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的香港苦斗 浮华盛景难以掩盖自身严重危机

　　文/宿景祥

　　今天在香港开幕的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是近年来WTO召开的规模最大的盛会。在11000多名与会人员之外，还引来了至少5000多名抗议活动者。但是，这种浮华盛景仍然难以掩盖WTO自身面临的严重危机。

　　WTO将在香港经历一番苦斗，从而也使人们在充满争辩、分歧和争执的对立中，更加清楚地辨别出WTO的局限性。

　　WTO是世界上仅次于联合国的第二大官僚机构，它的前身可以追溯至1947年成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秘书处。这个机构很特殊，以向各缔约方提供减让关税谈判的论坛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如果不再举行新的贸易谈判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法律依据。

　　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1995年GATT秘书处变作WTO，成为永久性国际经济机构。“乌拉圭回合”谈判，花费了8年的时间，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从理论上说，WTO的“正经工作”是监督执行“乌拉圭回合”的最后协议。但这一任务对WTO来说，实际上是力所不逮。为维护其合法性，WTO极力推动新一轮贸易谈判，于是有了“多哈回合”。

　　但时移势异，多边贸易谈判的方式已不合时宜。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众多发展中国家之间，关注的内容和目标远不一致。试图在短时间内，让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众多复杂的经济问题达成协议，本身就不切实际。

　　近年来，许多国际贸易专家都承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达成“乌拉圭回合”谈判协议已是严重失策。追根溯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成员，对谈判的内容并不真正了解。许多小国根本就没有懂得WTO规则的贸易问题专家。二是几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如印度、巴西等，当时都遭遇经济困难，急需获得国际经济机构的资金。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处在不利的地位。

　　至于WTO规则的许多内容，其不合理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因为WTO基本上沿袭了GATT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大多是发达国家之间，尤其是美、欧之间“争辩”的结果。冷战时期，GATT曾增设了一些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的条款，以吸引后者，特别是东欧国家加入。但按照WTO的规则，发展中国家以往享有的优惠被取消了，实际贸易条件大幅恶化。

　　WTO体制的特点是涵盖的范围更大，不再局限于关税的减让，而越来越关注各国的贸易政策、服务业和

知识产权等领域。此外，WTO倾向于普遍性，要求所有成员共同遵守其规则，这对发展中国家很不利。譬如在农业领域，WTO一方面允许发达国家补贴农业，另一方面却要求发展中国家降低农产品关税，使农业部门进一步自由化。由于外国便宜的农产品大量涌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收入锐减，生活难以为继。

　　在工业品方面，历史上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都曾经有过对本国的工业实施保护的阶段。但现在的WTO规则却要求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同时，WTO还近乎苛刻地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高昂的专利费，近乎切断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的道路。

　　不过，由于发达国家控制着WTO的秘书处，在2001年“多哈回合”启动时，许多议题还是被列入了议程。而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1990年代东亚和拉美接连发生金融危机，与贸易条件恶化有很大关系。

　　于是，在2003年坎昆会议上，一些发展中成员的代表提出动议，要求改革WTO，以使发展中国家在WTO内取得某种“特许权”或“豁免权”，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发达国家集团不仅无心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反而试图将WTO引向一些更尖锐、更敏感的问题上。结果，由巴西等领衔的发展中国家集团拒绝继续讨论，并“封杀”了发达国家提出的一些动议，致使会议彻底失败，也给“多哈回合”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坎昆会议”既暴露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矛盾的尖锐性，也暴露出WTO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坎昆会议”后，双方很少再有认真的争辩。一些发展中国家代表明确表示，在发达国家作出重大让步之前，发展中国家不应再做出任何新的承诺。

　　“香港会议”如果再次无果而终，不仅将宣告“多哈回合”失败，WTO自身的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从而动摇现行国际贸易体系。鉴于后果的严重性，这次会议应当能够达成一些妥协，让“多哈回合”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