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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王瑞杰
在新加坡，全部的金融监管工作和金融政策制订，均出自金融管理局——其职能相当于中国的“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总和。
王瑞杰2005年4月出任金融管理局局长，被认为是新加坡政坛的“未来之星”。他曾先
后担任过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私人秘书、WTO谈判代表、贸易工业部常任秘书等职。年仅45岁的王瑞杰拥有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为人谦和儒雅。
近期，王瑞杰先后在新加坡和北京两次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畅谈新加坡的金融定位与中新两国的金融合作。
新加坡的亚洲角色
《财经》：作为一个小的开放经济体，新加坡怎样寻求自己在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角色？
王瑞杰：新加坡是一个很小但是非常现代化的经济体，当大国打喷嚏时我们就会感冒。我们不去试图控制国际经济大趋势的变化，而是把自己看做一艘航船，在大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波浪中穿行。为了生存和繁荣，我们必须非常灵活，及时发现经济变化的趋势并随之调整，我们必须与这个世界保持紧密关联。
如果不能为其他经济体提供增值，其他经济体就不会与新加坡合作。比如在运输业，从印度出发到美国的航船，都会经过新加坡。我们在运输操作上(特别是港口效率方面)都很有经验，无论对印度、美国还是新加坡，都形成一个多赢的格局。我们必须寻找类似可以提供增值服务的领域。这是我们的自我定位。
《财经》：新加坡要争取成为亚洲金融门户，有什么优势和劣势，特别是与香港相比？
王瑞杰：怎样看待亚洲金融业格局？我认为，亚洲金融业在未来几年中会增长得更快。因为与欧美等发达市场比较，亚洲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无论是在消费信贷、零售银行还是投资产品、风险管理产品，亚洲都还落后，这意味着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接下来的问题是，各个城市在这一格局中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香港和上海市场会有很大的发展；东京则有它独特的位置，它支撑着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对于新加坡来说，我们希望相对于其他金融中心，扮演提供综合服务的角色。具体说，这要看我们如何使新加坡与其他经济体相关联，并满足他们的需要，在东南亚和亚洲，把全球市场和投资者与亚洲需求结合起来。
新加坡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与印度有着深入的经济合作；同时，也是第一个和中东国家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东亚国家。因此，我们对这一需求的理解越深(这种需求往往并不能在单一市场上获得满足)，就越能扮演好这个角色。
《财经》：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是一个金融综合监管部门，怎样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国际公司来新加坡而不是其他金融中心交易？目前越来越多的基金公司倾向于香港，新加坡金管局如何进行自我调整，特别是在争取中国的企业和资金方面？
王瑞杰：这取决于金融机构怎样看待新加坡。新加坡的优势在于它的监管质量、对公司治理水平的要求以及国际化程度。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地区的资金需求，会发现，仍然有很多基础设施尚未建立起来。国际资本未能更加迅速流入亚洲的原因之一，是这一区域的高风险预期，以及法律环境还不完备。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起风险管理的职能，使新加坡成为亚洲的风险管理中心。
新加坡的许多金融部门增长都很快，比如资产管理业务、私人银行业务等。运输类的上市公司在新加坡的交易表现，也远好于其他市场。
比如，来自中国大陆的中远投资(新加坡)有限公司的交易量和股价在过去两年的增长，是非常惊人的(中远的股价从2003年1月到2006年2月增幅为1267%，远好于它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中远太平洋公司288%的涨幅)。
《财经》：从去年以来，以淡马锡为首的新加坡资金在中国大规模投资。在你看来，其中主要的考虑是什么？这些资金大都具有政府背景，(你们)怎样看待其间存在的风险和机会，特别是淡马锡对中国商业银行业的投资？在你看来，这对中国金融改革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王瑞杰：这个问题最好由淡马锡来回答——虽然新加坡政府是这些公司的所有者，但公司决策是独立的。不过，我相信很多新加坡人与我一样认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增长故事，对于亚洲其他地区有着巨大影响。我们如果要适应中国的增长，就必须想办法去满足其需要。
2000年我担任新加坡贸易发展局(现已改名为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编者)局长的时候，曾带领一个新加坡考察团到过中国。当时我就认为中国沿海发展得很好，内地也应进一步发展，新加坡公司应该参与这一增长过程。不仅是淡马锡，据我所知，很多在新加坡注册的公司都有着同样的看法。
至于银行业，根据我们的经验，它和经济增长有着密切联系。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资金配置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比在发达国家更重要。即使在新加坡，银行配置资金的功能，仍然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业会迅速增长，而且经历必要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汇率政策与经济平衡
《财经》：新加坡近年来的货币政策被认为比较成功，在稳定币值、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促进经济增长等各个目标方面，取得了较好的平衡。新加坡这样一个高度外向型经济的货币政策，如何平衡其国内与国外的目标？
王瑞杰：我想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有一批非常高水平的专业人士在制定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在决策上我们并不教条，我们不认为必须要套用这种或那种模式。对于汇率机制，学术研究认为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固定汇率制或自由浮动汇率制。新加坡采用的是一种独特的模式，我们把它总结为“BBC体系”，即爬行盯住(crawling)一个“货币篮子”(basket)，在一定区间(band)内，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浮动。
这一汇率政策使新加坡受惠良多，而这与新加坡的经济特点是分不开的。新加坡的资本市场非常开放(开放之初，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深表怀疑，认为我们将遇到很多问题)。在贸易意义上，新加坡也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它的对外贸易总额超过GDP三倍。
首先，要保持一个增长的环境，就需要把新加坡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然而，由于新加坡经济规模较小，需要保证当全球价格上升时，通胀的输入不会损害国内经济，这就意味着汇率需要适时调整。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新加坡货币和汇率制度的创建者们认为，应当采取“有管理的浮动”制度。
其次，新加坡立国以来的政治传统认为，人们不应过分看重短期结果。也许你可以通过投资快速拉动经济水平去赢得大选，但新加坡的政治家并不认为应当这样。他们认为获得长期稳定的增长需要依靠储蓄，而这需要国民的努力工作。毕竟，你不能靠印钞票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我们工作的基础。
第三，货币政策并不是单独在对整个宏观经济起调控作用，这需要整个经济体的其他部门进行配套。必须要有谨慎的财政政策，现代化的银行体系，以及富于弹性、有自行调节能力的劳动力市场，等等。
此外，允许国内价格随市场变化是很重要的，这往往需要政治上的决心，比如石油价格和电力价格。在新加坡，电价是根据油价来确定的，如果油价上升，我们允许电力公司提高电价。
总而言之，新加坡在劳动力市场创造充分的弹性；允许各种价格随着全球通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中一部分直接传导给消费者；建立谨慎的财政政策，拒绝通过印钞票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无论要素市场或消费市场，都坚持让市场来决定要素和商品的分配，以能确保最有效的资源运用。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构。新加坡的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正是在这样一个充分制度化的结构中发挥作用的。
《财经》：从去年7月21日以来，中国也采取了类似新加坡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在你看来，中国可以向新加坡借鉴哪些经验?
王瑞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我相信中国人民银行也全面地研究了各种汇率机制，并采纳适合中国的汇率机制。我不太知道哪些具体的经验新加坡可以提供给中国，因为两国的经济条件有很大不同。新加坡是一个很小但开放的经济体，而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快速增长的大经济体。最终中国的情形可能比较像美国，因为内需可能带动很大增长。
如果有一点可以借鉴，应当是货币政策需要考虑所有其他部门的经济条件和政策，在这一大环境下进行决策。我前面提到，新加坡严格的财政政策纪律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同时要考虑商业银行系统、法律系统、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等因素。在我和中国人民银行交流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不同部门协调运作的重要性。
《财经》：在你看来，中国的这种“有管理的浮动”与新加坡的汇率体系有什么不同？
王瑞杰：新加坡的货币政策完全依赖汇率制度。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要独立地设立利率政策。此外，新加坡元的汇率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也不存在外汇管制。因此，尽管看上去两者的货币篮子的概念很相似，但必须指出，两种汇率体制差别很大。
《财经》：新加坡的汇率体系近期内会不会做某种形式的改革，比如不仅仅参照贸易权重来确定货币价格？
王瑞杰：短期内不会。现行的这套体系已经运行了30多年。尽管期间全球经济出现过不同形式的挑战，但事实证明是经历了时间的检验的。如果新加坡经济状况发生改变，我们可以改变货币浮动的范围。无论上升还是下降，新加坡的商业银行系统有能力经受波动和变化。这一架构运行得很好，但我们需要保持警惕来应付任何经济结构的变化。
宏观经济与区域合作
《财经》：你怎么看待2006年新加坡以及全球的经济前景，在你看来主要存在着什么样的风险？
王瑞杰：我想2006年的新加坡经济会保持不错的态势，具体增长数字可能会在5%-7%左右。至于增长动力和潜在风险，对我们来说，永远都受全球和地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对于新加坡来说，电子、医药和服务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新加坡的服务业主要还是依存于国际经济，比如船舶运输业，如果贸易额上涨，它增长得就不错。当然还有正在勃兴的炼油业和石油产品，这都可以看到增长前景，这都是正面因素。新加坡几年前启动的经济重组目前已经开始体现出效果。
就风险而言，首要是利率环境可能变化。在过去的七八年间，美国利率一直处在非常低的水平，而现在正在上扬。如果利率上升得比市场预期的更为猛烈的话，我想会对资产价格有很大影响，影响也可能扩散到消费领域。利率猛烈上升，既可能由油价也可能由其他不寻常的事件触发。第二个风险在于禽流感疫情。如果它大规模爆发，全球经济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财经》：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国际市场上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特别是中国的高储蓄率和美国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现象。人们担心，这种不平衡引发的调整可能会导致危机的来临。你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王瑞杰：这一不平衡当然需要得以纠正。但从短期来看，无序的调整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整个市场也都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如果看一下各个国家应对这种不平衡需要进行的政策调整程序，你会发现，这需要采取相互协调，也需要很多时间。
目前各国都在采取不同程度的措施。中国正致力于促进内需，但国内消费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提高的；对于欧洲经济而言，考虑到稳定因素，其结构性的刚性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来调整；对于美国经济来说，他们需要增加储蓄，同时这也将花费相当一段时间。
现在来看，所有的参与者都已经把这一风险因素考虑进去了，因此我觉得，这种调整会是一个相对清晰的过程。至于是否会有突发事件引发信心的急剧下降，没有人能够预测，而这正是金融危机的实质。
《财经》：中国和马来西亚现在都采取了类似新加坡的汇率体制，亚洲在未来有没有进行货币政策整合和合作的可能——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
王瑞杰：人们谈到区域合作，往往指的是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终极目标是类似于欧盟式的组织。但从欧元和欧洲整合的进程来看，会发现这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并且有赖于很强的政治意志推动：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央行。它不是一个经济协议，而是创建一个单一欧洲市场的政治协议。
促成欧洲整合的很多条件，亚洲目前都不具备。亚洲区国家太过多元化，从最为富足的日本到最穷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因此)货币合作和整合还只是一种远期可能。短期内现实可操作的步骤是推动跨区域的经济联系，比如在实业的整合和贸易投资方面。这方面大有可为。
至于亚洲金融领域的合作，需要允许更为自由的资本流动和市场准入。分享信息的合作也非常重要，这样各国对区域内宏观经济环境可以形成更好的判断，就不会产生亚洲经济危机时那样措手不及的情况了。
《财经》：亚洲各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对于新加坡建设亚洲风险管理中心的战略会有什么影响？
王瑞杰：亚洲的风险管理能力需要大幅提高。我相信这需要各国和地区间的合作，特别是在信息数据的开放和共享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你设计寿险产品时，你会发现寻找相关数据是非常困难的，连各个国家的死亡率这样的数据都并不完整，这样的情况对于产品的开发是非常不利的。因此，要提高亚洲各国的风险管理能力，各个市场在信息方面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央行治理
《财经》：你反复强调新加坡金管局职业化的人力资本，能讲讲你们的人力资源政策以及如何留住人才吗？
王瑞杰：我们的薪酬政策以市场报酬为基准，当然，主要是在服务业意义上的市场报酬——这个薪酬政策不会使任何人成为超级富翁，也不会因公职人员收入太低引发寻租问题。薪酬制定是一项实务工作。我们每年都对金融领域的薪酬水平做调查，努力达到市场水平，但不是以最高收入为参考。总之，公职人员的收入肯定不是最富的，但肯定是相当好的。如果你做得不错，你的收入应该高于一半以上的同学。
《财经》：金管局在招聘人才方面有没有特别的限制，比如任用外国人，特别是在高管层？
王瑞杰：我有三个副手，两个是新加坡人，另一个是澳大利亚人。我们的员工来自全世界，包括中国、美国、马来西亚和印尼。
我们的用人政策是开放的，核心是要招募最好的人来做这份工作。如果新加坡人不能担任，就要在全球公开竞争。在商业银行也是这样，像新加坡发展银行，它的前两任CEO都不是新加坡人。问题的关键是治理机制是不是健全有效，而不是员工的国籍。
《财经》：从警察局到教育部、贸工部，再到金管局局长，你的工作跨度非常大。你现在怎么看目前的工作以及未来的规划？
王瑞杰：我从不考虑我的下一个工作，我对以前担任的每一个工作都很满意。对于个人来说，在工作上我喜欢两件事，一是我愿意学习新东西并接受新挑战；二是，在一个新组织中，与高水平的同事工作并能有所贡献，是很快乐的事。-
《财经》杂志161期封面文章：
“投资亚洲的金融门户”
新加坡金融体制“变形记”
评论：谁将成为亚洲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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