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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伊格内休斯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某一天，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在和一位阿拉伯朋友聊天时说到，在旅居法国多年之后，他准备搬回美国去住了。“美国已经找到了处理种族矛盾这个魔鬼的办法，”鲍德温向他在圣保罗-德-芳斯的邻居、叙利亚商人西达瓦说。在法国，在欧洲，人们假装种族矛盾并不存在，可是“总有一天他会爆发的。”鲍德温说。
这两个方面鲍德温都说对了。1960年代，美国在许多城镇因种族冲突被焚烧后，开始寻找解决困扰着它“原罪”的途径。始终没有开始走种族融合这条道路的法国，现在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居住着许多黑人和棕色人移民的巴黎贫困郊区被烈火围困着。至8日早晨，骚乱已经波及到300个城镇，无可奈何的法国政府只好借助1955年的一部《国家紧急状态法》实施宵禁。
《下次的烈火》正好是鲍德温给自己1963年著的一本关于种族问题的书所起的一个有先见之明的名字。如他所料，烈火果然来了。我们这一代美国人都能回忆起瓦茨区和纽瓦克的骚乱，更不用说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在华盛顿爆发的愤怒。这是烈火的审判，它改变了美国。即便有诸如乔治·华莱士这样的歧视黑人的政治家继续散布仇恨的种子，但美国全国上下已经达成共识：迫切地需要给这些在街上投掷莫洛托夫燃烧瓶的愤怒的黑人青年提供真正的机会。尽管接下来，在法院命令之下执行“肯定性行动”的日子，对白人和黑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但是它改变了美国的外貌和内心。
虽然对黑人奴隶的罪恶是永远也无法完全赎赦的，但今天的美国和我儿时的美国已经判若两然。非裔美国人在国家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跨国公司的总裁，电视电影明星，还是政府政党的首脑，都有黑人的一席之地。像一个正在从毒瘾中康复的病人，我们每天都要克服新的种族问题，但是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
法国几乎还没有迈出一步。过去两周的事件告诉我们，鲍德温曾预见的“审判日”或许终于来到了。过去的14天里，有超过5000辆车被焚烧，超过70名警察和30名消防队员负伤。面对强硬的内务部长萨尔科齐要用高压水龙头清洗“垃圾”的恐吓，愤怒的年轻人没有退缩；可他们也没有被温和的德维尔潘首相希望和解的号召说服。实际上，这两个政治家的内斗削弱了他们“双簧”的可信度，使情况变得更加严峻。
从美国的例子上，法国人可以看到面前的路是艰巨和漫长的。走这条路的第一步，是需要法国社会从否认现实的心态里走出来。每一个普通的法国(白)人都坚信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传统，甚至痴迷到以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洋溢着这些美德。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法国人引以为豪的择优教育系统，或者说是一个培养精英的应试古拉格，其实是一个既得精英们的游戏。他们明白，哪些学校是子弟可以飞黄腾达的捷径，哪些考试辅导班应付高考效果卓著。今天，法国拥有一个几乎是倒置的“肯定性行动”，一个所谓的平等制度确保着不平等的结果。
我在法国生活过多年，一年前才回到美国。法国人在种族隔阂问题前的无能一直使我惊讶。在上流社会，你根本看不到黑人和棕色人的面孔，国会里没有，电视上没有，商业领袖里没有，甚至平面媒体里也没有。几十年来，法国观察家就一直警告着把非洲和阿拉伯移民“储存”在郊区的危险，可是法国人一直拒绝采取“肯定性行动”来改善情况。这个国家对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担忧掩盖了郊区的死气和忧郁中更直接的危险。
11月7日，法国的《世界报》在社论中回忆起1995年还是巴黎市长的希拉克发出的警告：如果郊区的贫困青年找不到工作，他们最终将会揭竿而起！他是多么正确啊。希拉克和法国许多有头脑的人一样，都预见了危机的来临，却又都没有行动。现在是该他们行动的时候了，如鲍德温所言：“水已尽，来日是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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