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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方：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执笔：高 挺 哈继铭
中国居民消费近年来的增长速度比许多人想象的高，远超过任何其它世界前十位消费大国的同期表现。根据近十年来各国消费增长的状况和修订后中国的消费量及增速，我们保
守估计中国可能在五到七年内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居民消费国，而在十三到十六年内取代日本第二大居民消费国的地位。
近二十多年来居民消费/GDP比例的下降是收入上升、人口结构变化和投资高速增长的结果。分析表明，在今后十年间，工作年龄段人口比重的继续上升对消费占GDP比重的提高仍有一定的抑制效果，但老龄化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将越来越突出。而未来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政府公共教育和医疗支出的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和推进，以及其它推动消费的政策对居民消费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居民购房需求在中长期将保持稳健的增长势头。与其它亚洲国家的经历比较，中国近十年来的房地产投资仍然显著偏低。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购买力的增强(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和金融信贷(个人信贷市场的不断完善)等方面的积极发展将为住房需求提供有力的支撑。
中国居民消费的重心正逐渐转向中高档消费品。通过对中国近期消费结构变化和韩国家庭1985年后消费行为的分析，我们预计在今后十年中，消费项目中增长最快的是交通、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其次是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增长较慢的是食品和居住费用(租金和水电燃料)。
全球第三大居民消费国即将诞生？
中国的总体消费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国际上都偏低，而且近几年来呈显著下降的趋势，引起政府部门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household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占全年GDP的44.6%。加上政府部门消费，全国最终消费总量为GDP的57.2%。相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不少亚洲发展中国家，这些数字都显得较低(表1)。低消费率意味着高社会储蓄率。中国的储蓄一方面通过金融市场转向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外贸顺差的形式借贷给外国。因此，低消费被认为是中国投资过高和过于依赖出口市场等结构性失调的根本原因之一。由于政府部门的最终消费主要取决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政策，这篇报告主要针对的是居民消费。
中国居民消费引人关注之处，除了消费占GDP比重低和近年来消费比重下降之外，还有消费市场的大小和潜力。表2显示按居民消费排列的世界前十个国家及印度的GDP和消费数据。根据修订前的数据，中国居民消费总量按市场汇率计算在2003年已排世界第7位，大约是印度的1.6倍。这与中国GDP在世界上的排名一致。国家统计局最近对GDP数字的修订突出表现了对服务业的低估。2004年GDP上调的幅度为16.8%。通过统计局公布的修改后消费和投资对GDP的贡献，我们估计2004年全国总消费占GDP的比重由修订前的53%上升到55%。以此计算，总消费水平要上调21%以上。估计修改后2004年中国居民消费与第6大消费国意大利接近。
更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修订之前中国数据，中国居民消费的平均年增长速度在1994-2003十年中高达7.8%，即使在增速略低的2000-2003期间也在7.0%左右，远超过其它名列前十的国家在同期的增长速度，显示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如果用1994-2003期间各国消费增速和中国修订后的数据来预测，中国可能在五到七年内超过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居民消费国，而在十三到十六年内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居民消费国。这个保守的估计没有考虑汇率的变化、中国人口结构将来的变化趋势，和一些已经及将要实施的推动居民消费的各项政策。
同其它亚洲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之低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越显越突出，而且呈长期下降的趋势。中国居民消费比重在1970-1977期间平均为63.4%，远高于日本同期的51.3%，与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不相上下。这个比重在1982-1994年期间逐渐下滑，从1982年的54.2%降至1994年的44.5%，于1995年后略有反弹，上升到2000年的47.9%，而到2000年后有了一个较大的下降。2004年居民消费对GDP的比例为42.4%，是近25年来的最低点。
消费占GDP比重的增减只表明消费和GDP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图3显示1980年后的每5年平均年GDP和居民消费增速。后者在2000-2003年期间比前几个时期有明显下降，并与GDP增速的距离拉大，从而导致居民消费/GDP比例在2000年后的较大下滑。
2000年后居民消费比重的下降及2000-2003期间较低的居民消费增长有一部分是由于统计误差引起的。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发展，服务业比重逐渐加大。国家统计局对GDP的修订集中在第三产业上。统计局数据表明1994年后对服务业增长的低估程度逐年加大。1994-1999年第三产业年增速平均上调了1.2个百分点，而2000-2004的平均上调幅度是1.7个百分点。由于服务业中消费的比重较大，可以想象居民消费被低估的程度也随年增加。由此判断，图2所显示2000年后居民消费比重的下降夸大了实际的变化程度。当然，准确的偏离程度须等到统计局公布修订后详细的GDP支出法数据之后才能确定。
在另一方面，全国房地产投资中的居民住房部分(residential real estate investment)2000年后增加很快，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居民消费增速的下降。尚未买房的居民为购房存钱，刚购房的居民由于购房的支出而减少在别的方面的消费。对于居民来说，买房的决定和购买别的耐用品(如汽车等)相似。但经济统计上，购房属于投资。这部分投资对GDP的比例由1996年的2.48%上升到2000年的3.70%，于2004年达到6.21%(图4)。我们在稍后的分析发现，居民房的投资对GDP比例增加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GDP比例则下降0.28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变化体现改革进程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是一个特殊的转型经济，同包括许多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其它转型经济不同，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市场化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方式。改革的起点和速度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也不尽相同。这种改革的路子也给中国居民消费带来独特的影响。
我们对1995-2004中国一些省市居民消费数据进行了取样。通过各省和时间序列的比较分析的目的有两方面。第一，确定分地区的数据显示出来的对居民消费/GDP比例的影响因素与国际数据的结果是否基本一致。第二，中国近年来经历了一个转型和快速增长同时并进的时期。许多变化，如国企改革和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等，都有中国自己的特点。
中国各省数据的分析结果同国际数据的结果相一致，人均GDP和居民消费/GDP比例呈负相关。可以看出，在收入越高的省(市)，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就越低。
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水平的压抑明显地反映出来
中国的改革是多元化和多层面的，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变量来代表。对居民消费而言，改革中影响到居民当前和将来收入和福利的因素更重要。国营企业改革便是其中之一。国企改革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给可能受影响的职工带来长期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都不小。我们用国有单位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来代表这个因素。
国有单位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百分比)在回归得到的系数为-0.13，统计上十分显著。也就是说，在别的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有单位职工占全社会职工的比例高一个百分点，消费比重减少0.13个百分点。国有单位职工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职工。这个比例所反映的是职工人口(包括他们的家庭)面临将来企业改革压力的程度。国营企业改革给国企职工的未来收入、住房、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和心理压力。而对不确定性的自然反应是提高储蓄以防将来不备。
虽然在中国的经济产出中，国有企业的比重近年来显著下降，但在就业上国有单位仍为社会承担着很大的责任。国有单位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从1980年的76.8%降至2003年的63.1%。2003年在1.05亿全国职工中，仍有6600万职工在国有单位工作。在十个省中，国有单位职工的比例仍在75%以上。这些职工和他们家庭总和仍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
这个国企改革对消费影响的结果与上节中讨论的公共医疗教育对消费的影响是相关联的。公共医疗和教育系统的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改革对职工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系统的健全可以减轻国企职工的不安全感。推动这些方面的发展不但对中国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中长期对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内需也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房地产投资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房价上升则对居民消费有负面影响
数据显示，房地产投资中的居民房部分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这一部分对GDP的比例上升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GDP比例下降0.28个百分点。
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开放是近十多年来的新发展，居民购房的需求是自然和合理的。这个需求的能量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可以想象，购房在短期到中期内对消费还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居民购房虽属投资，但这是内需的重要部分。用控制居民房供给的手段来减少居民购房是不可取的。这只会把房价抬得更高并增加房价的波动性，使需要购房的居民由于对房价的担忧而加大储蓄，对消费的影响可能适得其反。
另一方面，房价上升对居民消费有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有些地区的房价涨幅很大。我们用各地商品房价格来代表房价的高低。从回归得到的弹性系数来看，房价上涨10%对居民消费/GDP比例的影响是-0.08个百分点，幅度并不大。但由此看出，房价上涨可能带来的“财富效应”在总体消费上并没有显示出来。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对准备购房的居民来说，房价更高意味着他们需要增加储蓄为将来购房做准备，压抑了他们的当前消费。这个影响盖过了已拥有房子的居民由于财富效应而带来消费的增加以及购房后对住房相应的其它商品的购买。
居民消费结构将显著变化
由于沿海城镇，内地城镇，沿海农村，内地农村四个地区的收入差别呈台阶型，这四个地区消费结构的比较可以对中国收入较低地区消费支出的将来变化走向提供一定的启示。在1992-2004期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实际年增长在城市和农村分别为7.5%和5.9%。粗略计算，在收入水平上，一个较低收入水平的地区落后与其紧接的更高收入地区大约5-10年。
四个地区的分项消费变化反映出一些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在食品、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比重上，这四个地区在1999-2004间的变化几乎一致，而且地区间消费比重与收入水平基本上呈线性关系。例如，内地农村和沿海农村居民在交通和通讯的支出变化呈现相同趋势，只是前者的支出比重每年都稍微低一些。
在这几项开支上，高收入的沿海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最近变化可以用来预测沿海农村居民或内地农村居民今后五到十年的消费结构的走向。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在较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中，家庭设备用品、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与教育文化用品服务这几项的消费增长速度将高于平均，而食品支出的增长速度低于平均。对衣着和居住两项，消费支出和地区收入水平的关联不明显，这种预测方式则不适用。
韩国居民消费1985年后的变化情况对中国居民消费将来的变化趋势也有一定的启示。根据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固定价格数据，中国的人均收入在2004年是5085美元，与韩国1981年的5114美元接近。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对更高，大约相当于韩国19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由于购买力的调整经常有争议，而且中国和韩国统计细节不完全一致，再加上消费品种类和选择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我们只做大约的比较，把中国城镇和农村2004年的消费结构同韩国1985年后若干年的消费结构进行对比。
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在2004年与韩国居民1985年时相似，尤其在食品和衣着两方面比重基本一致。在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上，中国城镇居民开支比重相对更大，而在"其它"项目上，韩国居民消费的比重大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统计上消费品归类不同造成的。
同中国不同的是，韩国居民医疗保健开支的比重在1985年后却呈缓慢下降趋势。这一点与医疗保健消费的相对价格变化有关。医疗保健类物价1985-1995年间在韩国的所有消费项目中上涨最慢。如果我们从实际年增速来看(表3)，医疗消费增长在1985-1990为13.6%，远高于同期平均消费增长的10.8%，而在1991-1996期间也与平均消费增速持平。鉴于韩国这个经历，同时考虑到预期中老年化在中国的加剧，我们认为在今后10-15年间中国居民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变化会保持在高于平均的增长速度。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从中国近年来消费的变化情况和韩国居民消费的经验来判断，中国居民对交通和通讯，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三项的需求在未来十年中将会增加很快，投资者在决定是否把资金投入与此三项有关的行业时，应同时考虑在产业供给方面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过度竞争和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例如，我们在前面提到，居民在通讯类消费最近几年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通讯消费价格指数下降较快而导致的。投资者应综合考虑在需求增加的同时，价格下降对企业收入和利润的影响，从而做出明智的投资决定。
我们认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开支在中国今后可能略高于平均或与平均消费增速相差不多。最后，表面上看，中国居民居住开支的收入弹性大于1，但这主要是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其实际增长低于平均消费。中国地区间的比较和韩国1985年后的经验都表明，居住开支在中国的增速今后很可能低于平均消费增速。
日本和新加坡的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也为我们以上的判断提供了一定的支持。由于数据可比性的原因，我们不能把上述中国-韩国的比较方法应用于日本或新加坡早期的情况。但在日本1970年后，食品和衣着鞋类两项的消费指数相对平均消费指数呈长期下降趋势，而医疗，交通通讯，和读物和娱乐等方面的开支相对上升。
(原报告近3万字，本报编辑过程中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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