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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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人物

　　【安倍晋三】

　　9月1日，安倍晋三(Shinzo Abe)正式宣布竞选日本自民党总裁，从而使自己成为日本首相继任者之争中最有力的人选。他在宣布这一决定时承诺，将保卫日本的国家利益，维护日美安全同盟。安倍目前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是小泉纯一郎首相的左右手。他被认为是安全问题上的鹰派，主张日本的政策应当更加强硬。安倍对自民党党员表示，日美安全条约是日本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中心，自民党应当加强这一关系。他还呼吁中国做出努力，重开2001年以来便一直中断的中日首脑会晤。

　　民意调查表示，在即将于9月20日进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安倍拥有遥遥领先的优势，这一职位实际上就意味着下任首相。51岁的安倍出身政治世家，其祖父曾任首相，父亲曾任外长。大多数人认为安倍会继承小泉的政策。安倍希望扩展美日安全同盟，让日本自卫队更多参与维和等国际行动。

　　安倍过去的言论表明，他鼓吹修改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并仿照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在日本建立类似的机构。他声称当选后会寻求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在他任期结束前就是否修宪进行全民公决。据估计，安倍当选后，日本与亚洲邻国间的糟糕关系将延续。(《华尔街日报》)

　　【弗兰克·夸冲】

　　弗兰克·夸冲(Frank Quattrone)曾是美国1990年代“新经济”时代著名的宠儿，曾经主导网景、亚马逊等新兴公司的IPO，年薪曾达到1.2亿美元。但后来夸冲在瑞士信贷工作期间，因为依照公司政策向职员发出一封提醒“清理”旧文件的电子邮件而被指控妨碍司法调查。2004年他被认定有罪，并处入狱18个月。但去年3月上诉法院推翻原判。近期，在控方的妥协下，夸冲终于和联邦检察官达成辩诉交易，他的指控全部被撤销。

　　这一辩诉交易代表着美国商业史上悲伤一章的终结。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后美国大公司中被调查出的一大批白领犯罪，如安然、世通等公司丑闻，现在大部分都已审理终结。联邦检察官之所以加大力度调查这些丑闻，主要是为了向公众持股人有个交代，他们已经对各种财务欺诈和操纵股价的行为怒不可遏。美国政府称，自2002年年中以来，联邦检察官成功使法院接受了1000项有关公司欺诈的指控，其中100多项都是针对CEO或董事长。

　　但随着公众的愤怒逐渐减退，检察官的注意力也在缓慢转移。夸冲事件就是个例子。目前他已经计划重返业界。(《时代周刊》)

　　【南茜·佩洛西】

　　来自旧金山的美国众议员南茜·佩洛西(Nancy Pelosi)是位66岁妇女，政治女强人。作为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她是位进攻性的左翼自由民主派政治家。为了准备11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她要求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在所有议案的投票中保持一致，不和共和党进行任何妥协。这一战略取得了成功，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出现了25年里从未有过的团结局面。他们联合起来抵制布什的社会保障计划改革方案，使得支持率不断下滑的布什雪上加霜。自从1994年共和党控制众议院以来，民主党还没有过比现在更好的机会来夺回众议院。如果他们赢得中期选举，佩洛西几乎必然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首位女性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出生于巴尔的摩市的一个政治世家，但直到47岁才开始竞选公职。进入国会后，她尤其得到了民主党中自由派的大力支持。她反对老布什任内的海湾战争，并为自己是自由派感到骄傲。在政治生涯中她击败了许多男性竞争者。如果赢得中期选举，佩洛西将有更困难的任务，就是继续团结民主党。但不论如何，以后的两年里，她会给布什制造更多的麻烦。(《时代周刊》)

　　【鲍勃·格雷菲尔德】

　　美国第二大证券交易平台纳斯达克公司CEO鲍勃·格雷菲尔德(Bob Greifeld)近期表示，他的公司正在计划对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收购。纳斯达克今年收购了伦交所25%的股份，并在3月提出了一项40亿英镑的收购计划，但最终被挫败。按照英国并购法的规定，纳斯达克可以在10月初再次提出收购要约。分析人士认为，纳斯达克目前的地位十分有利，因为纳斯达克所拥有的股份已经足够大，如果伦交所准备和较小的交易所结盟对抗收购，格雷菲尔德可以召开紧急股东大会进行阻止。

　　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EO多诺休(Donohue)近期表示，不排除对伦交所提出收购要约，从而可能成为伦交所对抗纳斯达克的“白衣骑士”。格雷菲尔德为收购纽交所已经做了长期准备，现在只有德意志证券交易所或者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这样的巨头出马，才有可能击败他。(《卫报》)

　　【纳吉布·马赫福兹】

　　94岁的埃及作家、被尊称为“国家财富”的纳吉布·马赫福兹(Naguib Mahfouz)，8月30日逝世。1988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马赫福兹是阿拉伯文化特质的化身，代表了一种细腻、包容、幽默和人性化的文学风格。

　　自他1911年出生于开罗起，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他的职务是埃及文化部的公务员，但他笔耕不辍，共写了50本书。他常年坚持一种规律性的生活，每天早起写作。据说，当瑞典驻埃及大使打电话通知他获得了诺贝尔奖时，他的妻子也不愿打扰他，因为那是他每天小憩的时间。

　　他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记录中下阶层开罗人的生活，他真诚而勇敢地书写着现代世界带给开罗的变化，以及传统伊斯兰生活方式对这些变化的抵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开罗三部曲”，即《两宫间》、《思慕宫》和《怡心园》，记录了一个商人家庭祖孙三代动荡的故事。

　　但马赫福兹并非一直是平静的观察者，他很早就公开支持和以色列关系实现正常化，因此其作品也被一些阿拉伯国家列为禁书。

　　赢得诺贝尔奖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虽然西方媒体将他奉为阿拉伯文学的代表，但一些阿拉伯世界的批评者认为他过于温和、过于亲西方。然而，这位自称是位“内向的老人”的作家并不关心政治，只喜欢探讨人性的真实。(《时代周刊》)

　　视界·覃里雯专栏·

　　新战争：为战争而战

　　很容易使原本恐怖可耻的暴行变成日常的、可以理解的事件，只需在新闻里重复上一段时间，发生在伊拉克的死伤已经不再引起全球各国观众最初的那种普遍惊诧和担忧。其实还有更糟糕的事：对于今日发生在全球的许多战争，大部分新闻报道中其实并未出现，这就是所谓的“新战争”，它经常以种族冲突的面目出现。

　　关于“新战争”出现的时间，始自20世纪初。新战争和既往战争不同，它是由军阀、雇佣军和恐怖分子发起的新形式战争。在现代，战争在国家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总是伴随着国家的兴起和衰落。在这些战争中，除了国家军队间势均力敌的战斗，还有很多军阀私人雇佣的军队，甚至存在着少儿士兵——不久前投降的缅甸叛军“娃娃领袖”卢瑟和约翰尼两兄弟大概算是他们当中的明星。相对激战而言，有时漫长的战争对平民的伤害更大，后者经常是针对平民的。武器科技的进展和复杂的经济因素导致了新形式的恐怖主义，它更接近于政治对话，而不是军事战略。

　　这些“小型”战争，也就是被称为“新战争”的武装冲突，其实非常惨烈，而且像痼疾一样绵绵不绝。非洲是此类战争的一块沃土，例如，自1998年发生在刚果的战争以来，已经造成大约三百万到五百万的死难，远远高于任何其他正在进行的战争。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战争都是由“种族冲突”引发的“内战”，此外，还有一个不太为大众所熟悉的原因：暴力的“私有化”。在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和其他地方，冲突就是政治冲突，是国家权力和不同的“私有”武装力量共同参与的。在这些冲突中，政治精英通过“身份政治”来挑起争端，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他们当中大多数都能在海牙法庭之外逍遥度过一生。

　　今天，产生了战争的新政治经济学：许多新的军事力量(包括国家军队的残余力量，通常受到政府资助的类军事力量，自卫组织，雇佣军和国际部队)重新卷入了新形式的暴力。这些暴力包括系统地屠杀“异类”，强制性的种族驱除行为，和强行造就无人居住区，这些都是种族清洗的一部分。据估计，目前战争中80%的受害者是平民。

　　这些不同形式的暴力通过一种“全球化的极端形式”复制，经济生产崩溃，武装力量只能通过外部资助生存。流亡者四处筹措资金，或者争取外国政府的资助和国际人道主义力量的援助。全球化背景下，产生了全球化的武器市场，超越国家的种族认同，国际化的西方-全球外来干涉，所有这些，都是新战争的一部分。

　　相比农业社会争夺疆土、资源和人口的战争，新型战争是为战而战。经典的国家对国家的现代战争是可流动的、以结果(胜利)为目的的；新的“全球化”战争则是不可流动的，而且是寄生虫式的。

　　新型战争是掠夺性的。它不仅摧毁战争地点的经济，而且连带摧毁邻近地区的经济，造就难民扩散、看重种族身份的政治体系和非法贸易。它在巴尔干、高加索、非洲好望角、中部和西部非洲、中部亚洲和中东都造就了“坏邻居”。

　　要理解新型战争的起源和全球化的丰富内容，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是一部纪录片：2004年Hubert Sauper的《达尔文的噩梦》(Darwin's Nightmare)。欧洲人餐桌上雪白细嫩的尼罗河鲈鱼，因为某个神秘的西方科学家的试验而莽撞地进入了坦桑尼亚的维多利亚湖。这种食肉鱼在湖里蓬勃生长，破坏了整个生态环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产鱼业，然而并不足以改变湖边上贫困的城市。来自俄罗斯的飞机带走鱼肉，留下滚动着蛆虫的鱼头和鱼骨，再回来的时候，它们带来成批的武器，为内战的巨兽提供丰富的粮食。与此同时，大批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孩子们沦为雏妓和瘾君子，在城市的角落和湖边上用虚弱的胳膊抵抗欺凌。在这样绝望的环境中，男人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参加军队，获得稳定的衣食。

　　Herfrield Munkler的《新战争》和Paul Gilbert的《新恐怖，新战争》里都提到了新战争的一个问题：国家有时会介入新战争，但是它不是这些战争中的主角。根据Gilbert，今日战争是身份政治的结果：“它们的参与者是那些拥有，或者说声称拥有一个明显的集体身份的人，他们关心的是这样的身份应当以何种方式重新组织。身份政治的前提是：每个人都以特定的集体身份进入政治生活。”这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他的新书《身份与暴力》中批评的那种“身份观念”。“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森曾在剑桥对Kenan Malik说，“首先，对身份的认同是极为多样的，而一个身份的重要性完全不必抹杀另一个身份。其次，一个人不得不做出决定，在特定的环境下，为不同的忠诚对象和身份赋予相对重要性。个人属于很多不同的群体，他/她可以决定他/她把哪个群体排在第一位。”我们是多元化的，我们可以在多元中进行选择。这是非常乐观的态度，但是我们从

二战中的欧洲犹太人和9·11后的美国阿拉伯人那里看到，选择权有时并不属于个人，身份会被外界强行加诸于身。放弃了犹太教，自认为“世界人”的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一些美国的非穆斯林阿拉伯人不能避免被咒骂、敌视和排斥的命运。

　　但是，森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目的不是鼓励个人发奋自强，而是为了批判特殊环境下受到错误影响的大众和政府的行为——这样才能为个人自由创造机会。他对那种认为身份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看法尤为不满， 因为他看到了它能够影响社会政策，特别是通过多元文化论来影响政策，并因此减少了个人自由的空间。在民主国家中，它深化族群间的矛盾，在贫困无序的国家，它引发新战争。这是全球化的另一面。新战争的蔓延证明，人类社会是多么擅长于制造矛盾，并且用各种最新的技术和组织方式来激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