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对中国改革建议：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平衡增长

　　夏祖军 整理

　　中国在“十一五”时期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平衡增长是否可行，它能否带来预期收益以及通过怎样的政策才能重新实现经济的平衡增长。当前增长方式的影响

　　中国过去的高增长主要有两个特征：其一，这种增长是资本密集型的增长，需要靠 不断地增加储蓄和投资以保持工业拉动型的增长态势。其二，增长日益依赖资本的积累，而不是效率的提高或就业的增长。这种资本密集型和工业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产生了如下影响：

　　第一，由于工业部门的资本、能源和资源密集度高，工业在

中国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国高度依赖这些要素投入的一个主要因素。

　　第二，尽管GDP快速增长，但是城市就业的增长率却从1978至1993年间的年均5.4%下降到1993年至2004年间的2.7%，导致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就业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

　　第三，劳动生产率差距的迅速扩大，使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劳动生产率是决定人均收入的最重要因素，农民收入的增加受到了限制，必然导致城乡间差距日益加大。政府采取种粮补贴政策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政策的财政可持续性并不可行。而且，增加产量的激励政策可能会带动农产品价格下降，这违背了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重新平衡增长的政策建议

　　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方式将不适用中国，中国政府可采取加快平衡增长的政策，实现更加和谐的社会。有几项具体政策可供参考：

　　第一，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要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通过取消给能源和公用设施的补贴、增加对稀缺资源诸如水资源和石油资源的课税、构建土地交易市场进而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等形式。

　　第二，深化金融部门改革。政府和金融部门过去以优惠政策为基础设施和企业融资，这种做法压低了工业部门的资本价格，并推动了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通过进一步放开利率，实施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改革，突出市场利率的重要性，减少贷款发放中的行政干预措施，从而改善既要提高效率和创造城市就业，又要实现资本积累这两者间的平衡关系。

　　第三，健全国有企业分红政策，避免投资过度偏向国有企业。中国企业过去是典型的低水平支付红利的例子，国有企业不向作为大股东的国家支付任何红利，而利润基本上被企业用于再投资，由于缺少对这种再投资的论证和审视，造成投资的低效率。

　　第四，进一步放松户籍管理制度。近年来政府部分地放松了户籍管制，使得移居到城市相对容易了，然而，这种管制还可以进一步放宽。此外，改革财政体制可以激励城市为流动人口提供社会服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了农村的土地整理，从而能够更快地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最后，政府应该从投资性支出向消费性支出转变。实现政府投资支出向卫生和教育的转变，将会直接地减少国民储蓄率，不仅能够带动消费增长，而且会促进创建和谐型社会。鉴于当前政府投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接近10%，这种转变的范围很广。近年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中国在养老体制改革、提高财政可持续性、扩大社会安全网、农村

医疗保险以及界定政府在教育支出中的职责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因此，消除家庭在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支出的不确定性，可以降低家庭储蓄率，从而扩大消费。

　　中国如果实现向服务业转型的增长模式，同时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未来15至20年中是可以保持年均7%-8%的增长率的。但这需要降低投资需求(使投资占GDP的比重从55%下降到2025年的35%)，降低经济的资源密集程度，缩小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