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高福利下的创新冲动

　　本报记者 王颖

　　赫尔辛基、广州报道

　　“保持知识资产的持续增长和科技领先地位，是芬兰惟一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芬兰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Jussi Mustonen博士告诉记者，即使在199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 芬兰政府也没有减少对科技研发的投入。

　　1917年独立的芬兰，是一个历史上“饱受威胁的国家”(瑞典外交家和历史学家克里斯特·瓦赫拜克之评价)。二战前以小农经济为主，工业基础薄弱；战后承受强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以及巨额债务负担。从1990年代开始，仿佛凤凰涅槃，芬兰重生为充满创造力的高科技强国。

　　大萧条成转型契机

　　199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成了芬兰改变产业结构的契机，戏剧性地结束了芬兰的去工业化进程。

　　在这场大萧条之前，芬兰一直以森林工业为主，并陷于钢铁、造船以及纺织服装行业的结构危机里。

　　当时的芬兰科技发展规划强调，科技发展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支持、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开发与合作。同时，集中优势，只发展能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重点领域，如电子通信、现代生物技术等。

　　芬兰的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次于瑞典和以色列，位列世界第三。据芬兰政府最新统计，在芬兰每年的研发投入中，政府投入保持在30%左右，企业占70%。政府还将重大科技发展项目纳入国家计划，与企业共同投资，成果归企业享用。

　　这是芬兰式的战略——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除发挥领导和协调职能外，还通过主管科技的下属专业机构将科技创新同国家科技发展规划联系起来。

　　芬兰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以产业经营发展需要为驱动。据统计，自芬兰产业结构转型以来，工业部门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每年增长15%-20%，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也在加强，近年来企业科技创新费用的10%来自政府。

　　隶属芬兰贸工部的国家技术开发中心是企业和研究机构开发重大科研和产品研制项目的资助者和促进者。该中心在芬兰各地设有14个经济开发中心，每年的服务对象有近3000家公司企业、50所高等院校和800多个研究机构。中心通过提供研发资金和专家服务的方式，鼓励和加快新产品的研制工作。这种强调产学研结合的资助机制有效使用有限的资金，促进了国家创新体系各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

　　高福利：创造力之福还是祸？

　　教育是芬兰可持续性创新的最重要基础之一。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称，芬兰保持2005年国家

竞争力第一的位置，主要在于其迅速适应新科技的发展，培育了一个创新的文化。

　　这个人口仅有530万的国家拥有21所大学，平均约每25万人拥有一所大学，65%的人可以进入综合性大学或高等技术学院学习，而大部分进入综合性大学的学生最后都获得了硕士学位。

　　教育经费在芬兰的国家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高达18%，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高素质为技术创新、技术吸收与应用创造了良性基础。据统计，芬兰公民教育水平高，掌握技术好，较熟悉经济事务，综合指标居北欧第一位。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雇员的工作效率提高了8%至18%，其交通和信息产业方面的劳动生产率已超过美国。

　　有这样高的教育水平，也与芬兰的高社会福利相关。芬兰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阶段都免学费，大学生还可以领到一定额度政府的补助。

　　芬兰是典型的高福利国家，在造就高素质人才的同时，也遭遇了高福利的尴尬。“有些学生更愿意呆在学校里，不愿毕业找工作。”一位芬兰人对本报记者说。

　　在高福利下激发国民的创新冲动，似乎不是容易的事情。“我觉得，正是因为没有了生存压力，芬兰人的创新才能更得以发挥。”Finnfacts工业联合会的Marianne　Huttunen女士对记者说，Linux软件系统的研发，便是在这种环境下的产物，而且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会有之后的大规模免费使用。

　　但芬兰国家技术局上海办事处的首席代表Jaani Heinonen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这的确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寻找一种平衡。芬兰政府在创新氛围的引导上做了相当多的工作。自身的传统、教育方式与政府引导已经让创新成为“芬兰人不断克服外部制约，创造美好生活的态度，而不仅是技术上的先进”。

　　步步推进国际化

　　对于芬兰而言，经济和智力资源毕竟有限，因此在保持科技研发高投入的政策下，芬兰也应时调整“科技强国”的战略。

　　2000年，芬兰发表的科技政策黄皮书指出，今后三年芬兰科技发展的最迫切问题是如何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知识与技术挑战”。为此，政府部门继续推动信息产业发展，进一步提高整体教育水平，增强全社会利用知识和研发成果的能力；加大对科研开发的投入，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进程，为芬兰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创造条件。

　　2004年11月，芬兰科学和技术政策理事会正式成立，由芬兰首相担任理事会主席，教育部长和贸工部长担任副主席，其成员包括芬兰各大部、科学院和科研机构、大学以及大公司的领导。该理事会在《芬兰科学和技术的国际化》白皮书中指明，在国际上扮演积极的角色并参与知识的创造和传播是最重要的，因此，芬兰的实力一方面要在全球化中通过国际合作认真发展，强化全民和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在国际交往中日益强调高质量网络和合作渠道的重要性。

　　Nokia是芬兰国际化的标志性起点。“Nokia对于芬兰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公司，而是改变芬兰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Jussi　Mustonen如是说，而电讯产业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也使得经济“快速国际化”得到了实现。

　　事实上，1990年代以前的芬兰对于与外国合作还非常排斥，尤其在一些基础性的项目上。但在经济大萧条以后的1993年初，由于自身的迅速发展，使芬兰解除了对外国股权的限制。1995年加入欧盟后，通过欧盟各种研究计划以及北欧合作等多种渠道，芬兰加强了国际科技合作，并帮助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寻找国际合作机会和伙伴。

　　由于芬兰本身市场狭小，企业的市场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同等重要。芬兰政府和公司企业共同参股的芬兰贸促会，以商业服务形式向企业提供服务的机构，在世界34个国家和地区设有51个出口中心，密切跟踪所在地区和国家的市场变化，寻找合作伙伴和新的市场。

　　从芬兰看中国创新之路

　　对于中国，芬兰显示出极大的合作热情。芬兰国家技术局是面向研发的主要公共资助组织，也是芬兰两个最大研究基金组织之一，主要资助工业项目以及科研机构项目，尤其是高风险的创新项目。国家技术局也负责国际科技合作，近三年间已经相继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了办事处。

　　2005年9月12日，芬华创新中心公司在浦东张江，由芬兰总理万哈宁、上海市副市长唐登杰为中心揭牌。芬华创新中心的任务是为芬兰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咨询和服务，帮助他们同中国的有关部门及工商界建立联系和合作网络。去年5月进行试营运，已有8家芬兰企业和6家组织入驻，预计今年秋季将全部投入使用。

　　由于历史原因，芬兰在1879年才实现了完全的自由贸易，政府仍然在许多部门保留着重要角色，并在日后不断加强。不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芬兰自身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的角色正在减弱。从1950年代起，政府股东以一种缓慢而自然的方式陆续卖掉所持股份，对于经济事务的干预也趋向弱化。

　　从政府角色来说，芬兰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对于中国政府力量强大的现实状况，这种政府主导的国家创新战略实施，也许比较美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更值得借鉴。

　　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看到了这一点，并号召学习芬兰经验。2005年9月13至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率团访问芬兰，代表中国科学院与芬兰科学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在进行系统研究后，总结出《芬兰国家创新体系及对我国的有益启示》的专题报告：中国应当走自主创新道路，发展高技术并用其改造传统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