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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刘波 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北京报道
特拉维夫是一座滨海的新兴城市，和古朴的耶路撒冷相比，这里有更多的现代气息。在市中心的商业区有两幢三角形和圆形的摩天大楼。以色列Infinity风险投资公司执行董事Amir Gal-Or的办公室位于三角形大楼的42层，中文名字叫做高哲铭。
站在可以远眺地中海的办公室窗前，高哲铭指着楼下的另一栋建筑说，“在那边的地下是另一个世界，是我原来工作的地方。”他笑着说，那里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空军基地。
在以色列，能够操作高度精密战机设备的飞行员们被认为是社会精英，本报记者遇到的许多风险投资经理都和空军有渊源。“因为驾驶战机的技术含量非常高，而且飞行是需要冒险的，需要随机应变，这一切都是操作风险投资所必需的。”高哲铭说。
Yozma计划的成果
由飞行员引领的以色列风险投资业自然也有睥睨世界的气概。总资本超过100亿美元的以色列风险投资业在全球规模仅次于美国，已经成为以色列国民经济的核心特色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之一。
以色列风险投资协会主席Assaf Harel说，尽管以色列一直都拥有发达的军用和民用研发水平，但风险投资的起步还是1993年的事情，当时以色列政府启动了Yozma计划，将风险投资作为以色列的一个战略方向。
提到以政府大力支持风险投资业的原因，Harel说，以色列基本没有自然资源，而且和邻国之间的商贸往来也非常有限。因此，以色列政府意识到，为了提高贸易和出口，只能利用已有的资源，这主要就是高水平的教育和熟练的劳动力。
在Yozma计划的第一批基金成功后，新的资金源源流入。在12年后的今天，在以色列共有大约80家风险投资公司在运作，投资于超过1000家创业公司中。很多创业公司都成功进行了IPO，目前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有70家以色列公司，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以色列大型风险投资公司的平均资产规模，也从1993年的2000万美元提高到今天的2.5亿美元，而且它们完全投资于从事科技创新的创业公司中。
Shellcase中国试水
高哲铭所在的Infinity风险投资公司是以色列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投资公司之一。Infinity目前管理着 2.5亿美元的资金，对约45家公司进行投资。近期Infinity业绩良好，它所投资的两家公司都实行了非常成功的退出机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Shopping.com公司以6.2亿美元的价格被eBay收购，Native Network公司以5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阿尔卡特。Infinity都通过在其中所拥有的股份获得相应的收益。
然而有着飞行员眼光的高哲铭并不仅局限于对欧美的投资，他的战略也朝向东方，并成为以色列风险投资进军中国的第一个试水者。“我已经关注中国市场好几年了，在做出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决定之前，我进行了长时间研究。”他说。
在此过程中起牵线作用的是高哲铭的弟弟Gilad。Gilad在中国待了7年，以前是Camtek公司的亚洲部经理，现在是一家中国高科技公司的经理。
在进军大陆之前，2002年Infinity先开始了和台湾精材科技(Xintec)公司的合作，转让Infinity旗下的Shellcase公司的高科技包装业务。Shellcase的总部位于耶路撒冷，主营数码消费品和电信基础设施市场的干胶片包装业务。
高哲铭认为台湾未来的主要销售市场将以大陆为主，Shellcase的新技术在中国大陆更有前途。因此Infinity开始把Shellcase的生产从以色列转移到中国的进程，将生产工厂从耶路撒冷迁移到苏州工业园。“研发中心将留在耶路撒冷，制造将在苏州进行。”高哲铭说。
他认为，现在很多摄像机的生产在日本和韩国进行，正准备转向中国，因为中国有比较低的制造成本。这预示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因为Shellcase的一个重要业务是为摄像机提供包装，在中国的科技更先进，可以进行一次性包装。他认为这将成为一个很好的先例，即在中国投资建立新技术公司，利用中国的广阔市场，从中发掘更多的机会。他透露，在苏州的公司将于今年11月开始正式生产。
00001号营业执照
更重要的是，高哲铭成为将风险投资这种公司和经营模式引进中国的第一位以色列人。Infinity和其控股公司IDB已经与另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CSVC)在苏州合作建立了一个总资产达7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经营目标是支持那些希望和中国合作的以色列公司。苏州工业园区也是其合作者之一。这是在中国注册的第一家风险投资基金，今年4月份由中国政府颁发了营业执照。高哲铭向记者出示了这份编码为00001的营业执照。
以方由IDB和Infinity各出资50%，IDB控股公司是以色列最大的控股公司，也是Infinity公司最大的投资者，它通过Clal产业与投资公司对Infinity进行投资，而Infinity则对Clal公司下属的20多家科技公司进行管理。
高哲铭说，这将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基金投资。过去其他的基金都是离岸(Offshore)的，是在海外投资于中国企业的间接投资。
他透露，中以合作的这一基金已经投资了数百万美元于上海的宽带连接设备制造商Bianatech，该公司和以色列公司有密切的合作。中以基金还准备投资数百万美元于一个试图打入中国市场的以色列电信公司，但他们没有透露该公司的名称。
“我们目睹了中国市场的增长，但以色列公司对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它们大多都把力量集中在美国市场。我们努力在中国发展强大的团队关系，并在中国发挥以色列的实力。”高哲铭说。
但他认为中以合作仍然存在挑战，地理距离、文化差异和中国立法的变化、行政申请和批准程序的缓慢、中国的公司法中所规定的股东退出机制不够完善，税收规则不明晰和操作性不强等都可能产生问题。
高哲铭还和前以色列电视1台的新闻编辑Yael Einav创立了一个新公司China Highway，促进中以公司的双边贸易。Einav的中文名字是“耶利亚”，担任这个新公司的CEO。耶利亚告诉记者，China Highway将为在中国经商的经理、机构和公司做准备，帮助以色列公司在中国找到合适的投资行业和领域。
耶利亚说，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她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取得了中国研究的硕士学位，1988年开始到中国旅行，从那时起就带着许多以色列商业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指导它们如何打入中国市场。她认为，以色列人应当更多理解中国的商业文化，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中国人那么有耐性。
Vertex的中国机会
另一个进军中国的是Vertex公司。它在特拉维夫的总部里，装饰有着东方风格的壁橱和插花，还备有中国式的绿茶。在窗子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公司成员于2002年在中国举办年会时在长城上的合影。
Vertex是一个大型跨国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进行的是间接投资。Vertex于2003年9月投资中芯国际200万美元，Vertex主席Yoram Oron称，“除了财政上的潜力外，这一投资将能够扩展Vertex在中国的联系网络，同时为Vertex的半导体成员公司提供制造服务的机会。”
Vertex的合伙人Emanuel Timor告诉记者，他们在亚洲的主要合作对象是新加坡、日本和中国，中国未来可能成为超过美、欧的市场。“通过Vertex新加坡分公司的合作在中国扩展关系，这将能在中以之间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他说。
已经在中国开设代表处的以色列斯高帕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Scopus)，其主要投资人之一就是Vertex。该公司中国及东亚地区副总裁米奇·穆辛斯基(Mickey Mushinsky)在北京对记者说，他们于2001年在北京建立了代表处，这是除美国之外他们开设的另一个主要海外代表处。斯高帕斯的主要产品是数字电视技术，今年1月他们和河北省广电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省级数字化SDH微波网络系统。穆辛斯基说，目前对中国的出口占斯高帕斯出口的10%-20%，而在2015年之前中国将有可能全面实行电视数字化，这对斯高帕斯意味着更大的机会。另外，以色列Bamboo公司也表示对中国市场非常有兴趣，希望能够在中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电视屏幕商合作公司。
国有经济转型的以色列经验
一个曾有着很大比例的国有成分的经济体，如何改革来提高效率，并解决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一个国防工业非常发达的经济体，如何促使国防上的优势最大规模地转为民用？这些是以色列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不同地方的其他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两位以色列著名的经济学家：以色列财政部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Michael Sarel博士和Arison商学院院长Oded Sarig教授。
《21世纪》：以色列的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在世界各国中一直都是相当高的，对于以色列这个经济体来说，这产生了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如何更好地将其和民用产业结合？
Sarel：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以色列的国防开支甚至超过了GDP的20%，而在此之后就大大降低了，在2004年的比例是GDP的8.4%，我们希望这一较低的比例能够继续。国防工业在过去许多年里对于民用工业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在高科技方面，很多国防工业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为高科技民用产业提供了业界的领军人物。所以高国防开支的影响并非纯属负面。现在国防工业企业很多可以自负盈亏，并不占有很多财政资金，另有一些工业也正处在私有化进程当中。当然那些敏感的国防产业，如飞机制造和军工厂还继续保留国有。
Sarig：过去以色列有着非常高的国防开支。因为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原因，虽然现在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依然较高，但已不再和美国或者欧洲的水平一样高那么多了。所以我们过去为安全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但今天这一代价已经减少。
在国防中发展起来的科技对以色列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为了在军事科技上领先，你需要变得有创造力，不同凡响。这种创造力和革新力影响了以色列人的心理状况，这造成的影响远大于任何具体的科技成果。
《21世纪》：以色列的国有企业状况如何？在经历何种改革？
Sarel：国有经济占以的比例最高时大约为20%。国有企业很多是垄断的，如电力、水、电信等公司，它们都是自然垄断行业。但在以色列，这一垄断的特点是，垄断所得的超额利润不进入政府或者公共事业，而是其中工作的工人受益。他们享有比一般的国家公务员要高的工资。因为不存在竞争，效率也比较低。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因为他们的垄断地位还是相当强大的，一些工厂可以切断水电的供应，这就需要政府政策的相对强硬来解决这些问题。
过去几年的策略是打破垄断，引进竞争，在港口、电信等领域是非常成功的。政府和工会进行了斗争，或者和他们达成了妥协。现在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有4～5家相互竞争的以色列公司，而唯一的一家固定电话公司在两个月前已经私有化。去年以色列两个大银行之一以色列银行也实现了私有化。
《21世纪》：以色列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是如何进行的？
Sarig：每种所有权的转变都是一个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有些企业长期以来处于政府管理之下，其中的职工已经不习惯市场运作，不愿意丢掉旧职业，也不能开始新职业。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财政问题，而其实这更是一个传统的问题。因为以色列过去是一个农业国，有着农业传统的影响。
那些总是保持自己的生活而已经习惯政府模式的人，政府的预算曾经是可以依靠的，但现在他们就要考虑到自己的独立生活问题。以色列航空公司过去30%的乘客都是政府的员工，这就是以航被认为服务比较差的原因。现在由于刚刚实行私有化，已经在向服务导向方向转变，机票价格也更加有竞争力了。
私有化中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出售都是以色列国内公司购买的。但这不是精心设计的结果，而是根据市场规律，出价最高者得之。主要的形式是通过公开竞价或者拍卖。但是对于有些公司会有限制，如电话公司，因为它们在以色列有基础设施，所以法律会规定某些资产属于不可出售的范围。
同时这一过程还要考虑公平性，要保证企业雇员们原先的福利仍然能够保留，例如不影响他们的养老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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