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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撰稿：本报特派记者 刘波 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北京报道
在方程式的一端写上：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移民重压＋战乱频仍＋四邻交恶。
在方程式的另一端，你将得到什么？
以色列人不会做这样的运算，在做加法之前，他们先做代换。将“便捷内部交流”代入“国土狭小”，将“开发智慧潜力”代入“资源匮乏”，将“利用外脑优势”代入“移民重压”，将“领先国防科技”代入“战乱频仍”，将“远拓世界市场”代入“四邻交恶”。最后他们在另一端写上“创新经济”。
迄今为止，以色列经济是一场资源困境与全球化重压之下的“生存者游戏”，而以色列最终胜出的诀窍，是全球导向、革新精神和那种精雕细凿的劲头。
6月下旬，本报记者随同中国经济媒体访以代表团走访以色列，探寻在炮火与硝烟的掩盖之下，以色列悄然进行的这场创新经济革命的源头、路径和走向……
如果问现在的以色列政府中谁是总理沙龙之下的第二号实权人物，那无疑是副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如果问谁对中国有着最好的感情，那无疑也是奥尔默特。
6月20日，在耶路撒冷近郊历史悠久的Maale基布兹农场，奥尔默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对待中国客人的态度非常温和轻松，丝毫不显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作风。
这是因为奥尔默特和中国有着莫大的渊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犹太人为了摆脱沙俄压迫逃到哈尔滨，其中就包括他的祖父。他父母也在那里成长并接受教育，在他父亲于88岁高龄去世时，最后的话也是用汉语说的。去年6月奥尔默特访华时前往哈尔滨追念拜祭他埋葬在那里的祖父。
现年60岁的奥尔默特1973年成为以国会议员，1988-1990年任以政府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部长，1990-1992年任卫生部长，1993年11月当选耶路撒冷市长，直到2003年2月被沙龙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工业、贸易与劳工部长。他曾在希伯来大学学习心理学、哲学与法学。
《21世纪》：你如何评价中以两国的双边经贸现状？双方可以在哪些方面和领域加强合作，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或方案？
奥尔默特：去年以中两国的贸易额为21.6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已经达到了6亿美元。中国经济在一些领域是非常强势的，特别纺织品、化工等方面，这一状况也反映在我们双方的贸易中。同时，以色列也可以为中国提供许多东西，例如高科技产业、农业生态技术等，我相信都有很大的出口潜力，可以促进实现中以之间的贸易平衡。
我曾在去年底与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会见时谈到，以色列同中国的双边年贸易额可以达到50亿美元，而且这一目标可以在3到4年内实现。以色列已经把中国列为重点发展的4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21世纪》：以色列曾经经历过一个将本国巨大的国有经济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中国也面临着改革国有经济的问题，你认为以色列在上述历程中有哪些经验可以值得中国借鉴？
奥尔默特：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应该自主地选择。我只能说的，以色列现在实行的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进展，而且进程很快。根据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的进展，我们得出结论：判断中国是否能成为自由市场经济体的条件正在改善。我们很快将与中国开始正式谈判，并正式达成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框架。
《21世纪》：以色列有着非常强大的军事工业，而这一工业也在迅速朝着民用化的方向发展，推动民用工业。以政府采取什么措施促进这一进程？
奥尔默特：政府只是创造一种大体上的环境，以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让我们的工业来寻找自身的方向和生存的空间。
事实上，现代社会的经济形势对于军事工业的需求与从前相比已经减少。比如，在航空和水下运输方面，发展新型运输机和潜水艇需要非常高的科技，而这些科技在很多其他领域，包括民用产品的开发中也都是很重要的，并不局限于军事工业。以色列在信息技术方面有很强的实力，但军事领域已不再是这些技术应用的重点方面。
《21世纪》：风险投资在以色列高科技的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色列拥有的风险投资总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能否介绍一下以色列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做法？
奥尔默特：政府参加到风险投资市场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鼓励，以色列政府通过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为私有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资提供支持。政府和风险投资商很多时候其实是合作伙伴，他们看中的可能是同一家萌芽企业。
以色列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高科技产业之所以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建立的风险投资基金。政府的投资不仅刺激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且也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和私营资金。同时我们还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向创新科技的投资，对于超过1500万美元的投资企业原则上我们实行零关税政策，即不征收公司税和股息税，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
《21世纪》：去年6月你曾带领一个有着200多人的以色列工商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一交流是否为双方找到了一些经济机会？
奥尔默特：去年是我第一次到中国，那也是一次学习的过程，中国真的让我很着迷。在一些领域明显存在着很吸引人的机会，比如中国的西部地区缺水问题严重，那么在水利技术方面就有很多合作机会。另外，在农业和乳品业等方面，双方的合作潜力也很大。以色列的奶牛是全世界产奶量最大的，我当时和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会见时就和他讨论过我们可以在农业、乳业等方面进行的合作。
另外，中国制造业具有巨大的潜力，如果能把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和以色列先进的研发能力结合起来，产生的商业机会将是十分庞大的。以色列的无线宽带服务技术很强，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土地广阔的国家，可以弥补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缺乏。
《21世纪》：你个人和中国有着独特的渊源，你的父母是在中国的哈尔滨长大并相识的，你的祖父也葬在那里。
奥尔默特：你可以将我看作中国的驻以色列大使。我愿尽个人的努力，不论是以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方式，来进一步为中国进行宣传，推动以中两国的友谊，进一步深化以中两国的经贸合作。
一块圣地，一场奇迹
地中海午后的明媚阳光普照在以色列卡尔迈勒山的西麓，汽车行驶在曲折回旋的盘山公路上，那些从《圣经》时代起就在这里生长并被记录其中的树木和花草在两边崎岖的山地上无拘无束地生长。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块土地是全世界的伤痕，而在这个海风吹拂的午后，一切都显得安静祥和。
以色列北部重镇海法，一个多灾多难的城市。历史上来自各个方向的征服者如风而来，如风而去。海法北面的阿克港，亚历山大大帝和波斯人曾争雄于此，十字军和穆斯林曾征战于斯。历史学家们可以在此寻踪揽胜，发思古之幽情。
往事越千年，烽烟已逝，胜景犹存。今天，在这里海滩登陆的，不再是往昔的掠夺者或虔诚的教徒，而是西方世界里有名的跨国公司。今天，最合适这个城市风格的人也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家和企业家。
在号称世界“第二硅谷”、聚集了3000多家高科技公司的以色列，海法是硅谷的中心。在棕榈树丛掩映下，信步这片海风吹拂下的高科技中心，触目所及的尽是著名大公司的牌子——英特尔、思科、摩托罗拉、微软、IBM……
Galil的梦想
“建立这个高科技园区是我的设想，这里有很多公司都是我引进的。”Initiative ＆ Management公司董事长兼CEO Uzia Galil满脸愉快的笑容。已80岁高龄的他个头不高，满头白发，神情里带着亲切、自信和乐观。办公室里放着一幅框起来的漫画，画上这个老人拄着一根拐杖，背景是以色列的山川，旁边用英语写着“圣地上的高科技”。
Galil被誉为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之父”，由于在高科技领域领先性的开拓刺激了以色列国防工业、出口和新兴经济的发展，1997年，功成名就的Galil被授予该国最高荣誉“以色列奖”。
和今天很多以色列人一样，Galili是来自东欧的移民，他出生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1941年，当纳粹德国的铁蹄席卷欧洲之际，十几岁的Galil乘坐一艘名叫“达西亚”号的船，只身来到海法，当时他希望能在这里接受良好的教育。
1948年5月14日，“国父”大卫·本-古里安向世界宣布建立以色列国。次日，周边的阿拉伯五国联军便不宣而战攻入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国家，但令全世界震惊的是，1年后联军被击败。但随后以色列经济恶化，国家进入“严峻时期”。此时，Galil远赴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于1953～1954年在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工作，还参与了世界上第一台彩电的设计和研发小组。
“当年在美国的经历使我开始对各个国家的经济进行比较，并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一个国家的经济确实有可能在科技与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当时我们还不称这种经济形态为“高科技”(High-tech)，而称之为“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此后Galil一直沿着自己认定的这个方向前进。他先在以色列海军中服役，退役后的1957年，他成为以色列最早的大学——以色列科技学院(Technion)电子物理系的教师。
“我是当时唯一的一脚踏在学术上，一脚踏在产业上的人。”他说，“我不断寻找把我掌握的科技和商业结合起来的机会。”1962年，Galil建立了Elron高科技集团公司，并预见了以色列高科技产业成功的未来。
1966年，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即后来打开巴以和解大门，并和拉宾总理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的佩雷斯——从Galil那里得到了这样一个建议：以色列军工局(Rafael)在国防方面取得的科技成就应当和私营的Elron公司合作，建立一个合资公司，发展用于军事和民用的电脑。Elbit公司就此成立。
“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把公司再分解成有更高专业化优势而规模更小的公司，然后把它们拿到纳斯达克上市。”Galil说。1972年，根据这一思路成立的Elscint公司顺利进入纳斯达克，又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的首次。
Galil告诉记者，目前他旗下所有公司的资产总值已经超过了40亿美元。
直面困境，寻找出路，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这个人的奋斗史和辉煌史，也是以色列经济史最好的缩影。
2000年宣布从Elron退休时，Galil并未就此止步，他把精力投入到鼓励和指导年轻人身上。新成立的Initiative ＆ Management公司，宗旨就是发现并支持那些年轻人创立的、前途远大的新兴公司，将一代人的神话向下一代延续。
经济难题的解答
古称迦南的这块土地，就是《圣经·出埃及记》中所记载的“美好宽阔流着奶与蜜之地”。而当以色列复国的梦想最终实现之时，他们发现这里既没有中东其他国家所富产的石油，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也相当匮乏，一半以上的国土是《圣经》中描绘的他们的先民曾游荡其上的“旷野”——沙漠。
在以色列国57年的历史上，与邻国经历了5次战争，遭受了两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的打击，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数次使其人口总量剧增，而他们都需要食物、住房和工作。国土狭小、资源匮乏、战争、恐怖袭击、安置移民，历史仿佛在提出一道经济学难题。
对此，以色列人提交的是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整个中东经济沙漠中唯一的绿洲。以色列的国民生产总值比它的所有邻国加在一起都高，人均GDP达到1.75万美元，高于一些西欧国家。
当被问及以色列经济何以成功时，Galil并没有长篇大论，他的回答更有哲学的意味：“经济的发展总有两种推动力，一个是人们的需求，另一个是自然资源。以色列很小，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但转型总是需要的，不同的国家在寻求不同的成功路径，我们必须有一个竞争优势。像意大利并没有纺织业的优势，但他们有好的时装设计师。而我们依靠的是科技与创新。”
摩托罗拉公司的首席财务官Mike Zafirovski曾说过一句简单而直接的话：“以色列经济只不过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自然资源的反映，那就是那里人民的智慧和独创性。”
“以色列已经从农业、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传统经济，成功转型为一个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拥有在世界范围内有竞争力的电信业、高科技和农业科技产业。”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会长Yehiel Asia说。
这一转型虽然肇端于上世纪70-80年代，真正完成却是在90年代。“迦法柑橘”是以色列人餐桌上常见的水果，曾经是国际市场上的以色列标志性产品。“而我们今天出口的是高科技。”Asia说。“从1993-1996年，在以色列的出口中，迦法柑橘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比例相差不大。但现在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每年已经超过88亿美元，是前者的10倍，我们从‘柑橘经济’转变为‘软件经济’。”
Asia将经济结构转变的原因总结为：政府对于研发领域的大力支持；大量移民提供的高素质的劳动力；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的集中成为对新兴公司提供支持的基础；军事工业对民用工业的推动。
以色列贸易与工业部首席科学家埃里·奥博博士说，以政府在过去30年里做了大量工作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一是大量投入于研发的基金，建立了风险基金产业，用于研发的资金占GDP的比例达到4.5%。以色列每1万人里就有145个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
以色列Arison商学院院长Oded Sarig教授认为，以色列在世界上的比较优势是创新，以及能够迅速而且灵活地将新的理念应用于实际解决方案中。
带给以色列快速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移民。前苏联解体后，在1990～1999年之间，来自独联体国家的移民数量达到了105万，使以色列的人口总数提高了约五分之一。Sarig说，由于40%的移民都拥有高学位，他们成为高科技行业的中坚力量。
全球化压力与巴勒斯坦之痛
以色列拥有650万人口，这意味着它的国内市场非常狭小。以色列最大的公司TEVA制药集团公司副总裁阿密·艾斯顿(Amir Elstein)说，“如果要成为行业内的领导者，你必须走出去。在以色列，全球化不是一个口号，因为如果你不全球化，你就将一无所得。”
但是全球化意味着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波动的巨大影响。”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2001年的经济增长受到影响而下降，加上巴以冲突升级等因素，在2002年达到谷底。但从2004年之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回升，以色列经济又开始恢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2年评价，“以色列经济已经引人注目地经受住了重大的外来冲击。一旦全球需求开始恢复，以色列经济就有很好的机，而且会以比较短的时间，恢复到其最高的潜在发展路径上。”
全球经济的恢复和高科技行业的回暖对以色列而言意味着新的契机，而另一影响以色列经济的关键因素，却并非可以在经济领域内解决的，那就是巴以冲突和安全形势。
“巴勒斯坦起义虽然对高科技影响不大，但是旅游业受到很大冲击。在以色列有很多农业雇工也来自巴勒斯坦，受到影响也比较大。”Yehiel Asia说。
Sarel认为，以色列可以帮助巴勒斯坦发展经济，防止贫困引发恐怖主义的滋生。以色列也可以帮助巴勒斯坦吸引国际的投资，在一些地方建立贸易区，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或者在巴以边境设立工业区。他称这种做法为“经济和平”。
但是隔离墙的修建将给巴勒斯坦保持经济上的独立性造成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已经警告，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将有可能成为一个经济上难以维系的国家。普通的以色列居民不愿进入巴勒斯坦民族自治区。如果以巴民众之间不能和解，巴方极端分子进行恐怖袭击的数量和以方修建隔离墙的长度将同步上升，最终的结局，就是沙龙的“脱离接触”。
当你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巴勒斯坦控制区破败的景象，当你在特拉维夫的摩天大厦中看到意气风发的企业家指着远处的巴勒斯坦山区说，“那里就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所在”，并流露出一丝沮丧神情的时候。
当你从报纸上读到每天发生的冲突事件，从电视中看到蒙面的巴勒斯坦人愤怒地焚烧以色列国旗，而抱着孩子的妇女用怨恨的眼光看着摄影镜头的时候。
当月光照在永恒之城耶路撒冷的城墙，你看到犹太教的哭墙和伊斯兰教的阿克萨清真寺如此之近，传统的犹太家庭带着孩子在山顶上嬉戏，而你意识到同样的月光也正照在散布在四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时候。
所有这些时候你都会想到，在这块以圣地为名的数千年征战之地上，除了一场经济奇迹之外，还需要另一场奇迹的降临，那就是邻近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宽容、交往、发展，和最终永久的和平。
世界第二硅谷的成功基因
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主席兼CEO Robert Greifeld在2004年曾说，“除了‘硅谷’之外，以色列是世界上高科技公司最密集的地方。”
国际化与本地化并存
微软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建立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英特尔也在此建立了其第一个海外研发中心。思科建立的是其唯一一个海外研发基地。1974年摩托罗拉在这里设立其第一个美国以外的研发中心。
摩托罗拉以色列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Richard Buchalter是一位来自法国巴黎的移民，他已经在该公司干了30年。谈到摩托罗拉为什么选择以色列作为第一个美国以外的研发基地时，他说，1964年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在数学、电子等方面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很高的名声。同时以色列政府也通过首席科学家的机制为当时在以色列登陆的跨国公司提供鼓励。而且工程师的薪酬成本也偏低。“这些机制都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他说。
以色列公司现已发展为摩托罗拉在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
然而跨国公司并不是以色列成功企业的全部。“以色列青年在服完兵役和大学毕业后会努力创立自己的公司，而不简单地只是为摩托罗拉这样的跨国公司工作。”Technion教授Michael Stiassnie说。据调查，以色列是世界上最重视企业家和自主创业精神的国家之一。
1998年美国在线服务公司(AOL)用4.07亿美元收购了以色列的Mirabilis公司，收购前Mirabills开发的即时通讯软件ICQ已经拥有数百万的用户，而创立Mirabills的只是以Yossi Vardi为首的3位年轻企业家，他们在公司出售后都成了亿万富翁。这成为互联网世界最大的成功故事之一，也成为以色列新兴工业繁荣的催化剂之一。
但2000年纳斯达克的崩盘使网络经济的迷梦散去。事实证明以色列专注于高科技而非纯粹网络经济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也令其所受纳斯达克崩盘的影响较小，软件、医药、医疗设备、通讯等是主要的高科技产业。
RAD的中国无奈
成为以色列高科技新时代的领军人物的是Zisapel兄弟。1981年，Zohar Zisapel和他的哥哥Yehuda Zisapel一起创立了RAD数据通信公司。短时间内，RAD成为有着15家公司的大型集团，2004年的总销售量达到了5.4亿美元。现在的RAD集团是一系列独立公司的集合体，为网络和电讯产业提供广泛的产品制造和市场解决方案。
像以色列很多企业家一样，Zohar Zisapel是一个随和、不修边幅的人，他穿着拖鞋会见客人，还谦恭地在他们离去时帮忙拉开玻璃门。他似乎对一切和科技有关的东西都很着迷，在采访过程中一直摆弄着中国制造的数码相机。
“我和哥哥一起建立了RAD，”他说，“我哥哥负责高附加值产品、如数据通讯产品的销售，而我在以色列国防军中从事研发。我们考虑到可能有这样一个商业机会，即利用以色列的特殊优势在国内开发和制造产品，然后出口到国际市场上。这就是我们成功的原因。”
“现在看来这很普通，但在当时的以色列，我们的想法是非常另类的。”他说。上世纪80年代初的以色列经济，还建立在四五个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第一个产品是一种小型调制解调器，由于想法对头，一年之后我们就开始了销售，两年之后也就已经获利了。”他高兴地说。
当时公司面临新的发展方向，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Yehuda想进一步扩展海外业务，而Zohar想集中于当时已有的产品。“最后我们决定，也许我们可以建立另外一个新公司，雇用一个新CEO，他应该费神去考虑这个新公司的具体运作，而我们只支付给他薪水。”
“这是一个成功模式，此后我们做的就是重复这一模式。”此后，一旦发现现有公司已经不能适应革新的需要，弟兄俩就建立新公司。在24年时间内成立的25家公司中，只有3家最后关闭，8家在纳斯达克上市，还有6家公司出售或者和其他公司合并。这种不断建立新公司，形成一个公司集团，却没有一个控股公司，只是由Zisapel兄弟宏观上指导的公司模式和企业文化，是罕见的，但这与以色列商人精神为主导，社会人际关系紧密的风气是相契合的。
在1999～2000年中国曾是RAD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我们进入中国市场比其他以色列公司都早。1990年我就到中国寻找机会，当时中国人表现的商业思维习惯就令我非常吃惊。”但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成功后，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对RAD产品专利知识产权的侵犯现象。“当时这涉及到很多公司，后来我们就退出了中国。”Zohar有些无奈地说。
他说现在他们也和中国公司合作，但主要是出口产品到中国。
TEVA高歌猛进
和软件业的领先者RAD公司相比，以色列最大制药公司TEVA的风格和策略则迥然不同。如果说RAD的风格是专注、内敛和精细的话，TEVA制药厂给人的印象则是大张旗鼓，高歌猛进，并已经开始了大力开拓中国市场的征程。
从1901年在耶路撒冷创立的一个经营药品批发的小公司开始，TEVA如今已经发展为世界制药公司50强之一，成为美国非专利药市场的第一大公司和全美最大的药品供应商，美国每15种处方药就有一种是TEVA提供的。TEVA在北美、以色列、欧洲生产超过300种非专利药，2004年全球的净销售额比2003年增长了46%。
2005年2月，TEVA在纳斯达克排名第19位，市值是180亿美元，现在已经接近200亿美元。
“我们是以色列产业界的第一，所以我们不能允许失败，否则对经济和产业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这不仅是我们对股东的责任，也是对国家的义务。”TEVA集团公司副总裁阿密·艾斯顿(Amir Elstein)说。
“TEVA最近做出的一个关键战略决策是和中国的国内市场结合，并使中国的合作者们有能力实行TEVA对全球的出口。我们相信通过发展和中国协作和好的伙伴关系，中国将成为接下来10年间的关键发展地带。”艾斯顿说。
“现在TEVA在亚洲的机会刚刚开始，我们在印度有一个研发中心和原材料厂，我们在中国将建立的是药品研发和生产中心，战略上我们试图让两个发展很快的大国都来帮助TEVA扩展，但就生物科技而言我们实际上更看好中国。”艾斯顿说。他说TEVA的目标是利用其全球资产在中国建立有效的运作，并继续寻求和天津华立达以及更大范围内的合作机会。
当被问及他投资中国是否遇到什么障碍或困难时，艾斯顿认为一是中国的药品销售规范，药品合作和行业规范和西方不大相同，二是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保护体系，以及注册和创新制度方面的差异。
“但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不能指望世界相似，机会均等，因为如果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就将不会得到机会。如果你比其他人更快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体系，你可以成长为一个领先者。”对于投资中国的前景，艾斯顿显得踌躇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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