈回合优于双边或地区贸易谈判,但各国对于为多哈谈判作出新的让步兴趣寥寥,宁愿在双边或地区贸易谈判中作出更大的让步。正如皮莱所说:“我和东盟的谈判以及中国和东盟谈判作出的让步都比WTO多,但是多哈要考虑更多国家的敏感度。” 面对FTA和多哈回合“一热一冷”,今年9月,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不会对此感到愤怒,因为双边协定和多边协定共存很正常,而且双边协定的质量低于多边。 “付出的代价越小,收获就越少。”拉米说,双边贸易协定有助于降低关税壁垒,但在补贴、非关税壁垒等方面的成果非常有限。“补贴、反倾销等可能对贸易造成巨大扭曲,却被抛在一边。农业等敏感问题也往往尽可能被双边协定排除在外。”拉米说,“这些往往是多边会涉及的领域。” 拉米指出,双边贸易协定比多边更不公平,因为中国、印度、欧盟这些具有巨大国内市场或者巨大市场潜力的国家,往往比小国有更多优势。“在双边谈判中,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往往比他们在世贸谈判桌上更为不平等。” 事实上,在今年世界各地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上,“FTA”与“恢复多哈回合”都是重要话题。但哪一个更受重视呢?正在致力于挽救多哈回合的拉米对《财经》记者表示,自己忙于测试“各国恢复多哈回合的意愿”,而且,“这种意愿比过去更为强烈了”。- 资料:美日印三国FTA策略 印度:最迫切的并非与中国谈判 印度商业及工业部负责东盟谈判的特别秘书长戈帕尔·皮莱(Gopal K. Pillai) 我们已经结束了同斯里兰卡的FTA谈判,然后我们的谈判目标是东盟、日本、韩国;与日本、韩国的讨论已经开始。尽管与日本、韩国的联合研究报告出台时间相对于中国的研究报告要晚,但此后的进展更快,因为印度与日、韩之间的敏感性少一些。 对印度来说,最敏感的是农业。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与日、韩之间问题不大的原因。因为印度不用担心日、韩出口农产品,剩下的就很容易谈了。 我们当然愿意与中国对话,但恐怕还需要那么一点时间。中印有关FTA的研究报告已经出台。今年11月胡锦涛主席将访问印度,我希望中印联合经济小组能在此前碰头。中印经济有互补性,但必须找到让双方都感到舒服的方式和立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谈判中涉及敏感议题很多,不是一两年内能解决的。正因如此,与中国的谈判并不是我们日程中最迫切的一项。 美国:最终关键的测试在于国会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苏珊·施瓦布(Susan Schwab) 我们在选择谈判对象时关注多种因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谈判国必须准备接受严格标准的FTA谈判。FTA不是礼物,一个FTA伙伴必须愿意作出重大承诺。其次,双方需要有强烈的商业或者地缘政治利益。比如,美国与一些中东国家缔结FTA,这是布什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承诺之一。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批准了所有由美国政府达成的双边和地区贸易协定。最终,关键的测试是——国会是否会或者何时会再度给予美国政府贸易促进权。贸易促进权将于明年夏天到期,而上次获得贸易促进权花了八年。 日本:最敏感的问题是农业 日本前农林水产副大臣三浦一水 日本将其自由贸易协定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PA,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目前日本EPA谈判重点对象为东南亚国家、印度、澳大利亚、智利、瑞士等。我们很忙。 日本已经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签订自由贸易协议,近期将与菲律宾、泰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同时,日本与东盟十国整体的总括性经济合作协定已经展开多次谈判,目前还没有谈到完全自由化的时间,只是明确会在2007年4月达成协议。 在东亚地区,日韩FTA谈判只是处于民间研究的阶段,政府间会谈处于中断状态;日、中、韩三国的投资协定方面还在洽谈之中。目前,日本与东盟以及东盟“10+3”(中日韩)框架谈FTA,对日本来说是现实的选择。 农业是日本在自由贸易谈判中面临的敏感问题。日本目前的粮食自给率为40%,处于历史最低的状态。如何提高粮食自给率,成为日本朝野最为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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