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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David Luban
上周，阿布·穆萨巴·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被击毙，这或许成为了反恐斗争和反对伊拉克暴动的转折点。不过，扎卡维是死于美军炸弹，而不是被捕并交送给伊拉克人审判的事实，对伊拉克建立法律规则似乎并无帮助。至于那死于爆炸的另外五个人，他们也许是恐怖分子，也许只是无辜的平民。
以战争的规则来衡量，扎卡维这个敌方指挥官无疑是一个正当的攻击目标。他家庭成员以外的任何人都不会为这个残害屠杀过数百人的冷酷暴徒流泪。此外，恐怕还有很多富有根据的军事上的原因来支持人们干掉他而不仅仅是逮捕他。根据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 Rumsfeld)的说法，尽管美国和伊拉克军队已经接管了整个村庄并包围了扎卡维所在的住所，军官们还是担心地面搜索会让扎卡维趁机逃跑。
然而，对于在有可能逮捕目标人物的情况下直接杀死他，人们还是免不了有一些质疑。假定在美国本土，警察包围了一个国内恐怖分子的住所——比如约翰·艾伦·穆罕默德(John Allen Muhammad)，华盛顿地区的狙击手。如果警察轻率地炸掉了整栋房子和里面所有的人，我们将会多么的愤怒。所有人都清楚，警察不应扮演穆罕默德的法官、陪审团和行刑者这所有的角色，也没有人会接受房子里面其他人的死亡是“间接伤害”这样的解释。
在《军队职业的未来》中有一篇文章，托尼·普法夫(Tony Pfaff，美军中校，波斯湾和伊拉克战争的老兵)对警察和武士的职业品行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做出了阐释。普法夫写道：“警察应总是尽可能少的使用暴力。而海军和战士是被训练来打败敌人的。……他们总是在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的使用暴力。”警察伦理和武士伦理之间的鸿沟造就了在伊拉克的强硬抉择，在那里，美军担当了武士和警察的职能，一些对手是敌人而另一些是犯人，无辜的平民百姓则到处都是。普法夫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美国的话，普通民众有权得到美国公民应有的保护吗？”
在一个传统的战场上，答案是否定的。战斗中是不需要什么搜查许可证的，没有预定程序，也从不提供合理怀疑之外的什么具体证据。并且，尽管传统的战争规则禁止蓄意地针对普通民众，但只要在军事上得到的好处值得为之做出牺牲的话，可能危害到平民的进攻还是允许进行的。人权和公民权并未在战争时期消失，但它们戏剧性地缩水了。
我们的问题是，在反恐战争中，战场在哪里终止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一问题远远不止在伊拉克存在，布什政府坚持进行反恐战争，战场可以在任何地方，总统可以宣布法律的边界在何处终止、战争的领域又由何方开始。
这就是为什么乔斯·帕迪拉(Jose Padilla)，一个在芝加哥被捕的美国公民，能被贴上“敌方战士”的标签，囚禁多年却没有审判的原因。这也可以解释数百名被关押在关塔那摩(译注：位于古巴岛最南端，美军关押犯人的集中营)“法律黑洞”里的人，为什么当三名被拘捕的囚徒于周六(译注：2006年6月10日)自杀后，关塔那摩的指挥官会宣告他们的自杀是由战争造成的，而不是他们对自己没有人权、没有未来的景况感到彻底绝望的结果。反恐战争或许会持续数十年，其间，和平时期所能享有的权力将会逐渐减少，公民自由也会降低，只相当于在战争时期的水平。
为了避免那样的危险，我们还是应该在能做出抉择的时候选择法律。今年是纽伦堡(译注：德国城市，二战时为“纳粹党代会会址”，二战结束后设有审判战犯的国际法庭)审判60周年的纪念，我们应做好今天，牢记过去。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想不通过审判直接干掉纳粹头目，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也曾想这样干掉德国军官。当初是美国人坚持通过法律手段——以前从未这样使用过法律——给予纳粹头目公正的审判。这一决定宣告了人权革命，确立了法律优先的原则。
在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被捕和受审，尽管不无瑕疵，仍是代表了纽伦堡的遗产。我们用炸弹袭击扎卡维而不是逮捕他，则是掠夺了伊拉克人公平审判一个屠戮凶手的机会——我们再一次宣告了战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霸权地位。
(本文由LATWP授权刊发，作者系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教授，曾执教于斯坦福法学院，本报见习编辑左薇薇翻译。本报保留中文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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