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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宜飚 香港报道
金里奇是美国传奇人物。1994年，他带领共和党人制订了一份名为《美利坚契约》的政策纲领，为共和党重新夺回了丢失40年的众议院控制权，由此成为共和党的英雄。
金里奇对中国的态度亦颇具戏剧性。他曾是“中国威胁论”的拥护者，但是在一次
访华之后，金里奇抛弃了原来的想法。他认为，如果美国能透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根本无惧中国的威胁。金里奇在1999年辞职，退出政坛。
近期，有关他有意追逐美国总统宝座的传闻开始盛行。他在新书《赢得未来：21世纪美利坚契约》中列出了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一份个人竞选宣言。
5月29日，金里奇接受包括本报在内的数家媒体专访。虽然他认为中美关系比他想象的更为复杂，但他依然认定两国所追求的共同利益极为类似。
中美有极其类似的共同利益
《21世纪》：你怎么看待近期美国政府撤换联想电脑的决定？
金里奇：这个问题主要是与美国国家安全有关，联想的合同是因美国国家安全理由受到限制。
《21世纪》：你认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展，特别是在美国开展投资会影响到美国安全吗？
金里奇：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应该这么理解，我们对于任何能促进中美企业共同利益得到增长的合作都是欢迎的，而且我们也乐见合作产生而非敌对状态的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进行竞争。
《21世纪》：你的意思是，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不会影响到美国安全？
金里奇：我不止一次地对美国听众表明我的观点：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但不是敌人。美国和中国有极为类似的共同利益。比如双方都在最大程度地保护全球能源的稳定，并且尽力保护能源安全，中国也正成长成为一个重要的石油进口国，美国保持中东的稳定也将使之获益；另外，在保证对外开放、自由贸易和反对侵犯知识产权方面，中美双方也有共同利益。
很难说人民币被低估
《21世纪》：但我们看到，美国似乎有意加强了和日本的关系。美国有什么考虑？
金里奇：美国其实不仅只是与日本加强关系，我更愿意把美国的当前意图说成是加强与中国、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日本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强国，我们必须与这些国家都采取合作。坦白说，我们也必须与大部分领土都在亚洲的俄罗斯进行合作，因为它拥有重要的能源。
我需要重复一次，我并不以为美国和中国之间是敌对关系，我不作这种假设。美国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产品出口市场，而中国则对美国人民的生活改善和维持美国人生活水准的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双方没有理由成为敌人。但是我们必须找到与中国合作的途径。
《21世纪》：你怎么看待目前的中美经济合作关系？你是否认为人民币被低估？
金里奇：老实说，很难判断到底人民币是否被低估或是被高估，因为目前没有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来决定它的价值。
但从长远来看，我想大家更希望是由市场来说话，由市场来决定价格，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随着中国产品更富有竞争力，采取更符合市场规律的手段。
《21世纪》：但美国国内有很大的声音认为人民币被低估。
金里奇：我认为，如果美国更关注自己的经济体系，可能会让它的经济拥有更强大的竞争力，而不需要去试图操纵中国的货币政策。在美国方面，我们更担心的是税制改革、教育改革和立法改革。
对中国发展不应该过度紧张
《21世纪》：经济关系会影响到政治关系。你怎么看中美政治关系？最近美国发布中国军力报告，声称中国军事力量将对美国构成威胁。
金里奇：中国的发展，最终将使得它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这一点错都没有，任何国家人民都有发展的权利。
其实，美国在距离中国海岸线不远的地方所投放的军力要比中国在这一区域投放的大得多。因此，对于我来说，我不会对中国的崛起过度紧张。如果美国能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鼓励投资和科学的发展，并继续支持教育，那么这个世纪还会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美国人不应该对中国担忧。随着经济的更开放，随着中国人更多地进入世界市场，中国会希望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上有更多的发言权。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好事。希望美国和中国能成为好邻居而不是敌人。但是，中美两国关系远比想象的复杂。在某些领域仍存在巨大的分歧。
我们希望两国能成为好邻居。
《21世纪》：美国是否已经准备做中国的好邻居？
金里奇：美国方面确有诚意，和中国进一步增强理解和联系。从过去的美国对华政策来看，我们与中国的接触战略可以说明态度。包括最近的一些紧密的军事合作安排，都显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深化。
香港经济复苏之快出乎意料
《21世纪》：此次香港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金里奇：我这次访港，和香港部分立法会议员、政府官员以及美国共和党成员举行会晤。我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曾来过香港，我这次也是借机看看香港经济是如何逐步成为亚洲的一个区域中心，成为代表中国的一个重要城市。另外，我也要看看澳门，把它和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作个对比。
《21世纪》：你对香港的印象是否会让你对未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发展更有信心？
金里奇：我想说，香港比我原来所以为的要自由得多，而且它的经济复苏情况也出乎我的意料，比我在1990年代末所设想的要好得多，中国政府是很重视香港的经济环境，认识到尽力保持香港的自由和法制基础的重要性。从现有的整体环境来看，我对香港的经济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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