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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松璐 综合报道
禽流感就像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很多公司需要制定一套应急计划，从而保证万一雇员染病后，公司各项业务能正常运转，但在此过程中，公司会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从更深的情感和道德层面也会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当抗病毒药物——“达菲(Tamiflu)”依然供不应求的时候。
矛盾在于，公司对员工与股东的义务和对社会的责任间存在冲突。储存了“达菲”的公司管理层需要考虑，如果禽流感在人群中大规模传播，应该如何平均分配药物；没有储存“达菲”的公司则要费心考虑是否需要“达菲”等问题。
宝洁公司拥有一个由4名医生组成的禽流感委员会，去年，宝洁询问公司的医生，是否应该为2.5万名亚洲员工储备抗禽流感药物达菲，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在争论中。
宝洁南亚地区的主管医生普雷尔卡(Shivanand Priolkar)质问：“如果我们有‘达菲’，但那些急需的公众却得不到，这是否合乎伦理？”他甚至担心如果人们知道公司有这种救命药，公司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受到人们的攻击。“我们一贯重视对公司业务所在地的社会责任。”普雷尔卡认为储存“达菲”“会减少社会的供应”。
宝洁因而考虑只在越南等边远地区建立“达菲”储备，因为那里的员工很难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公司还阐明了观点，如果当地缺少“达菲”，而公司又有存货，那么宝洁会和当地人民分享储存的“达菲”。
对一家公司而言，针对“达菲”问题作出的决策一般会是全球性的——虽然目前亚洲是禽流感最严重的地区，不过，如果病毒发生变异转而在人群中传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难以幸免。“控制流行病是个全球范围的问题。”普雷尔卡这样说。
如果说禽流感应急计划能令公司和社会发生对立，那么在一个行业，甚至一家公司内部也可能会引起对立情绪。包括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 &Co.)在内一些将亚洲总部设在香港的金融公司，也已经建立了联合工作组，公开分享信息，如定期公布注射流感疫苗、远程办公故障维修和购买“达菲”等有关的公司政策，这是为了防止员工拿不同公司的内部措施进行比较。
一家华尔街银行的行政主管觉得，当最初想到储备“达菲”时，人们会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仔细考虑一下，如何决定谁应该得到它呢？这里有一个公平性的问题。
罗氏公司的发言人赫利(Terence Hurley)表示，没有公司从罗氏直接订购“达菲”，它们都是通过分销商或按市场价从本地药店购得。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Cathay Pacific Airways Ltd.，下称“国泰航空”)有一些“达菲”库存，并还在继续订购，预计将在本月交货。公司驻香港应急规划部经理肯特(RobertKent)说，注射常规流感疫苗会包括员工家庭成员，但公司这次对“达菲”的供应将首先为员工保留，公司已经决定，在员工中最需要的人会最先得到，直至药物用完，这其中没有尊卑次序。
另外，一旦发生疫情，也不能确保在员工中广泛使用“达菲”一定有效。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最近的一篇文章，越南有两名禽流感患者接受“达菲”治疗后产生了抗药性，最终没能保住生命。
罗氏曾表示，正在进行动物实验，判断是否需要提高剂量。许多公司态度谨慎，设计教育课程来控制员工的焦虑情绪，这些课程包括向员工传授禽流感的知识，鼓励工作场所保持卫生和注射普通流感疫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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