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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里的华尔街精英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08日 17:13 南方周末

  孔笑微

  从百年前的“在野央行主席”J·P·摩根开始,到今年5月31日获财长提名的亨利·鲍尔森,一代又一代的华尔街精英在绵绵不绝地演绎着“金融+政治”的权力传奇,在如今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个“伟大的博弈”将续写还是已近尾声?

  “2006高盛毕业生峰会”

  乔治·W·布什的第二任期将半,在双重赤字和汇率问题的黯淡寒云下,美国高层经济班底又开始款款洗牌。

  年初送走了四朝老臣格林斯潘,这位轻拢暗抹利率琴弦、引领美国经济优雅地舞蹈了18年的老绅士,被一位从没有在资本市场工作过的普林斯顿学者———以痛恨通货膨胀著称的伯南克代替。像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平衡,5月31日,60岁的华尔街老王子、高盛集团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鲍尔森被总统提名,接替斯诺成为美国新财政部长。

  这是10年来第二位出身高盛(Goldman Sachs)的投资银行家出掌财政部,上一位正是克林顿时代备受瞩目的罗伯特·鲁宾。目前还有两位高盛前任总裁在美国政界担任要职:斯蒂芬·弗里德曼———布什总统的前任经济政策顾问、现任外国事务智囊团主席;乔恩·科赛因———新泽西州州长。另外,就在鲍尔森被提名前不久,白宫任命了来自高盛欧洲区的乔舒亚·博尔顿为办公厅主任。

  高盛巨头政界再聚首,被戏称为“高盛毕业生峰会”。华尔街夺回了在布什任期内短暂失守的阵地,方方面面自然都对鲍尔森颇有期许。有人推测他会秉承前辈鲁宾的强势美元倾向,加强财政部的独立性;有人希望他控制政府开支,削减赤字;还有人指望他发挥对华联系的优势,在争取

人民币升值上有所作为。

  实话实说,美国政府面对的基本形势(经常项目、政府开支的高赤字和美元疲软),以及政策倾向(减税、严格控制通胀),未必能给鲍尔森留下多少制定金融、外汇政策的空间,布什挑他当财长,更多还是倚重他在金融界的经验、背景和声望,给现行政策当个优秀推销员。

  过去40年中,华尔街为财政部送去了6位财长,在职时间总共加起来超过20年。其中不乏浓墨重彩留下印记的人物,比如里根时代的里甘(Regan)、克林顿时代的鲁宾,都可以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经济政策的象征。

  所谓金融精英神奇的影响力,一向是“美国传说”中一个古老而众说纷纭的部分。然而,如果耐心审视眩目的“高盛超级毕业生”们背后,审视百年来华尔街的权力杠杆戏剧性的摆动,相形之下,他们似乎更像一个明亮而不安的尾声。

  把黄金铺上山顶的人们

  金融史专家、《华尔街史》的作者查尔斯·基斯特曾说过:“华尔街历史的主题是金融与政府之间的曲折关系。”现在看来,这个主题不仅适用于历史,而且影响着今天;不仅贯穿着华尔街权力的消长兴衰,同时体现在美国政府历次经济政策的转折、体制的创新和人物的命运里。虽说至今还有不少人对此保留着“大亨勾结政客”的漫画式印象,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合作与博弈中,它们不断成功地改变了对方,这正是美国所以成为现在的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财政部和联储分别是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核心执行者,相对来说,后者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但美国直到1913年才有了这个正儿八经的中央银行,在此之前,华尔街是美国一切金融力量的枢纽,精确一点儿说,这个枢纽就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身为华尔街最显赫和传奇的人物,J·P·摩根虽然没担任政府公职,但位于华尔街23号的摩根银行,在联储体系成立以前,多次充当了实际上的美国中央银行角色。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各种危机中,比如《谢尔曼白银法》引起的黄金外流、1907年的挤兑恐慌,政府最后都不得不求助于摩根。据戈登的《伟大的博弈》中记录:有人冲进交易大厅,报告说看到摩根和财政部长一同走下国库台阶,正在泛滥的恐慌情绪立刻奇迹般地抑制住了。他用自己的财力和威望,一次次为解决危机提供充分的流动性,在事实上调节了货币供给。

  美国政府对摩根的依赖曾经达到过这样的程度:虽然多次信用恐慌一再敲响警钟———非得有一个作为最终信贷人的中央银行不可,政府还是磨蹭了6年。直到1913年摩根去世,华尔街再没有这样深孚众望一言九鼎的人物,联邦储备银行才被手忙脚乱地建立起来。

  除了“在野的央行主席”J·P·摩根,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财政部长之一安德鲁·梅隆、早期联储主席本杰明·斯特朗,也都是华尔街在政界巨大影响力的直接代表。梅隆是著名的《1924年收入法案》奠基人,任期贯穿整个1920年代,其空前的影响力被同时代人戏谑为“三个总统在梅隆手下工作过”;斯特朗曾是信孚银行主席,联储成立初期,由于成员中很少有人懂得金融业务,斯特朗几乎掌控了美联储的全部权力。正是梅隆的减税政策和斯特朗的低利率政策互相配合,造就了美国1920年代的空前繁荣。

  华尔街精英在政界中的权力,来源于金融业里正在生长着的前所未有的力量。迅速便捷的融资喂养了伟大的新产业———汽车和航空;经济在一只戴着高贵白手套的巨手下重新整合,前所未有的庞大托拉斯、辛迪加浮出了水面。J·P·摩根操纵的合众国钢铁公司并购,资本额达到了当年联邦预算支出的将近三倍,接近当时美国制造业总资本的1/6,今天任何激动人心的兼并收购都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在金本位、高关税、产业革命的古典布景下,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各种情节,都能找到华尔街改动剧本的痕迹。从帮助协约国融资到插手苏俄内战,从支持罗斯福总统竞选到为纳粹上台铺路,戴着礼帽打着精致领结的华尔街银行家们,作为美国的代表,出没在各种历史关键时刻。摩根的合伙人爱德华·斯特蒂纽斯被视为美国军事工业之父,在战争中的作用“超过一个协约国军团”;而向欧洲资本输出,影响德国未来政局的“杨格计划”谈判代表名单上,则写满了小摩根、莱曼兄弟这些显赫的姓氏。

  神话的破灭与权力的偏移

  然而,像世界上所有的强大势力一样,市场崩溃和大萧条都没能摧毁的华尔街神话,遇到的真正敌人却是来自于内部的停滞与腐烂。随着繁荣消失,大萧条开始,冰山掩盖下的欺诈丑闻不断被揭穿,华尔街精英突然惊觉,他们一直努力渗透和控制的政府要反过来监管他们了。

  随着《1933年分业法案》、《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颁布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成立,高贵的银行家们发现,晚宴餐桌上的小小谈话就能解决问题的年代过去了,监管者要求的不是“绅士的正直”,而是繁琐的、一五一十的报表。

  《分业法案》导致投资银行业务与存贷业务分拆,更是使金融巨无霸们大伤元气,从此之后,任何一家银行都不可能再具有摩根1901年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那种实力。监管、保护小投资者、反垄断,这些新词儿在华尔街不断回响,顶层的投资银行家第一次感到政府的手变得讨厌了,可这还仅仅是开始。

  从战前到战争期间,罗斯福政府对经济严格管制的做法使资本市场十分清淡,即使战争刺激生产的几年里,华尔街也并没分享到多少其他行业的繁荣。证监会主席位子上坐着的不再是金融家,而是一位严格而强硬的律师威廉·道格拉斯(此人后来在最高法院当了近30年大法官)。财政部长连续十多年都来自于建筑、农业、法律界,提高税收、增加福利支出的同时保持平衡财政、削减国债构成了这个阶段政府经济政策的主流,可想而知,这些清汤寡水的健康菜谱,让华尔街倒足了胃口。

  华尔街的权力式微,虽然有各种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市场对垄断金融资本深刻的不信任。市场在短期可能是盲目的,但在长期一定是理性的,这是所有投资理论的基石。那些蝌蚪似的、看上去可怜而无足轻重的小投资者和他们的亲友,不仅是构成市场的基础,而且还是投票给政治家的选民,他们的利益终归会被市场和政策表达。这一点,恰恰是华尔街精英无论怎么交游显要,或者变身高官,都没法相提并论的。

  喧嚣与哗动中,总归有体会风气之先的人觉得浆过的硬领扎脖子了,于是解下领结,脱掉白手套,开始重视高贵的家族们不屑一顾的业务。他们不再花大量精力与政府要人周旋,而是面向普通投资者,将大规模的经纪业务普及开,把经纪人培训统一起来。从1950年代开始,以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 & Co.)为代表,连锁店式的经纪代理方式广泛地建立起来,金融经营方式走向了标准化和现代化。

  华尔街在不知不觉中变化。

  这个时代没有贵族

  平民化消解了华尔街的神秘,但的确扩大了它的影响,从而为它赢得了新的权力。从1960年代开始,市场几起几落,但总的趋势是迅速扩张,它容纳了柜外交易的挑战、接受了电子化的洗礼、顶住了石油危机和海湾战争的影响。作为一个整体,华尔街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群落,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权力,却正一天天地慢慢被融解。

  有人惊呼,最古老和著名的投资银行们正在消失。的确,反观前面提过的1940年来华尔街出身的六位财政部长:1960年代的狄龙是狄龙-瑞德家族之子(Dillon Read),1970年代的西蒙供职于威登(Weeden)和所罗门兄弟(Solomn Brothers),1980年代的里甘曾任美林总裁,布莱迪出身狄龙-瑞德;1990年代后到如今,则由如日中天的高盛送来了鲁宾和鲍尔森。

  对投资银行业有了解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个名单的微妙之处,基本上每个时期出掌财政部的精英,都来自于前一个阶段最成功、最富有朝气的投资银行。然而,今天这个顶级名单已经消失了两个名字———所罗门兄弟1991年在国债丑闻中大伤元气,终于在1990年代末被花旗收购;狄龙-瑞德1998年并入UBS,现在和华宝一起,是瑞银投行业务部的一部分。

  威胁投资银行的不光是丑闻,还有《分业法案》以来造成的资本问题,分业经营的后果之一是投资银行虽然名声显赫,资本金却难以和商业银行相提并论——2004年高盛的市值只有420亿美元,不过是花旗集团的1/6。当分业法案废除,商业银行开始通过混业经营向全能银行发展的时候,原来的贵族们就被推上了危险的悬崖——并购这个他们玩得最纯熟,曾带来最丰厚利润的武器现在悬在了自己头顶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时移世易,“贵族”还是贵族吗?不,真正的所谓蓝色血液早已经在资本市场上悄悄换掉了。高盛的最后上市,意味着华尔街最古老的一个合伙人体制终结了,也意味着今天坐在CEO和董事位置上的投资银行家们,实质上不过是职业经理人和股票持有者。

  华尔街的金科玉律“Business is business”有了新的含义,无论高盛这样的古老投行再怎么推崇企业文化,终究不能要求他们像那些把一生镌刻在招牌上的人们那样忠诚。所以,当“高盛超级毕业生”走向政界谋求更大的人生成就之时,很难说到底是华尔街又把手伸进政府,还是政府选择了一个更容易控制华尔街的办法。

  鲍尔森能做什么?

  鲍尔森的任命甫一公布,媒体马上翻箱倒柜找出他的各种信息———好在这倒不困难。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华尔街年薪最高的人并且拥有数亿股票,知道他是基督教科学派信徒,热爱环保和健怡可乐,尤其高兴地知道他来过中国不下70次,十分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我们还想知道鲍尔森能更好地在

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发挥作用吗?鲍尔森能缓解赤字压力吗?鲍尔森能拯救美元疲软吗?

  有人从鲍尔森的前任们身上总结出了规律,来自华尔街的财长通常会力挺一个强势美元,来自实业界的则相反。但是也要看到,这些财长还都面临减税和削减赤字的双重压力,从1920年代的梅隆,到里根时代的里甘、克林顿时代的鲁宾,莫不如此。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好不难煞人。

  梅隆和鲁宾比较幸运,前者有繁荣留下的足够盈余积累去填补赤字,后者在互联网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推动下,顶住压力推行长期平衡财政,也曾成功使财政“扭亏为盈”。最具有可比性的就是里根时代了,不仅减税的思路相同,布什庞大的反恐计划支出,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星球大战”计划,赤字政策的后遗症,一直影响到1990年代的国债支付危机。不过,“星球大战”好歹拖住了苏联、赢得了冷战;布什的反恐政策,目前除了大把花钱,还很难看出效果。在经常项目与政府开支严重赤字背景下,如果选择强势美元政策,怎样协调金融与实业界的利益、平衡政治目标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对鲍尔森这位华尔街头号毕业生将是严峻的考验。

  无论光荣的希腊、伟大的

罗马,还是惨淡的中世纪,对华尔街来说都已过去。在这个平民权力的时代里,华尔街的最大成就是:它把越来越多的人拉进来,一起玩这个“伟大的博弈”。与此同时它也越来越回归它的本来面目———金融归根到底是一种服务,使这个世界释放出更多效率的服务。对“华尔街超级毕业生”们来说,服务、合作、创造、利用,都是他们的政界生涯中不可或缺的方面。

  华尔街和权力的博弈仍然在继续,而且因为自己的发展而具有了新的砝码,从90年代持续到现在仍难以尘埃落定的对冲基金监管问题上,依然可以说明金融—政治联合的力量多么强大。寻找监管的边界、活力与安全的平衡、产业发展与金融利润的结合始终是华尔街永恒的主题,这些主题通过美国经济政策的放大、折射、修正之后,将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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