跛脚的亚洲城市化(中)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维克托•马莱(Victor Mallet)

　　2006年8月17日 星期四

　　与亚洲大多数城市一样，钦奈也有大杂烩式的建筑风格，最常见的是混凝土建筑，这些建筑有时外表裸露刺目，有时覆盖了一层不大相称的新古典风格磨光花岗岩。城市的街道上堆积着数量惊人的垃圾和建筑材料：成堆的沙子、砖头和大型管道，它们最终将成为城市景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中心区Egmore，儿童健康研究所和儿童医院(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ospital for Children)的墙上，“清洁价值观，清洁城市”(Clean Values, Clean City)的标语，昭示着公共工程部门的苍白口号。标语下方是未经处理的污水和腐烂的垃圾，这是对市政当局的醒目控诉——在这座城市里，街道清洁工报酬低廉，也不难找。钦奈有1200处贫民窟，在该市的700万人口中，三分之一住在那里。但钦奈也有典雅的老房子和舒适的新式公寓，南部还有一条“IT走廊”——包括一条建设中的六车道高速公路，以及蓝玻璃办公大楼。

　　在广州等中国城市，贫穷和奢华也同样不和谐地并存着。但在中国，投资和建筑狂潮，以及对环境不计后果的漠视，远远超过印度。当你进入广东省后，空气变得污浊，河流颜色变黑。即便在无云的日子，由于大气中的烟雾，正午时你也可以抬头直视太阳，而不会伤到眼睛。大型掘土机把绿色的山坡一一夷为平地，混凝土建筑像一股滚滚洪流，扑向稻田和果园。然而，就在距离大片厂区和广州民工不起眼的宿舍不远处，是亮丽的绿色高尔夫球场、中国新贵的豪华别墅，以及南海边的浪骑游艇会(Longcheer Yacht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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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们有了钱，就会对付环境问题”

　　郑天详教授是老资格的城市化专家，他对城市发展的深入见解，显然未能对他提供建议的三任广州市长产生太大影响。他说：“中央政府仍在根据当地发展速度和经济产出，来评价地方领导人。或许情况刚刚开始发生变化，但我们尚未看到太多的证据。”郑天详既感到自豪，又觉得遗憾——为创造的财富感到高兴，但对由此造成的一些后果觉得遗憾。他住在一个名叫左岸的封闭式小区，小区带有游泳池，大楼之间有花园。“我们过去常在中山大学(Zhongshan University)外的珠江(Pearl River)游泳，”他说。“环境很棒，天空中没有灰尘。但是人们很穷，我一个月工资只有50元人民币。”他表示，现在工资涨了好多倍，“至少我们有钱了——尽管没你们西方人富裕——但等到我们有了足够的钱，我们将对付环境问题。”

　　这是一个亚洲城市人的典型评论。为了理解人类的城市化进程，我有意选择了走访广州和钦奈，以及重庆和班加罗尔，而不是像新德里或北京这样的首都，或者上海和孟买等人们熟悉的商业中心。在美国或欧洲，这些亚洲的二线城市或许并不知名，但它们的人口数量却和纽约、巴黎大致相当。它们展现了联合国协调人类安居的机构——人居署(UN Habitat)在最新的全球城市状况报告中描述的重大进程。

　　随着移民涌出农村，去寻找工作和致富机会，预计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数量将升至350个以上，而人口达到或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数量，也会在当今20来个的基础上增加。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亚洲现象，也并非与经济发展同步出现——拉各斯(编者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开罗、圣保罗和墨西哥城都在全球最大的城市之列。但亚洲庞大的人口意味着，全球半数城市(无论大小)将在亚洲。未来25年内，预计亚洲的城市人口会增长70%，即10亿人。人们甚至在谈论人口逾2000万的超大型都市，这被联合国称为“特大城市”或“超级城市”。亚洲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城市——东京-横滨，而下一个可能是囊括香港、深圳和广州的日趋融为一体的工商业都会。人居署表示，人口过千万的城市“实力之大，将使它们在许多层面上成为一个城邦，独立于国家和地区之外。”

　　“城市”与“文明”一样古老

　　“城市”(city)与“文明”(civilisation)一样古老，或者更确切地讲，是“文明”与“城市”一样古老，正如两个词的共同起源——拉丁语“civis”(市民)——所提醒我们的那样。1200年，广州(后来英国人称为Canton)就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过20万。但过去数十年所发生的一切，无论在规模和速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当印度于1947年独立时，德里还是一座只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如今，它的人口为1400万。班加罗尔的人口已由20世纪60年代的100万，升至目前的600万，甚至更多。孟买的人口已超过1800万，成为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而它仍在继续发展。这种城市化进程，催生了一个由咨询顾问、建筑师、技术人员、公共交通专家组成的全新行业。论述具体城市和作为全球现象的城市的书籍迅速增多，与城市贫民窟的蔓延速度一样快，包括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的《全球城市史》(The City: A Global History)，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的《贫民窟星球》(Planet of Slums)，马克斯•罗登贝克(Max Rodenbeck)的《开罗：胜利之城》(Cairo: The City Victorious)，斯蒂芬•英伍德(Stephen Inwood)的《城中城：现代伦敦的诞生》(City of Cities: The Birth of Modern London)，以及苏克图•梅赫塔(Suketu Mehta)的《极大之城：失而复得的孟买》(Maximum City: Bombay Lost and Found)。

　　正如戴维斯的书名所显示、以及联合国人居署报告所强调的那样，人们严重质疑，当数百万穷人在臭气熏天的贫民窟勉强谋生，而富人们住在高墙内的奢华小区时，这些超大型城市能否作为可行的社会而得以生存。联合国指出，生活在孟买贫民窟的人口数量，超过了挪威的人口总数。原钦奈城市规划负责人G•达塔特(G. Dattatri)等悲观主义者，并不把城市视为给农村穷人提供财富和就业的“发电机”，而是将其视作那些无处可去、丧失土地的农民最后选择的避难所。农民并非被城市的吸引力拉进了城，而是被家乡令人绝望的境况，推进了肮脏的贫民窟。“为了生存，他们来到这里，”赤着脚的达塔特在家中喝着咖啡说道。他计算了一下，建筑工人每月大约赚3000卢比(合35英镑)，但他们需要7000至8000卢比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而IT行业一个刚够格的办公室职员，每月可挣2.5万至3万卢比。“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革命’影响，但这无疑会导致更多的社会动荡。目前，钦奈的犯罪率已有所上升。人们的生活条件恶劣，而且他们感到自己正遭受着剥削。所以，我们几乎是坐在定时炸弹上面，在印度城市中尤其如此。只不过是印度人的知足哲学在阻止炸弹爆炸。”

　　人们希望住在城市

　　城市化辩论中的乐观主义者——这里的乐观，是一种相对的说法——辩称，印度的特殊问题不在于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而是总体人口的过度膨胀。在未来数十年中，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要为额外5亿居民寻找生存空间。但这些不能改变有关城市的基本事实：人们希望住在城市，在现代社会，城市化仍是为大量居民提供住房、就业和服务的最有效率的途径。

　　很少遇到想放弃免费或租金较低的住所、搬到条件较好但更贵的地方去住的贫民窟居民，更别说想回农村老家，重拾辛苦的庄稼活的人了——尤其是当5个、6个或7个家庭成员在城市有一份有薪工作时。当然，一旦新公寓的价钱在其财力范围内，人们最终确实会离开贫民窟，或者他们会开始对贫民窟进行升级和改造，使其不再是贫民窟。“我有一个四川亲戚15年前来这里，”国家出资的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Miles Lee介绍说。“她现在每月赚3000至4000元人民币。一个农村姑娘。她一路走过来，成了一家百货公司的一线经理。她住的两居室公寓，每月租金约为1500元人民币。”深圳原是一个渔村，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它在30年间变成了一个有800万移民的工业城市。

　　(待续)

　　译者/何黎

　　来源：FT中文网-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