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启示

　　公平与效率 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 陈炎

　　2005年秋，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更多人分享繁荣成果的发展理念。这与世界银行2006年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的主题不谋而合。

　　在贯彻落实中央这一发展理念过程中，研读世界银行的这一期发展报告，意味无穷。

　　报告关注的重点并非“结果”公平，而是“机会”公平，当然，“结果”须避免绝对贫困发生。从这一“公平”概念出发，报告指出，追求公平，不仅出自人们的主观价值取向，更因为公平能够促进效率，有助于社会的持续增长繁荣。

　　报告揭示了公平与效率相辅相成、公平与长期繁荣相辅相成的两大原因：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信贷、保险、土地和人力资本市场普遍存在市场失灵，有潜能有进取心的中下层人群往往没有机会获得这些要素，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转化为机会的不平等，导致资源配置丧失效率；第二，经济、政治不平等的制度会产生“经济成本”：控制权力的人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塑造制度，这就扭曲了社会激励机制，破坏了社会凝聚力，导致了社会冲突。当这种情况不断自我复制、代际传承，社会就陷入“不平等陷阱”。这样，创新和投资无从谈起，繁荣无法持续。这从根本上危及包括富人及其子孙在内的所有人的长远利益。

　　报告随之给出了“实现政治和经济竞争环境公平化”的国内三方面和国际两方面的公共行动要求：

　　在国内，向中低收入阶层公平地提供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服务；建立公平的司法体系，使所有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受到等同的保护，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土地、水电路电信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均等使用权利，阻止精英阶层对国家的“俘获”，从而促进经济机会的均等化；促进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公平竞争，防止权势集团和富人集团操纵市场化改革。在国际，促进全球市场竞争及规则的公平化；同时提供援助，帮助穷国和穷人提高自身禀赋。

　　只要没有偏见，报告的上述分析，完全可以消除人们对“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会否损害我们的“投资环境”、损害效率的种种疑虑。

　　例如，劳动合同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时，有人质疑保护劳工权益，会否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国际

竞争力，导致外商撤资。报告列举了美国的一个实例，是对这一疑虑的很好回应：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家轮胎厂1994年在公司利润上升时提出了增加工作时间、降低工资报酬等恶化劳工利益的条款，引发罢工；公司就用新员工来替代罢工工人。劳动争议期间该厂生产的轮胎故障率大大高于原来，也高于没有发生冲突的其他竞争伙伴。在轮胎故障引发了271起死亡、800多起受伤事故后，公司被迫召回了所有低质量和有缺陷的轮胎。报告因此得出结论：“不公正待遇的感知影响到工人的态度——以及产品质量和消费者的安全”；“公平对人类发挥着内在的、根本性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准备停留在“千万双鞋换一架飞机”的低级阶段，那么，我们就会明白，直接劳动者发自内心的积极性，是所有技术进步的基础。

　　又如，查处土地违法案件时，有人质疑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提高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会否提高用地成本，导致招商引资困难。报告引用了南美、南亚和非洲的诸多实例，从公平和效率两方面强调了穷人土地权益保护的重要性：“土地分配越不平等的村庄，贫困问题就越严重”；“拥有土地能够给予穷人在政治领域更多的说话机会，并且会更多地投资于儿童教育，阻止了代际之间的贫困转移”；“土地不平等削弱了社区进行社会最优集体行动的能力，这导致了公共物品供应不足。它也可能像南非那样造成容易引发严重的社会动乱”；“降低了对土地的投资，使得国家达不到有效率的土地分配”；导致了“低人力资本投资、低社会凝聚力和政治权力扭曲”，“不平等分配与低GDP增长率之间正的相关性”。如果外来的不是投机炒家，而是实业投资者，那么就应该明白，非法掠夺得到的产权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投资将充满风险。

　　报告依据同为欧洲殖民者开发的北美和南美迥异的发展历程，说明了“不公平导致无效率”的真理。今天作为发达国家的北美国家与今天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南美国家，分野就在于人口、资源禀赋及这两种要素之间的相对配比差异导致的公平/不公平发展模式。劳动力稀缺、很少有现成自然资源可供掠夺的北美，相对资本和权力，主要来自英国的“同质”劳动者占据了主导和强势地位，因此构筑了人人平等的现代治理结构，所有个体争取更好生活的内在激励，造就了北美国家经久不衰的竞争力，树立了公平与效率统一、更好的经济民主与更好的政治民主结合的典范。反过来，气候条件更加适宜、自然资源更加丰裕、土著居民众多的南美，因疾病流行欧洲殖民者较少、资本稀缺，造就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客观条件，大庄园奴隶劳动模式中普通劳动者不可能有什么内在激励，当然更谈不上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和民主政治。不公平就这样导致了无效率。(见第六章《公平、制度和发展过程》)

　　报告断言，“坏制度下的经济增长不会持久”。为此，报告归纳了阿根廷1870年代到1920年代50年的黄金时期、沙俄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几十年的黄金时期、哥伦比亚1900年后半个世纪和科特迪瓦独立后头20年的黄金时期均未能维持下去的三大原因：第一，坏制度将大多数人排除在有效投资的范围外，限制了持续增长的可能性；第二，在坏制度下，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他们能够以权谋私，攫取增长收益，所以他们没有重建一个更加普遍的良好制度的内在动力；第三，坏制度会带来权力的争夺，从而破坏经济增长，因为人们都追求权力控制所带来的巨大收益，增长带来的经济利益越大，会越容易“孵化”矛盾，坏制度下增长所创造的收益因为缺乏社会最基础的权力制衡机制而带来更多的矛盾，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危机和战乱，从而使增长停滞。报告指出，“虽然一时的政策可能暂时缓和各种矛盾，正如1853年以后的阿根廷一样，但是由于基础性制度的缺失，矛盾还是会爆发，最终破坏人们投资的积极性”。

　　于是，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为构筑这样一种治理结构，在这种架构中，社会的主导者们/精英们受到来自广大普通民众的有效约束，只能体现所有民众的利益和意愿，而不能够以权谋私。缺乏这种架构的社会，增长及其成果就毫无价值。越是快速增长的社会，就越不能坐等这种架构的出现。

　　当我们“咀嚼”报告的这些见解，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努力方向会有更明确的把握：“亲民”政策必须植根于这样的治理结构中才可持续。

　　报告对中国在全球“公平与效率”方面的作用进行了两方面的评价。

　　中国的改革开放迅速地大幅度地提升了中国人均所得。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近年的良好经济增长，缩小了全球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按人口加权的国际不平等程度下降，中国起了主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不平等发展迅速。

　　总之，报告从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逻辑和数据多方面告诉人们，公平与效率高度统一。我们今天“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只会更加推动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任何以效率为借口反对“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任何指“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为“反对改革”的说法都不再成立。让我们用有意识的公共政策打破正在形成的不平等陷阱，以公平促进更高的效率和更持续的增长。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办公厅

　　报告中文版已由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定价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