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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侯利红 发自北京
每天早晨7点，大卫·杨(David R.Young)会准时起床。喝点橘子汁、咖啡，再吃几片烤面包之后，他就驾车赶往公司，8点之前他必须走进办公室。
他有些顽皮地眨眨眼睛，“否则，我就迟到啦。”
8点至9点30分，这一个半小时是牛津分析公司每天雷打不动的早会时间。15至20名公司顶尖管理人员、一些高级教授及高级职员将在会议室里围桌而坐。他们把全球分成北美、亚洲、中东、非洲等8个大的区域(组)，首先要对这8个区域中过去24个小时内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进行筛选。
“关键是对任何一个区域中发生的成千上万个事件如何甄别其重要性”，大卫·杨称自己每天都会陷落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我们必须有一双慧眼”，先要从这些事件中先筛选出上百个比较重要的，经过讨论，最终形成初步意见，保留20~30个“ideas”。随后，把这些“选题”分配给各个专家，最终形成针对8个区域的8个报告，每个大约1000 字。
之后，大卫·杨一天的生活就在会议和电话交流中度过。
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现牛津分析公司总裁大卫·杨，目前领导着世界各国1000多名资深学者和顶级研究人员。这个含金量最高的专家网络每天都能就当日全球最为重要、敏感的问题提供公正和权威的分析。他的客户非常特殊。“牛津分析”成为45个国家政府和150位跨国巨头总裁每天必读的“红头文件”。
“如何最有效地用智力资本赚钱，我深谙此道。”大卫·杨说自己最为得意的是亲手打造了一个全球“聪明老家伙的网络”(International Old Boys)。
“老家伙网络”
1970~1973年间，大卫·杨在尼克松总统任职期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此前，他是华尔街的律师。1973年后，他回到了曾经任职的牛津大学，继续他的“传道解惑”及学术生涯。
不过，因为“一定要把世界上学术界最聪明智慧的大脑与世界上最高层的领袖进行对接”，牛津校园中安静温柔的小道、青翠柔软的草地和处处优美的哥德式尖塔建筑都不能让大卫·杨的心灵得到平静。
两年之后，1975年，大卫·杨创办了牛津分析公司。
“万事开头难”。那个时候的大卫·杨只能“就地取材”，通过“近水楼台”关系将牛津大学内10个教授拉拢在身边成为他的专家资源库。
大卫·杨的野心当然不局限在仅仅和牛津大学的同事们结盟，他要的是“天下智慧皆为我所用”。这一点如何做到？大卫·杨想到了“通过朋友找朋友”的“环环相扣”方式。
比如，要对印度尼西亚的全局进行宏观把握和分析，就必须找当地专家最为适宜，而此时大卫·杨对印尼专家却一个也不认识。
“不怕，我让牛津的老哥们找他们的老哥们，一个一个串联起来就一定能找到。”大卫·杨对自己想出的这个妙招颇为得意。当然，被大卫·杨“收进”他专家库的人绝非泛泛之辈，值得付出很高薪水；而一旦成为牛津分析的顾问，此人也必将身价大增。
正是依靠“哥们找哥们”的创意，从1975年起步时只有10人的小队伍，到1984年牛津分析专家库已经拥有300人，而发展到今天，牛津分析的“聪明老家伙网络”已经远远超过1000人。
“联合国也是我的客户”
“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面对今天的成就，大卫·杨非常欣慰，因为自己当初创办牛津分析公司时“把全球学术界最聪明智慧的大脑与世界上最高层的领袖进行对接”的初衷已经实现。
今天，包括美国、英国、中国等在内的45个国家政府首脑都是“牛津分析”的读者。而全球几乎所有大型国际公共机构，包括联合国、欧盟、大西洋公约组织、世界银行等每天都必读“牛津分析”。150个大型跨国公司中,包括荷兰壳牌集团、美国美孚公司、高盛、摩根士丹利甚至本就是国际著名管理咨询机构的迈肯锡等，也必须借助“牛津分析”来制定发展战略，在面临问题时以“牛津分析”作参照进行策略抉择。
1996年，中国正式成为牛津分析公司的客户，国家信息中心独家代理并进行翻译整理，最终送到国家领导人和各个部委负责人手中。
“中国发展很快，但在‘走出去’前必须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同时中国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大卫·杨说。
在大卫·杨看来，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必须“跳出小我看世界”，只有对宏观全局有了清晰把握，才能做出真正最优决策。而他的“牛津分析”——即牛津分析公司提供的核心信息产品，就是帮助客户更清晰地了解世界和自己所处环境。
他举例说，比如壳牌公司想在印度尼西亚拓展市场，壳牌当然拥有自己的资深专家，也会专门前去进行实地调查并写出详尽的分析报告，但相对而言，它的报告就比较微观。这个时候，壳牌就会仔细阅读牛津分析，从而对印尼当地的政局、市场、相关行业的经营状况等各个方面有一个彻底的了解。在比较两份针对印尼市场的分析报告之后，壳牌才会作出慎重的决策。
“谁也别想收买我”
“我的公司必须具备客观、诚信、真实三大品质，它必须保持独立，所以谁也别想收买我。”大卫·杨是微笑说，但态度却非常绝决。“牛津分析不能被任何财阀集团或个人操纵，因为我不想我的公司被吃掉。”
他告诉记者，牛津分析自面世以来，就以研究面宽、分析深刻、立场公正、观点权威几大特点而成为全球范围的信息权威。但是，一旦被收购，丧失了独立性，就难免会为利益集团左右。
目前，牛津分析公司的专家70%来自世界各国的知名大学教授，20%是专业研究人员，还有10%是独立咨询公司的高层；但没有一个是某个政府的在任官员或者顾问。
据大卫·杨的朋友美国松林集团董事总经理李晓林介绍，早几年，《南华早报》、《纽约时报》等很多大型出版集团及其他大的风险投资商都很想收购或参股牛津分析公司，均被大卫·杨断然拒绝。
“大卫·杨做得很对。”李晓林表示，“牛津分析”最小的研究单位就是国家，它对全球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给予分析。比如“9·11事件”发生后，牛津分析会立即作出反应，对其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进行全面剖析，如果被利益集团操纵，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就值得怀疑；一旦被收购后即使是大卫·杨本人的观点，也未必值得信任。
“‘9·11’发生之后，大卫·杨家中的电话几乎变成了热线，24小时不断。”李晓林笑着说,之所以出现这一火爆场景，正是因为大卫·杨和他的“牛津分析”保持了绝对独立和客观，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人才会期望能从他那里得到权威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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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智者
12月5日下午，当记者初次见到这位69岁的老人时，在心中偷偷将他定义为“慈祥的圣诞老人”，因为当记者问他能否在演讲后给予一点时间专访时，他立即微笑着回答“再长时间也没问题”。
然而，在聆听他神采飞扬地演讲《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时，记者却推翻了几分钟前自己的想法，他更应该被定义为“一位真正的智者”。
大卫·杨最享受的美好时光是和家人在一起，但是因为牛津分析的员工网络遍及全球，他一年中有1/4的时间都是“在外流浪”，很多时候一个月中，半个月时间在美国、半个月时间在伦敦。
大卫·杨喜欢旅游，“因为我喜欢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喜欢爵士乐，“我自己也会用民族乐器演奏爵士乐呢”。不过，如此繁忙的他，怎么会有时间前去旅游享受爵士乐？
“我最会忙里偷闲。”说到这里，大卫·杨哈哈大笑。他告诉记者，这次来京之前是先去的上海，在结束忙碌的一天之后，他还是“溜”到上海酒吧里去欣赏了一会爵士乐。
在北京，他同样使出了“见缝插针”这一招。
“大卫·杨特别喜欢故宫。”李晓林讲述了一个“大卫和故宫”的故事。
截至目前，大卫共来过北京两次，两次的行程安排都极其紧张，但是两次他都一定要抽出时间去游览故宫。
一次是从一个会场赶往北京饭店去参加另一个会议，中间有1个小时空闲。因为大卫·杨的执著，李晓林开车将他送到中门进入，然后在午门雇好人力三轮车等着他。他准时提前15分钟出来，三轮车夫立即拉着他飞速赶往北京饭店。5日这天午餐结束后，离下午3点的演讲还有2个小时，大卫·杨拒绝了回饭店休息的建议，再次赶去故宫参观。
“他有持久不衰的激情。”李晓林如此评价说，他的这份激情保持了30年而不褪色，“我任何时候见到他，他都在热情洋溢地进行自我推销。”(侯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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