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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那儿时，只剩下一块疤了，一块赭色的土疤，有二十五个足球场那么大。十多台挖土机，笨拙地刨着泥土，仿佛心不在焉地寻找丢失的东西。德国最大的钢铁厂之一，自二战前一直矗立此地。如今，这里只剩下几堆扭曲的废铁。我朝路边一位身着工装的男子走去，他正将一截巨大的金属管道吊上卡车。等他把管道放好后，我跟他打招呼。他说，从挖管、搬运到吊装，这种管子已运走了十四根，眼下只剩下三根，够他再干一周。然后，活儿就都干完了。我问管子往哪运。他伸直腰，好像要沿着一条长长的弧线，把什么东西抛向远方；
然后说道：“中国。”
钢厂的设备早就运走了。安装在60米高厂房内的顶吹氧转炉，加工卷板长度超过一公里的热轧钢机，一部烧结机，一座鼓风炉，还有许多其它部件，所有设备都用木条箱包装，塞进集装箱，装船启运，然后在长江口附近被拆箱。在长江的平坦冲积平原上，又严格按照在德国的样子，一个螺丝也不差地把设备重新组装。运走的设备总重达25万吨，外加40吨详尽解释重新组装过程的文件。整项工程十分繁复，穿工装的男子直摇头：“设备弄过去后，但愿能用。”
德国蒂森克虏伯(Thyssen Krupp)在多特蒙德的钢厂，一度雇佣约一万名员工。在赫尔德(Horde)和威斯特法伦区(Westfalenhutte)，数代人都靠钢厂谋生。高耸的烟囱市内各处都能看到，烟囱周围密布着厂房。近200年来，工厂一直在炼钢。德国在1870年、1914年和1939年擂响战鼓时，正是鲁尔河谷这一隅先为普鲁士、后为德意志帝国供应了野战炮、坦克、炮弹和战舰装甲钢板。此地的人们以实物为豪，证据在厂内处处可见。工厂的一条通道边，立着一座矮墩墩的19世纪铁制鼓风炉，人们把它当作纪念碑，文字说明：鼓风炉运自英格兰。附近，有块纪念当地一位工程师的牌匾。
2004年6月，一个温暖明媚的下午，赫尔德区看上去安宁、平静，显然已不再是鲁尔地区跳动的心脏了。阿尔佛来德•特拉宾(Alfred Trappen)街上，一家冰淇淋店外，几个人坐在阳光下，用长长的调羹挖食着圣代冰淇淋。街道不远处，有一家齐曼纺织品(Zeeman Textiel)折扣店，店门外，妇女们在网格篮里翻找，仔细打量着0.99欧元一件的T恤衫。折扣店附近，三家日光浴室、一家纹身馆一字排开。纹身馆的广告说，能把“爱”、“富”、“康”三个汉字纹在顾客身上。不过，日光浴室和纹身馆都关门了。
钢铁厂没了，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来就是要了解此事。不过，我不会讲德语，倒成了个障碍。想拜访当地官员，他们又不愿谈。与街上的人搭讪，这些人觉得我的问题意思不大。我去了路德教会，按传单上的名字一一给五位牧师打电话，约他们喝杯咖啡聊聊。马丁·蓬塞(Martin Pense)神父很忙，克劳斯·沃尔特曼(Klaus Wortmann)神父出城了，伯尔恩·怀斯巴赫-拉迈(Bern Weissbach-Lamay)神父没接电话，安格拉·迪克(Angela Dicke)嬷嬷很乐意帮忙，不过今天放假，很抱歉。轻声细语的斯温·弗罗里希(Sven Frohlich)神父倒愿意电话上聊几分钟。
弗罗里希神父说，钢厂消亡是竞争力丧失所致，厄运来得慢，却不可避免。90年代初，生产效率高的韩国钢铁厂就开始在全球削价抢生意，赫尔德区的钢铁工人却强烈要求实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接着，东西德统一，迫使政府提高税收，拖了整体经济活动的后腿，给赫尔德区造成了沉重打击。到90年代中期，赫尔德钢铁厂最终何去何从，成了辩论话题。一开始，管理层做出惯有的反应：讨论与某家竞争对手合并，实现经营增效，成本缩减，提高竞争力。到2000年时，全球钢铁价格陷入低谷，一切有关拯救的言谈都烟消云散，似乎无能为力了。
弗罗里希神父说，数千钢铁工人失去工作，路德教会的教团也迁走了，社区并不贫穷，却陷入了一种麻木状态。教会采取措施，竭力吸引年轻人参加各种社区活动(这一点从教会的通讯中就可以看出)，年轻人似乎感觉不到宗教的吸引力。“我们迷失了自我，”弗罗里希神父说。“这可是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却被拿走的。找回这种东西可能需要10年以上。”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 金奇(James Kynge)
(来源：FT中文网-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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