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亚入巴水土难服 日本货币政策的桑巴足球寓言

　　程实

　　从更深层次看，双重制肘因素的存在意味着，日本当局很难将“鹰派”风格坚持到底，就像日本足球的“巴西风格”那样

　　1比3负澳大利亚，0比0平克罗地亚，1比4负巴西，亚洲最具竞争力的日本队黯淡无光 地结束了德国之旅。而传奇教练济科的卷铺盖走人，标志着“巴西”式日本足球彻底默认了失败。

　　不得不承认，大和民族对外来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包容是日本在战后迅速复兴，并在全球化时代迎来全面强盛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拷贝”战术在实战中也时刻面临着水土不服的尴尬。

　　画“鹰”不成反类雀

　　就足球而言，日本长期师从桑巴军团，不仅聘请了济科这样名满天下的巴西籍教练，还将三都主之类的日本籍巴西人召入国家队，更以巴西式的个人短传配合作为比赛中刻意追求的球队风格。

　　在《足球小将》这个激励中村俊浦、中田英寿、小野伸二等多数现役球星选择足球生涯的“国民性”励志漫画中，巴西风格被神话成了拯救日本足球的灵丹妙药。

　　但残酷的事实证明，巴西依旧是王者，巴西风格却不能给日本足球带来辉煌。两者格格不入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人固有的弱小体格不具备承载强势足球的物质基础；二是岛国主义、东方传统根深蒂固的日本人很难短期内学到巴西人与生俱来的艺术足球天赋。

　　“拷贝”战术在日本货币政策中也是悄然若现。在全球性通膨抬头、国际金融市场的“双重货币阴影”笼罩之下，伯南克、特里谢等纷纷作出“将反通胀进行到底”的强硬表态后，福井俊彦也直言不讳地重申了维持物价稳定的决心。

　　对于货币政策的调控时机，福井俊彦强调了“刻不容缓(without delay)”，对于调控力度，他使用了“循序渐进(little by little)”一词。如此铿锵有力地表白，使得国际市场人士将他标上了“鹰派”标签，而这个词以往更多的是用来形容欧美当局的风格。

　　从目前局势的发展来看，日本央行似乎很有可能在7月13日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宣布加息。毕竟在全球货币紧缩大潮业已确定之时，日本当局在3月就已决定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福田的“加息初体验”已是“山雨欲来”。

　　但从更深层次看，双重制肘因素的存在意味着，日本当局很难将“鹰派”风格坚持到底，就像日本足球的“巴西风格”那样。

　　制肘之一：经济增长的疑窦

　　日本祭起紧缩大旗最有力的基础，是其近期的经济复苏表现。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5月30日，日本经济增长了3.2%，预计在2007年5月结束的下一个财政年度中，经济复苏将维持在2.4%的高位，而2008财年则为2%。

　　但表面的繁花似锦并不能掩盖背后的疑窦丛生，从目前来看，日本经济复苏至少还存在三大疑点：一是国内需求并不十分旺盛，零售便利店销售有所下降，4月份日本家庭支出数据更是同比走低了4.3%；二是进口需求波动剧烈，上半年的月度贸易数字间或出现了逆差，这在过去5年里都是绝无仅有的，更值得忧虑的是，逆差之后甚至会立刻出现大量顺差，月度数据如此频繁、剧烈的反复，暗示了经济复苏的潜在不确定性；三是劳动力市场尚不活跃，失业率连续数月在4%以上，而且分布极不均衡，在东京人力短缺的同时，九州、北海道等地却是就业萧条，如此就业形势也为复苏的持续蒙上了一层阴影。

　　总之，日本的经济复苏尚存些许疑点需要时间加以甄别，这给紧缩货币的坚定执行带来了物质制肘。日本央行新任理事Tadao Noda6月19日就明确表示，“在调整货币政策前必须对经济数据谨慎考察”。

　　制肘之二：政策独立性潜在受损

　　日本央行与美联储、欧洲央行最大的不同在于，岛国主义和东方传统在货币调控之中也是根深蒂固，使得货币政策很容易受到政府意愿的左右。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央行独立性在先天不足之余，还受到了人事丑闻和政策搭配的后天负面影响。

　　一方面，福井俊彦6月13日承认，曾于7年前任富士通研究所所长之时向“村上基金”投资1000万日元，该基金负责人村上世彰则因涉嫌

股票内幕交易遭到警方逮捕。这一丑闻使得福井的市场声望受到了巨大损害。

　　最新民调显示，49%的受访者认为福井应该引咎辞职。这无形中降低了日本央行的政策支持度，给独立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带来了潜在困难。

　　另一方面，扩张性财政政策一直是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但与此相伴的国债存量和流量都非常惊人，过于激进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沉重的利息负担，进而制约财政政策的实施。

　　因此日本央行的政策需要更多兼顾与财政政策的呼应，这必然制约央行的独立性。

　　总之，双重制肘因素的存在意味着福井俊彦的口头表态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许这也是他在威望缺失之际亡羊补牢的自救之举，其“鹰派政策”却不太可能在短期中大行其道。

　　而对于“巴西风格”无力持之以恒的日本足球而言，2006年的失败也许只是一个崩溃的开始。对于中

国足球和

中国经济来说，这都是迎头赶上的大好机遇。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