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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北大赛瑟论坛上，保监会主席吴定富透露，国务院已允许保险公司购汇进行境外投资。而不久前，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高西庆也向外界表示，社保基金的海外投资也将启动。这意味着以社保基金和保险资金为先锋的境外投资体系将浮出水面。央行13日发布的调整6项外汇管理政策的公告将会大大加快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步伐。
联想到年初外管局宣布今年将取消企业境外投资用汇的额度限制。毫无疑问，中国
正向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最重要的投资母国角色迈进肯定是潮流性的趋势。
一般认为，这是中国优化外汇储备，平衡全球贸易的一种策略：我们必须通过花钱才能洗掉“重商主义者”的标签，要控制外汇储备，因为这会带来更大的持有成本和造成对我国货币政策更大程度的干扰(外汇占款对M2指标的冲击)。
这种流行的观点尽管非常合理，但它的解释因素是浅层的。实际上，让中国企业大手笔跨国购买的驱动力并不仅是企业的雄心和眼光，造成中国向投资母国迈进的根本性因素并不仅是一种国家策略,而是一种经济体结构性矛盾带来的压迫力。确证这一点，可以用增加值率来体现。增加值就是经济体内的总产出减去生产环节的中间投入部分。增加值率就是用增加值除以总产出，它是度量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综合指标，也是经济体最重要的质量指标之一。
或许可以以国际比较的视野来分析。我国近些年的增加值率，1981年是0.4808，1997年是0.3788,2000年为0.3586，2005年的数字可能在0.33左右。当然必须承认，在一个高速工业化的阶段，产能扩大和源源不断的低廉劳动力供应(也许还包括汇率因素，不过汇率并不是那么重要)，带来的中间投入的要素回报和贡献系数降低(尤其是后者是支持增加值率上升的关键因素)，是增加值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因素。但如此大幅度下降还是很能说明问题。拿增加值率较低的英国来说，它的增加值率虽然一般，但还是相当稳定，至少说明它的经济质量从来没有恶化，从1982年-2002年一直都在0.459-0.467之间浮动。而美国、俄罗斯甚至经济长期不振的日本的增加值率都基本稳定在0.55的水平。两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和巴西，近两年来，它们的增加值率都比较稳定。
敏感外资似乎已对经济体质量的变化有所体悟。FDI除了强化对一些垄断领域(牌照或资源型)的大规模财务股权投资以外，已放弃了对一些过去青睐的产业领域的布局。原因并不是它们目前在这些领域遭到国内资本强烈竞争，比如轿车、家用电器、电子和洗涤行业。而是因为它们认为中国经济体的总体质量并不能支持这些领域的长期的价值实现。
于是，我国在1991年-1997年的FDI资本形成率(即FDI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高达12.3%(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6.1%)。现在中国的数字仅为8.2%，低于发展中国家的10.5%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东欧转轨国家的19.1%的平均水平。这种经济体质量变化的气息，中国企业也感受到了。于是1999年-2004年，中国对外投资的年均增长率都处于42.3%的增长高位。根据这个速率，估计到2010年，我国年均境外投资额将高达200亿美元。
因为经济体结构性问题所造成的驱动，因为简单的成本-收益生存法则导致的境外投资运动，必定会成为燎原之势。中国企业通过收购、技术消化，参与和推动全球服务外包体系来达到逃避本国经济体质量变化、调动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目的。这是一个趋势，更是一个挑战。
成为全球投资母国的角色并不轻松，想一想1980年代的日本，一个政府控制型的社会在成为全球投资母国的过程中犯下了大错，大量的无效境外投资和项目收购，造成了银行坏账和企业治理失控。而要避免日本的命运，则需要在推动中国成为投资母国的角色基础上，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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