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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伟志 《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
在以色列访问期间，收到一些朋友的短信，叮嘱我在伊拉克一定注意安全。回北京之后，至少有三个人问过我：巴格达乱不乱？可见，很多人已将以色列与伊拉克混为一谈，究其原委，估计是在国人印象中，两者安全状况都不乐观，以致常常张冠李戴。
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也正在以色列访问，并宣布中方已将以色列作为公民出国旅游的目的地国。很多人不解：与以色列发展经贸关系，无疑是明智选择，但将以色列作为旅游目的地，中国公民愿意冒险前往吗？
但是我们看到的以色列，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庶、人民安居乐业的以色列。男女士兵荷枪实弹，但枪口都朝向着大地。他们以勇猛善战闻名，但他们更是一个理性的民族。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犹太人在其祖先的家园为犹太人赎罪，他们曾经失去过自己的祖国，其对故土的渴望和依恋，其保家卫国之勇气，远比一般的民族来得强烈。但他们知道，保卫这个“全世界犹太人的祖国”，除了武器，更要依靠教育，依靠智慧。
有人会说，你去以色列的这段时间，以巴和平进程正面临新契机，是去以色列观光的最好时期，所以你听不到枪炮声，所以你看不到血腥与暴力，但在过去几年的恐怖活动中，不是已有多名中国人死伤了吗？
我们与频繁往来于中以之间的中国商人聊天，走访了在以色列定居多年的中国人，他们也普遍认为，尽管以色列在几十年内打了四场战争，接纳了数次大规模移民，并且一直处于高度的国防戒备状态之中，但以色列的国民仍享有充分的人权和公权，社会心理预期良好，国民的声音以及快乐，并没有被国家主义所汲取。此外，以色列也是当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来自原教旨主义与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并没有摧毁也不可能摧毁国民的信心。
在相当程度上，以色列的安全状况，是因为全球自由主义新闻传媒的频繁报道而“恶化”的。媒体的爆炒，客观上导致了以色列安全问题的无限放大。作为信息和讨论的公共传递者，新闻业应使人们充分获得信息，这样的报道也在满足着社会的需要，如此造成某种“放大”，也可作为一种社会预警，倒也无可指责。
问题是，公众往往不能接触到他们所需要的多元化的、充分的、严肃的消息和讨论。比如，国内一些媒体对于以巴问题的报道，往往只说巴方死了多少平民，却很少报道以色列平民受到伤害的消息。而对冲突根源的讨论，往往只强调以色列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阻碍，甚至与极端恐怖组织一个腔调，称沙龙是魔鬼的化身。
要知道，这种言论，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官方立场、与中国政府的立场都是不一致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也一直在与极端恐怖主义做斗争吗？而中国政府则一直敦促冲突双方遵守和平承诺，并没有偏袒哪一方，但一些媒体为什么会作出极端化的处理呢？
这说明我们许多新闻从业人员的心智并不成熟，更缺乏分析能力。我们对以色列的报道，在政治上一知半解，倾向于根据头脑中的形象作出判断——美国为什么偏袒以色列？以色列不是美国的卫星国吗？——既然这样，以色列必然会对中东和平构成威胁。新闻与信息从业人员臆想的政治格局，逢美必反的非理性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思想控制，统合了国民的思维模式，使其以愤怒、拟暴力的形态表露出来。比如在网上，就有人把恐怖分子以肉体炸弹袭击以色列平民，与中国人民当年的抗击日本侵略相提并论，这是一种致命的偏离。
去以色列之前，以色列驻华使馆的商务官对我说：眼见为实。有人也许会说，你所去时间有限，你所看到的以色列，不是完整的以色列。但我相信，更多人通过媒体所了解到的以色列，更不可信。因为我从业十余年，我了解我的一些同行，他们往往操纵语言来为自己的世界观服务，形成自己喜闻乐见的公共舆论，这是一种可怕的自欺欺人。
尽管如此，中以两国之友好，乃大势所趋。以色列对当年中国人的帮助，迄今念念不忘，一直致力于帮助我们治理沙漠、发展农业。相对于以色列千百年来被排挤、被迫害、被妖魔化的命运，来自中国民众的一些误解，似乎算不了什么。倒是来自欧洲的某种不信任，更使得以色列不安。
比如2003年11月3日，欧盟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发表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以色列对世界和平构成了威胁。这一结果，立即引起以色列方面的强烈反应，以色列政府负责人指出，这一调查结果显示，欧盟对欧洲人民进行了一场“疯狂的洗脑”运动，在对以色列所谓的“政治”批评后面，隐藏的是赤裸裸的反犹太主义。
以色列外长沙洛姆认为，当时这一民意调查，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进行的，其结果歪曲了现实。以色列驻欧盟使团曾对调查结果表示愤怒。声明说，愤怒不是针对欧洲人民的，而是针对那些负责形成公共舆论的人。一个设在美国的犹太人组织表示，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反犹太主义已经深入欧洲社会，以色列今后要把欧盟及其成员国排除在未来的中东和平进程之外。
我们宁愿相信，这一民意调查结果，体现出的是欧洲人对中东冲突久拖不决的担忧。但我们从中足以看到传播对于政治的影响。不恰当的传媒态度，将给国际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些复杂的问题，对此，有关方面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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