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走私

　　钟瑞海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民众来说，最为刺激和敏感的字眼是：鸦片。客观上讲，瑞典东印度公司因为在瑞典历史上，起到了直接促进瑞典近代化和工业化的积极作用，因此在瑞典的形象完全是正面的。但是瑞典东印度有限责任公司(SOIC公司)一直到“哥德堡”号到达广州两个月之前，才意识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是个臭名昭著的字眼。

　　中国古人云，知耻而近乎勇。遗憾的是，SOIC公司一点也没有勇气承担历史责任，或者向中国公众做一个明白的交代。正好相反，SOIC公司一方面做点小手脚，把公司徽标上的“东印度公司”字样偷偷地改成了“瑞典船”，另一方面却把它的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直着脖子向中文媒体宣布：“瑞典东印度公司历史上从来没有向中国贩运过鸦片。”这就不仅是一种误导，而是赤裸裸的欺骗了。

　　瑞典学者斯万·歇尔博格(Sven T Kjellberg)于1974年在瑞典的马尔默出版了一本研究著作，书名就叫《瑞典东印度公司，1731-1813，香料·茶叶·瓷器·丝绸》。在书中的第106页到112页，作者详细地讲述了1761年即清乾隆二十六年，因为瑞典东印度公司有一条商船在中国东沙岛沉没，而委任了两名瑞典人格历尔(Jean Abraham Grill)和格鲁伯(Michael Crubb)，作为广州大班，留守广州，处理善后。1767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另一个实权派大班雅各布·哈尔(Jacob Hahr)，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金奈港，向他们两个人发来了150多箱鸦片。格鲁伯和格历尔“胆大无比地接收来自印度的鸦片，将其走私入境，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销售”。

　　这两个主持鸦片走私的人物，在历史明确记载的150多箱鸦片走私事件中，之前、之时和之后，都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重要角色，而且后来都成了公司最高管理层的总裁。这个明确的历史记载，同时由瑞典学者拉格克郎兹(Bo Lagercrantz)的写于1956年的一篇论文，“为东印度公司服务”，记录在案，现手稿藏于瑞典“北欧博物馆”。1976年出版的瑞典学者法兰斯莫(Tore Fraengsmyr)所著的《东印度公司》一书第104页，也明确地提到了这个历史事实。显然，SOIC公司至少是有人读过这些书的。

　　根据费成康先生所著《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1767年之前，走私进入广州的鸦片每年一般都不会超过200箱。但是就在1767年这一年，鸦片走私输入量暴涨，达到1000箱之多。而就在这1000箱当中，瑞典东印度公司三个大班，轻轻松松地就占到了150多箱。再根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767年向广州走私鸦片，主要是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所为。所以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还没有人进行鸦片走私。而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走私鸦片的罪行，正是此后各国东印度公司分子疯狂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始作俑者，而且在1767年这个历史断面上，性质比英国东印度公司还要恶劣。

　　1767年的鸦片走私，虽然不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正规业务，但是臭名昭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整个18世纪从来也没有以公司的名义直接向中国走私和贩卖过鸦片，所有的鸦片，也只是通过在亚洲一带的散商和葡萄牙人向中国走私的。公司的账面上，也没有走私鸦片的收入，而只有在印度和孟加拉种植和销售鸦片的收入。但是，这并不能丝毫减轻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走私鸦片，最终导致1840年鸦片战争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