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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员都表示，不相信负面的媒体报道和脆弱的市场信心，是导致安然轰塌的罪魁祸首
□ 本刊特约记者 李昕 发自美国华盛顿
本刊记者 黄山 实习研究员 柯兰如 郑泽仁 发自北京
“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从安然的崩溃开始的一系列事件终于要画上句号。”韦恩州立大学法学教授彼得赫宁(Peter Henning)对《财经》说。
5月25日，美国安然公司创始人、前首席执行官肯尼斯雷(Kenneth Lay)，被休斯敦地区联邦法院判决有罪。经历了长达四个月的审判、听取多达56名证人的证词后，由八女四男组成的陪审团认定，雷被指控的六项欺诈和共谋罪行成立。
与此同时，该公司总裁杰弗里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所涉19项诈骗、共谋、内部交易和欺骗审计师罪名成立，另有九项涉嫌内幕交易罪名不成立。此外，在另外一桩涉及银行诈骗的案子里，雷也被裁定犯下四项控罪。两人的律师都表示要竭力上诉。
至此，一度为美国第七大企业的安然公司于2001年倒闭后引发的风暴，终于告一段落。雷和斯基林的刑期要到今年9月11日才最后宣布。如果将两人全部成立罪名的最高刑期简单叠加，分别为185年和185年。尽管实际宣判的刑期将大大小于这些数字，但如果他们的上诉失败，64岁的雷和52岁的斯基林，仍旧可能要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肯尼斯雷从发迹到倒台，前后不过20年。
1986年，曾当过美国海军军官和联邦政府职员的肯尼斯雷在两家大型能源公司合并后，成为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公司的名字就叫做“安然”。15年间，安然奇迹般成长为美国第七大企业，曾被《福布斯》冠以“最受尊敬企业”。董事长雷与政府高层官员比肩，被总统布什亲切地称为“肯尼男孩”。
2001年秋，短短数十日之内，这个神话却又轰然坍塌。公司股价由80美元骤降至1美元，市值缩水数百亿美元，转瞬间从世界瞩目的能源巨头变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破产案；5000多名员工失业，并失去了积攒多年的退休金。政府也由此从严立法，出台着力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萨班尼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从安然破产开始，几十场相关的民事、刑事讼案在随后的几年陆续开庭。今年1月31日起，在安然总部所在地休斯敦揭开了刑事起诉的末章，针对雷和斯基林的讼案正式开庭。审判持续了15周。5月17日，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开始讨论，裁决两人是否有罪。
“谎言就是犯罪”
两名安然前高管罪成，对美国联邦政府来说，是在打击白领犯罪方面最大的胜利之一。
“安然案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所有同类案件的总和。”曾于2002年至2004年供职于政府的安然工作组，前联邦检察官萨缪比约(Samuel Buell)接受《财经》采访时说，“我们戏称，在安然之前，所有的白领犯罪顶多算‘代数’难度，而安然事件则是‘微积分’。”
安然案中很多审计手段和对信息披露的处理，实属“灰色地带”，在当时环境之下很难简单判定是非。因此，联邦检察官并没有过多纠缠于审计的技术细节，而是重墨突出两名被告故意撒谎，将犯罪定义为“故意向公众散布虚假信息”。
比约认为，由陪审团审理刑事案件虽好，也存在着一大弱点，即陪审员来自普通市民，并不具备专业背景。安然案中纷繁芜杂的审计细节，对他们而言有如天书。
“政府这次非常成功地将案情简单化了。”比约说，“从始至终，控方围绕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被告没有对公众说真话。”
双方的角力，尚在遴选陪审团之际就已展开。作为公司总部所在地，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在安然崩溃之际深受其害，百姓对案情知之甚多，民怨很大，对被告尤为不利。
《纽约客》今年2月刊文记载，在筛选陪审团过程中，辩方处心积虑，寻找冷静平和、对高管可能产生同情的陪审员。发放给候选人的问卷中，包括了“是否订阅《福布斯》、《财富》、《华尔街日报》”、“是否在家主管理财”等问题，希望借此觅得的陪审员熟悉商业运作，并能理解管理层所面临的压力。
开庭之初，两方即展开激烈交锋。检察官试图证明雷和斯基林的行为构成故意欺骗，即既要证明被告向公众隐瞒、提供虚假信息，又要证明两人故意所为，并从中牟利。而辩方力图将安然破产的原因推卸他人。
在长达60多页的起诉书中，公诉人罗列了被告多次明知安然亏损、依然向公众发布利好消息的事例。起诉书称，通过长期发布此类虚假的利好消息，安然股票上涨，斯基林从股票期权中总共获利8900万美元，雷则获利2.17亿美元。
“斯基林先生和雷先生一次又一次撒谎。”联邦检察官凯特琳雷穆勒(Kathryn Ruemmler)在总结陈词中说：“那些谎言就是犯罪。”
斯基林的律师则将公布利好消息归结为公司文化使然，而安然的崩溃是正常的商业失误所致。他反驳道：“公司文化不是罪行，破产不是罪行，失败更不是罪行。”
两名被告均否认所有指控，并将安然倒闭的责任悉数推给他人。
首先，辩方称，安然的骤然破产有如银行的挤兑，是因为媒体的负面报道而沽空投资者(short seller)纷纷撤离导致；财务和审计问题不仅无关大局，而且完全是前首席财务官法斯陀的责任，雷和斯基林只是错在过分信任他。雷甚至在法庭上公开称法斯陀为“骗子”。
赫宁认为，这种抗辩策略，在此类案件中比较罕见。
“比如，在世通公司一案中，被告承认公司存在严重问题，只是在个人应负多少责任上抗辩。”赫宁说，“但是这次，辩方反复强调安然(崩溃之前)是一个健康而强大的公司，即使有问题也不伤大碍；也就是说，不是这两个人有罪没罪的问题，而是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罪过。”
比约解释说，刑事案件的审理中，被告通常采用两类手法获胜：一是说控方证据不足，无以证明有罪；二是拿出另一个故事，表示问题并不存在。此次被告两种策略均有采用，只是更侧重后者。他认为被告此举有点过度，“并无必要。”
事实证明，这种抗辩策略的确是失败的。陪审员都表示，不相信负面的媒体报道和脆弱的市场信心，是导致安然轰塌的罪魁祸首。
失败的辩护
与已经尘埃落定的其他安然审判不同，此次对雷和斯基林的指控缺乏诸如录音、文件等物证，主要指控建立在证人提控的证词之上。因此，陪审团对证人的信任尤为重要。
控方说服多名重量级人证，包括已经认罪服刑的法斯陀出庭指证。雷花4000万美元聘请的辩护律师迈克尔拉姆赛(Michael Ramsey)在法庭上多次质疑证人的可信度，反复向陪审员表明，他们的证词是为了迎合检察官，换取减刑而有意夸大或篡改事实。
但是，给予雷和斯基林致命一击的并非法斯陀，而是安然前财务长本格里森(Ben Glisan)、前安然投资关系部门负责人马克科尼格(Mark Koenig)。特别是前者关于雷与斯基林允许甚至纵容操纵会计行为，以及对财务状况彻头彻尾虚假陈述的指控，获得全体陪审员的认可。
安然前零售部门主管戴维德雷尼(David Delainey)的证词，也对斯基林构成沉重打击。德雷尼表示，斯基林参与了将安然能源部门2亿美元的损失转移到盈利的大宗交易部门，因此避免向公众公布能源部门亏损的消息。就此进行辩护时，斯基林明显回复得软弱无力，辩辞多次出现令人疑惑和前后不符的地方。
此次雷与斯基林的出庭时间，分别为五天和八天。雷一向以和蔼、有亲和力著称，辩方原希望以他的魅力打动陪审员，但他的庭上表现远不如预期。
在股票买卖一事上，雷的形象受到严重挑战。安然股价大幅下挫时，他以身作则，买入股票，树立起对公司的感情深重的印象，大得民心。然而安然工作组发现，雷同时行使自己的高管信用额，向公司借款7700万美元，然后用价值7000万的股票抵债——实为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变相出清手中的股票。
尽管这一行为本身并不构成裁定雷有罪的证据，但依然被陪审员唐马丁(Don Martin)视为“可耻”。雷在法庭上对控方提出的这个问题大发雷霆，则毁掉了他在公众心目中所剩无几的好印象。
几番交锋审讯后，雷和斯基林均给媒体留下了自大、傲慢的印象。在裁定有罪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有陪审团成员指出，雷的傲慢最终导致他们做出对其不利的判决。同样是企业家出身的温蒂冯恩(Wendy Vaughn)表示：“他(雷)看起来有很强的控制欲，他对证人对他的指控忿忿不满。这使得我对其人品产生质疑。”
赫宁认为，雷的表现是多年担任高管造成的惯性：“之前人们总认为雷擅长沟通，但这次审判中他甚至与自己的律师都出现沟通障碍。这是高管的通病。因为在公司里掌控一切，即使在法庭上，他仍以为自己仍在掌权。”
“诚信(credibility)是此案的关键。”赫宁说，“如果陪审团不相信两名被告，他们就会做出有罪判定。”
正是在诚信问题上，雷与斯基林失去了陪审团的彻底信任和同情。在新闻发布会上，几乎所有被提问陪审员都提到，声称牢牢掌控安然方向的雷与斯基林，却在法庭上申辩自己对公司内部出现的严重会计和财务问题毫不知情。
“这就像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校长就必须对孩子健康和安全负责。我不能说我毫不了解我的老师们在教室里的所为。如果一个孩子走失了，我就必须为此负责。”陪审员弗拉迪德尔加多(Freddy Delgado)这样表示。他是一所小学的校长。
赫宁认为，民众希望通过审判看到的是，财富和权力并不能让个人推卸责任，免予处罚；再高昂的律师费，也不能让有罪的人免遭惩罚。
比约对《财经》说，安然案刑事审判的意义，在于重塑民众对金融市场的信心。通过这个案子，人们希望回答两个问题：“我们的司法系统是否有能力约束企业，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旦出现问题，高管们是否受到相应的惩罚？”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投资者一旦丧失信心，美国金融市场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本文刊发于5月29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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