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奇：多哈并不重要

　　多哈谈判不过是穿插在全球经济主要事件中的一段过场戏。全球化并不会因此结束，跨境贸易的发展也不会因此马上受到威胁。在争议越来越多的全球化时代，有远比多哈谈判更为重要的事情需要做

　　致力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多哈回合谈判搁浅了，这引起了人们太多的关注。然而全球化并不会因此结束，跨境贸易的发展也不会因此马上受到威胁。

　　多哈的教训，更多和信任因素有关——参与谈判的国家并不相信全球化能带来双赢。身处激烈而多诡的全球竞争之中，这些国家的此种态度本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是很难说这种态度带来的谈判破裂，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场灾难。

　　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多哈回合谈判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失败。“9·11”事件之后，人们还惊魂未定之时，各国出于政治动机，支持全球化；世界贸易领域本来有望借此实现大的突破。然而事实证明，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之下，不管是对富国还是对穷国而言，要它们做出让步，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农业补贴问题通常总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也是如此——那场看起来非常难处理的农业补贴战，足以反映出各国之间的不信任是多么根深蒂固。

　　国外低成本劳动力替换本国高成本劳动力所带来的大量套利，给发达国家的就业与实际工资带来很大压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工业世界出现强大的反对声音，拒绝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

　　而迅速成长的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则因为自己被当作替罪羊而颇为愤怒——这使得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动力再去做出让步。

　　大约一年之前，就已经有不祥之兆显示，本轮贸易自由化谈判可能会无果而终。到谈判最终破裂之时，人们对它的预期早已降至很低的水平，因此，真正的损失倒并不是那么大。

　　从根本上来讲，全球贸易本身的动力，远比一场围绕多边谈判的突破所上演的、广受关注的媒体事件更为重要。尽管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曾反复出现对多哈议程的强硬抵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段期间里，世界贸易增长非常之快。

　　若以出口和进口的平均增长水平来计算，2002至2005年间全球贸易量年均增长6.6%；相比之下，这段期间全世界GDP年均增长4.3%，前者比后者的增速高出50%左右。

　　结果，出口占全世界GDP的比率从2001年的24.1%，上升到2005年的28.1%，四年间上升了4个百分点——这是该比率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最强劲的增长。

　　换句话说，全球出口增长足足占了过去四年全世界GDP累积增长的40%。终究，这才是最重要的。

　　尽管多哈回合谈判的惨淡前景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负面冲击，但全球贸易本身的力量，超越了全球商业周期所带来的任何一种影响。

　　全球化威胁到富国

　　这意味着，全球贸易壁垒可能已经足够低了，它已经为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提供了一个突破口。这不禁让我想起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催化剂，那就是IT技术所带来的彼此联系的超速发展——正是这种超速发展的彼此联系，使跨国公司在面对日益紧张的竞争压力时，得以选择一些新的应对方式。

　　网络不仅使制造业的跨境物流以及

供应链管理发生剧变，而且也将那些以知识为基础的、一度不可以进行贸易的服务产品，转化为可以进行贸易的活动。

　　即使多哈回合取得突破——特别是即使各谈判国经过妥协后最终达成了协议——这种成果相较而言仍会显得很苍白，因为在当前基于IT技术的全球化经济中，一系列巨大的自然有序的变化，正推动着跨境贸易的发展。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全球贸易领域没有严重的问题。在就业与实际工资的双重压力下，富国越来越感觉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威胁，并试图推开自由和开放的贸易。

　　在当前的全球化环境之下，从富国转移到他国的白领岗位数量迅速增长。即使富国所失去的岗位的绝对数量迄今为止并不大，但人们不知这个趋势会去向何处，也不知道它对实际工资而言将意味着什么——这使得发达世界那些长期以来受到保护的知识工人深感焦虑。“现在没有什么工作是安全的了，”这是我在发达世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在这场争论中，美国和中国成了受关注的焦点。美国大规模的贸易赤字，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引人注目。2005年美中双边贸易赤字达2000亿美元，占美国该年度创历史纪录的8000亿美元多边贸易赤字的25%，华盛顿随之开始寻找指责对象。

　　近年来，美国国会出现了20多项针对中国的贸易立法。在我看来，美国已经死死瞄准了中国这个靶心，多哈回合谈判的多边突破基本上无益于让华盛顿方面在这一点上做出改变。

　　急需缓解保护主义势力

　　狭义上讲，也就是说，从那些已经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生存压力的工人角度来看，将全球化加以政治化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一个更广义的背景下，保护主义完全被放错了位置，这种保护主义，对美中经济非一般的宏观特征而言，可能是一种不适当的反应。

　　例如，只要美国的国民净储蓄率仍然为“零”，它就永远注定要出现大规模的经常账户和贸易赤字。不管是否喜欢，这是美国这种财富依赖和储蓄短缺型经济的内在必然趋势。

　　追着中国不放的这些华盛顿政治家，在责难中国的同时，也在无意识中将靶心对准了美国的贸易赤字，同时又没有采取任何能真正降低整体外部不平衡幅度的行动。

　　同样的，中国过去十年出口增长中的近三分之二，来自“外资企业”，也就是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或合资伙伴。

　　这些子公司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西方企业有意识地做出了一些商业决定——它们在竞争下为求生存，制定出了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案并加以执行。

　　这种发展和中国本土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差别很大。政客们对于这些贸易紧张关系背后的宏观性根源继续置之不理。我想，找一只替罪羊，通常要比照着镜子寻找自己的错误更容易。即使多哈有所突破，也不会改变政客们的这个习性，让他们变得更具自我反省意识。

　　急剧增长的全球贸易与反全球化的政治性力量相并行而存在，这种局面可能会发展成具有讽刺意味的悲剧。对中美两国各自的宏观表现所固有的深层偏见，有将两国置于贸易冲突之中的趋势。

　　如果不加注意，这些冲突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将远远大于贸易谈判的失败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即使多哈回合谈判以成功告终，也无法化解这些压力。

　　从一开始，多哈谈判就不过是穿插在全球经济主要事件中的一段过场戏。将近五年令人失望的多哈谈判进程，并没有对日益强大的世界贸易动力带来丝毫影响。而多哈回合谈判即使取得突破——不论各国是否为这个突破做出妥协——它对于缓解日益升温的保护主义的双边性根源也并无助益。

　　致力于贸易自由化的多哈谈判若以成功告终，那是很好的事情。但它所能带来的好处也可能会很快消逝。在争议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还有远比多哈谈判更为重要的事情需要做。

　　(此文为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Steven Roach近期发布的研究报告“Doha Doesn’t Matter”的中文译本。文章由徐寒梅编译，其内容如与英文原作有任何出入， 以英文版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